一
对于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问题，有两种主要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罗莎·卢森堡在她去年（1913年12月）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的建议中叙述的看法，也是取消派和维护取消派的集团同意的看法，即认为：无数派别之间的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笼罩着俄国，其中最坏的派别“列宁派”最热中于制造分裂，事实上意见分歧根本没有排除共同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各种流派和派别的协议或妥协是可以达到统一的。
另一种是我们同意的看法，即认为俄国根本没有什么“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在俄国只有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而且只是在这一斗争中，一个现在已经联合了占五分之四的绝大多数俄国觉悟工人的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形成。这个联合了大多数工人的不合法的党已经召开过一些代表会议和会议，如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1913年的二月会议和1913年的夏季会议。合法的机关报是《真理报》（《Ｖéｒｉｔé》）；真理派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顺便提一下，有一位彼得堡工人在王德威尔得同志参加的圣彼得堡的宴会上也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说圣彼得堡各个工厂的工人是统一的，置身在工人的这种统一以外的只是一些“没有军队的司令部”。
在我报告的第二部分，我要陈述一些能够证明我们的看法正确的具体材料。现在我先来谈谈关于取消主义的实质的问题。
取消派集团是在191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上被正式开除出党的。然而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早在1908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就通过了全党必须执行的毫无保留地谴责取消主义的明确的、正式的决议。这一决议给取消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
（所谓取消主义，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由此可见，早在1908年取消主义就已经被正式宣布为和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流派了，它的实质就在于背弃秘密的党，用合法的党取而代之或者鼓吹这种主张。
1910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再次一致谴责了取消主义，说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
由此可见，说我们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并不太大，比西欧的所谓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意见分歧还要小，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西欧没有哪个党，确实没有哪个党能找到一项全党通过的决议，是谴责那些企图解散党和用新党来代替它的人的！！
西欧任何地方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允许人们既享有党员的称号，同时又鼓吹解散这个党，说这个党是不适用和不需要的，鼓吹用另一个党来代替它。西欧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有一个关系到党本身的生存，关系到党的存在的问题。
这不是组织问题、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党的存在问题的分歧。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和、协议或者妥协。
如果不同那些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即秘密的党），说地下组织是“祸害”，为脱党的行为辩护并且加以赞扬，鼓吹“公开的党”的著作家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建立我们的党（已建立4/5），更不可能继续建设我们的党。
在连最温和的自由派政党都不能合法化的现代俄国，我们党只有作为秘密党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的独特之处，我们的处境同实施非常法[184]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有些相似（虽然德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合法地位也比俄国现在强100倍）。我们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是由秘密的工人组织（往往称为“支部”）组成的，在这些组织的周围有相当密的合法工人团体网（保险基金会、工会、教育协会、体育协会、戒酒协会等等）。在首都合法的团体比较多，在外省往往根本没有。
有时秘密组织相当庞大，有时十分狭小，甚至只限于几个“代理人”[185]。
由于有这些合法团体，秘密组织就有了一定的掩护，并且能够在群众中广泛而公开地宣传工人团结的思想。统一全俄工人阶级的领导组织，建立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就各种问题通过党的明确的决议，——这一切自然是完全不合法的，因此要求绝对保密，要求得到可靠的先进工人的信任。
谁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或者赞成“公开的党”，谁就是公然瓦解我们的党，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人是我们党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自然，否认“地下组织”是同否认革命策略、维护改良主义相联系的。俄国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俄国，现在就连最温和的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对政府十分不满。但是他们都是革命的敌人，他们憎恨我们“进行蛊惑宣传”，还想率领群众象1905年那样进行街垒战。他们这些资产者所鼓吹的都仅仅是“改良”，他们在群众中散布一种对群众极其有害的信念，似乎改良可以同现在的沙皇君主制并存。
我们的策略不是这样。我们利用一切改良措施（例如保险）和一切合法团体。但是我们利用这些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至今还没有政治自由的俄国，这一点现在对我们要比对欧洲有大得多的直接意义。我们党领导着革命罢工，世界任何地方革命罢工的增长也没有俄国这样迅速，我们仅以5月这一个月为例。1912年5月参加经济罢工的为64000人，1914年则有99000人。
而参加政治罢工的，1912年为364000人，1914年则有647000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就产生了革命罢工，它震动千百万农民，教育他们进行革命。我们党领导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运动。我们党为了这个目的散发革命的传单和秘密报纸，即党的中央机关报。为了从思想上把对群众进行的这一切宣传鼓动工作统一起来，我们党的最高机关通过了如下口号：（1）八小时工作制；（2）没收地主土地；（3）民主共和国。在俄国目前专横暴虐、无法制可言的情况下，在一切法律受到沙皇君主制压制的情况下，只有这些口号才能根据真正支持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把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地统一和领导起来。
听到取消派说我们反对“结社自由”，我们感到很可笑，因为我们不仅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一项专门决议中强调了我们纲领的这一条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行动中利用了残缺不全的结社权利（如保险基金会），取得了比取消派大十倍的成效。但是，当有人在合法报刊上说，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能作为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题目时，我们就声明，我们党同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文人集团是根本谈不上统一的。
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即第一部分的任务是说明意见分歧的实质，我就讲到这里；可以先提一下，在报告的第四部分的实际建议中，我将准确地列举出取消派的一切违背党的纲领和决议的行为。
关于取消派脱离我们的秘密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过，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谈了。我只想指出这一过程的三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8年秋季到1910年1月。党是通过党的各项明确的正式决议同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谴责取消主义的。
第二个时期：从1910年1月到1912年1月。取消派阻挠党中央委员会的恢复，取消派破坏党中央委员会并且解散党中央委员会仅存的一个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技术委员会[186]。当时在俄国的一些党委员会为了恢复党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87]（1911年秋天）。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了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还把取消派集团开除出党。
第三个时期：从1912年1月到现在。这一时期的实质在于：占4/5多数的俄国觉悟工人团结起来了，正是团结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所设立的机构的周围。
下面我就讲报告的第二部分，从俄国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角度来说明我们党的现状以及取消派的现状。我将尽力阐明下面这个问题：群众运动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肯定了我们党的路线或取消派的路线。
二
工会也是这样。外国同志听到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谈论俄国“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正是这样谈论的），也许会以为在我国工会运动是一片分裂状态吧？
没有这回事。
在俄国没有平行的工会。无论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工会都是统一的。原因是在这些工会中真理派占了绝对的优势。
莫斯科的13个工会没有一个是取消派的。
在我们工人日历里标明会员人数的圣彼得堡的20个工会中，只有制图员、药剂师、办事员和一半的印刷工人的工会是取消派的。在其他一切工会中，例如在五金工人、纺织工人、裁缝、木器工人、店员等工会中，都是真理派占绝对的优势。
我们公开声明：如果取消派不肯断然改变自己的全部策略，不肯停止瓦解俄国大多数有组织的觉悟工人的勾当，那就不要再谈什么“统一”。
《真理报》每天都在赞扬（虽然是用暗示）地下组织并且谴责反对地下组织的分子。因此工人是跟着他们自己的《真理报》走的。
下面再提供一个关于国外秘密报刊的总结材料。在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以后，到1914年6月为止，我们党出版了5号秘密的指导性的政治报纸，取消派一号也没有出，社会革命党人出版了9期。这里不包括在俄国散发的传单，也就是在罢工、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时用来进行革命鼓动的传单。
我们党在这5号报纸中，提到秘密组织44次，取消派零次，社会革命党21次（主要是学生和农民）。
最后，1913年10月在杜马中组成了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这个党团跟取消派不同，它是要贯彻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不是破坏他们的意志。这时两个报纸上都发表了从俄国各地寄来的拥护这个或那个，即拥护护党派党团或取消派党团的工人的决议。在决议上签名拥护“真理派的”即护党派杜马党团的有6722人，而拥护取消派党团的有2985人（其中有1086个崩得工人，719个是高加索工人）。可见，取消派连同自己的一切同盟者凑起来还不到三分之一。
我们用来同取消派的口头保证作对照的客观材料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这些关于两年半来俄国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客观材料以觉悟工人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我党路线是正确的。
这里我得岔开去谈一个具体的例子，以便说明为什么我们同现在的取消派的现在的报纸根本谈不上什么“统一”，甚至根本谈不上什么“和解”。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它说明了取消派对我们党的秘密工作采取什么态度，因此我要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大家都知道，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革命的群众性罢工的发展成绩卓著。厂主企图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为了确定党对这种斗争方法的态度，我们党的1913年（注意年份：1913年！）二月会议曾经制定并且秘密发表过一项决议[188]。
在这个决议中（秘密版第11页）直接提出：“举行街头革命示威游行这个迫切的任务”。在决议中直接建议（同上）“寻找反击同盟歇业的新的斗争方法，例如意大利式罢工[189]，以及用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示威游行来代替政治罢工”。
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1913年2月的事情，也就是那个向全世界保证取消派不反对地下组织的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召开半年以后的事情。无论是从1912年8月到1913年2月这半年，无论是下一年即1913年2月到1914年2月，八月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议。绝对没有！！请你们再往下听。
1914年3月20日，圣彼得堡的厂主决定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在圣彼得堡，一天就有7万工人被赶出工厂。
我们党的圣彼得堡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根据党的决议，决定在4月4日勒拿惨案纪念日举行革命的示威游行来回答同盟歇业。
我们刊印了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份向工人发出号召的秘密传单。传单的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传单重申了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最后一句话是：
“同志们！4月4日上午11时都上涅瓦大街去。”
自然，合法的报纸《真理报》不但不能转载这个传单，甚至连主动地提到这个传单也不行。
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向工人读者，至少向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读者表达出，对这个要工人举行非法的革命示威游行的秘密号召必须予以支持的思想呢？
只有象我们平常所做的那样，采取暗示的方法。
于是在游行的那一天，即在1914年4月4日，星期五，在我们的报纸（《真理之路报》第54号）上发表了一篇不具名的编辑部文章，标题很平常：《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注：见本卷第58—61页。——编者注］。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提到“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2月的正式决议”。并以下列字句暗示了革命的示威游行：
“觉悟的工人对某些更高的具体形式〈即提高斗争的形式〉也是十分熟悉的，这些形式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试用过，只有取消派，才感到‘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1914年《真理之路报》第54号）。
俄国的警察和检察官们不知道暗示什么，但是觉悟的工人是知道的。示威游行举行了。4月4日下午出版的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谈到了这次示威游行。于是在第二天，即4月5日，我们的报纸（见《真理之路报》第55号）摘引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几段话，引文中说：
“最近几天，有人在工人中散发了大批传单，号召他们在勒拿事件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即4月4日，参加示威游行。传单上的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我们从资产阶级报纸摘引了这样一段话，法院是不可能因此就传讯我们的报纸的。结果，我们执行了秘密党的决议；组织了革命的示威游行，并且以拥有4万读者的公开报纸支持了这个工作。
取消派做了些什么呢？
我已经说过，无论是1912年8月到1913年2月这半年也好，无论是以后这整整的一年也好，他们的八月联盟没有作出任何秘密决定。
在圣彼得堡，谁也没有听说过取消派有号召在1914年4月4日采取行动的任何秘密传单，资产阶级报纸也没有提到过。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报纸的作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单如果真是发得很多，资产阶级报纸总是会知道并提到的。相反，如果传单发得很少，那么群众就不会知道，而资产阶级报纸也就不提了。
总之，取消派自己没有为组织1914年4月4日的革命示威游行做任何事情。他们在袖手旁观。
不但如此，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在第二天谈到游行时，
没有转载资产阶级报纸关于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传单的消息！！
这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这里提供一份取消派1914年4月5日的报纸（《北方工人报》第48号），以便当着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面痛斥这件事。
请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高喊要同我们党“统一”的人，愿意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竟然把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的存在，把这个委员会发出的革命的、秘密的、不合法的传单以及它组织的1914年4月4日的示威游行等事实隐瞒起来不让工人知道。
高喊同我党“统一”的人，竟然不转载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大量散发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署名的秘密传单的消息！
外国党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知道，为什么关于地下组织的问题对我们具有这么重要的根本意义。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过了一星期，在1914年4月11日，取消派报纸（《北方工人报》第5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偏偏嘲笑4月4日游行那天的《真理报》登载的那篇关于斗争的“更高级的形式”的文章，作者嘲笑说，《真理报》
“以费解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真叫人难以置信，一直否定和咒骂地下组织的取消派，竟然在合法报纸上嘲笑我们的合法报纸想帮助地下组织，但又只用了暗示的形式！！
就连我们的报纸暗示了一下“更高级的形式”，即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组织的革命示威游行，取消派便在自己的报纸上，在同一篇文章中公开称我们为“冒险家”，并且是“最没有原则的冒险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工人的挑唆者”！！
我这里有一切文件，有圣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有我们的报纸，也有取消派的报纸。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请人把这些文件全部给他们翻译出来。
我要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声明：只要有这样的报纸存在，就根本谈不上同这样的取消派集团“统一”、“和解”！！
同这样的报纸“统一”，我们就不能在群众中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了。
三
我现在来讲报告的第三部分。在探讨了肯定我们路线的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后，我想探讨一下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
我们的反对者，无论是取消派，或者是国外小集团，如普列汉诺夫集团，都爱责骂我们是“篡夺者”。他们在1912年3月的《前进报》上又重复了这种责骂。而《前进报》却不让我们答复！！我们且看看这种关于“篡夺行为”的指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
我已经说过，1912年的代表会议是在取消派破坏了旧的中央委员会以后由党的委员会成立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的。我们把秘密党的恢复看作自己的功绩，而且大多数俄国工人都承认这一点。
不过，就暂且假定我们的人数众多的（在国外集团和知识分子集团看来）反对者是正确的。就假定我们犯有“篡夺行为”、“分裂主义”等罪过。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我们的反对者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自己的工作和联合的经验来驳倒我们，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既然我们说的不反对取消派集团就不能建立党这个论断是错误的，那么希望同我们意见相左的集团和组织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证明同取消派是可能统一的，这难道不应该吗？
然而，请看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些什么。1912年1月我们的代表会议恢复了秘密党，俄国的大多数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1912年3月在《前进报》上联合起来责骂我们的有：
取消派、
崩得、
拉脱维亚人、
波兰人、
“托洛茨基分子”
和“前进派”。
“派别”和“集团”似乎很多吧？它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自己的统一给俄国工人作出一个好榜样来！！
但是到了召开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原来我们的反对者的步调无法一致。
波兰人和普列汉诺夫甚至拒绝参加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甚至在党员资格的理解上都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所以，如果现在普列汉诺夫集团或罗莎·卢森堡，或其他任何人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我们就回答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自己试一试同取消派在确定党员资格的问题上“联合起来”吧，不是口头上的联合，而是实际上的联合。
其次，“前进派”参加了八月代表会议，但是他们又退出了会议，并且提出抗议，揭露了这个会议的虚幻性。
现在，在1914年2月，即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召开了一年半以后，又举行了拉脱维亚党的代表大会。拉脱维亚人过去一向是拥护“统一”的。拉脱维亚工人曾经想和取消派在一起工作，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而是用行动、用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有了一年半的经验，拉脱维亚人虽然仍旧严守中立，可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声明退出八月联盟，因为
——拉脱维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写道：
“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现在谁愿意再取得“同取消派联合的经验”，可以听便。但是我们要声明，只要取消派不坚决停止执行他们的取消主义路线，和他们进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无论托洛茨基集团，或者以自己的领袖阿恩为首的高加索人，以及一些取消派分子（如“艾姆－艾尔”），在创办了独立的《斗争》杂志以后，实际上都脱离了八月联盟。这个杂志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昨天的取消派集团的这个杂志用自己本身的存在，用自己对取消派的机会主义所作的批判，用自己脱离取消派的行动证明了，用行动、用经验证明了同取消派是不可能统一的。
只有当取消派决心彻底抛弃自己的全部策略并且不再作取消派的时候，才有可能统一。
下面我就来谈谈这种“统一”的明确的正式的条件。
四
我们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使我们党有可能同取消派“统一”的实际的具体的条件如下。
1.必须最坚决地、毫无保留地确认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关于取消主义的全党决议正是适用于取消主义的。
为了使俄国一切觉悟工人相信这种确认是真正严肃的和彻底的，为了不让任何模棱两可的态度有存在的余地，必须承认，谁要是（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秘密组织，说它是“死尸”，说它是不存在的，说恢复它是一种反动的空想等等，——总而言之，用任何方法来贬低“地下组织”的作用和意义，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里。
必须承认，谁要是（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鼓吹秘密报刊”，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只有真诚地竭尽全力协助秘密报刊和秘密传单等工作发展的人，才能成为秘密党的党员。
必须承认，谁要是在当今俄国用任何形式鼓吹“公开的”（即合法的）工人政党，谁要是提出“公开的党”或者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因为“公开的”工人政党在客观上也就是沙皇君主主义的工人政党。
必须承认，谁要是用任何形式（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革命的群众性罢工（即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同革命鼓动工作结合起来的罢工），反对革命的群众大会和街头的游行示威，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例如，在合法报刊上谴责工人的“罢工狂热”或者“斗争的更高级的形式”（＝游行示威的合法的别名），就属于这种不能容许的、攻击领导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党所进行的革命工作的行为。
必须承认，上面指出的种种背离社会民主党路线而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现象，正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的所作所为。
2.必须承认，谁要是用任何形式（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宣称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对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是不适合的或不大适合的，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成为秘密党的党员，这些口号是我们党的纲领所通过的，而且是当今俄国特别迫切地需要的，因为在当今俄国，沙皇君主制已经把沙皇形式上承认的宪法变成了对人民的嘲弄。
必须承认，鉴于自由派的报刊在群众中大规模地散布改良主义思想，把政治自由和沙皇君主制加以调和的思想，以及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是不必要的、有害的和有罪的思想，——有鉴于此，必须进行争取象结社自由这样的立宪改良的鼓动工作，而且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仇视自由派改良主义者的宣传的，并且把这一鼓动工作同解释和传播共和国的口号，即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冲击的口号密切地联系起来。
3.必须承认，我们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部分同其他的党结成联盟或同盟，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都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崩得和取消派违反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没有取得该党的同意，也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准许，而同非社会民主党的“波兰社会党左派”结成的联盟，就是这种不能容许的联盟。
杜马代表亚格洛，作为这个非社会民主党党员，只能是我党杜马党团的支持者，而决不能成为这一党团的成员。
4.必须承认，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区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它要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用当地无产阶级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
必须谴责崩得的犹太民族分立主义，他们直到现在还是不顾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和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重申上述决议的决议，拒绝执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各地实行各民族团结的原则，即1898年以来在高加索经受了光荣考验的原则[190]。
5.必须承认，已经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否定了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要按民族划线分裂工人，鼓吹精致的民族主义，这个要求是同党的纲领相抵触的（改头换面的民族文化自治，即所谓“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也是这样）。
我们党的一切地方的、民族的或专门的组织（其中包括杜马党团）所通过的决议，凡容许民族文化自治原则的，一律撤销；必须承认，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准许而恢复这些决议者，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6.党的一切组织、党的各种文字的一切出版物应该立即号召各派社会民主党工人迅速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也就是在各地成立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织和小组，或者，在已经有这些组织的地方就加入这些组织。同时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派别”实行联邦制或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承认少数忠诚地服从多数的原则。1913年以来工人团体给各派报纸捐款次数，应该被合法报刊当作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对比最精确的（尽管是近似的）指标。因此党的一切出版物应公布这种数字，并且建议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采取各种实际步骤时以这些材料为依据。
在确定党员资格的问题上，必须承认，只有加入秘密的支部、小组或其他组织（无论地方的、工厂的、区的组织或合法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只有进行布置会议、讨论党的决议、散发秘密出版物等秘密工作，——只有这些才是确定党员资格时必须考虑的。
一切集团和“派别”必须立即发出关于这一点的十分明确的秘密通告。
7.必须承认，绝对不允许在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地方有两种互相竞争的报纸。少数派有权在全党面前，在专门创办的争论性的杂志上，讨论有关纲领、策略以及组织的意见分歧，但是不得在与对方竞争的报纸上发表破坏多数派的行动和决议的言论。
鉴于彼得堡的取消派报纸主要是靠资产阶级而不是靠无产阶级出钱维持的，它的出版违背了圣彼得堡的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十分明显和不可争辩［注：据取消派在自己的报纸（1914年6月13日《我们的工人报》第34号）上的统计，圣彼得堡有72％是真理派，28％是取消派。这个奇怪的数字不是根据工人团体的数目，而是根据工人和资产阶级所捐的卢布的总数得来的，这就是说，1万个每人捐10个戈比的工人，就等于1个捐1000个卢布的资产者。事实上，从1914年1月1日到5月13日，圣彼得堡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024次，给取消派捐款308次，即分别占86％和14％。］的多数的意志，它们进行的无视多数人意志的宣传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必须承认，立即停办这一报纸，同时创办一份争论性的杂志是必要的。
8.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整个民粹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极其明确地和无保留地肯定这些决议。
必须承认，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任何民粹派）无论是建立联盟或同盟或订立暂时协定去反对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必须直接地、无保留地谴责彼得堡的取消派，因为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八月代表会议”上也没有宣布社会民主党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任何新的方针，在选举保险机关时却一贯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盟和订立协定来反对彼得堡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
必须承认，著名的取消派分子和维护取消主义的集团中的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等）同在圣彼得堡《同时代人》杂志上鼓吹“旧的派别界限毕竟消除了”，“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到哪儿为止，民粹主义从哪儿开始”（《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第76页）的社会革命党人结成撰稿联盟，是不能容许的。
凡不仅仅是为了在资产阶级出版物挣钱而为上述刊物撰稿的写作者，如果愿意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必须退出该杂志撰稿人的行列，并且声明自己退出该杂志。
9.鉴于某些单独的国外集团，未受俄国国内任何党组织的任何委托，未同任何组织取得任何协议就进行活动，对俄国的工人运动起了极大的瓦解作用，必须承认有必要作出如下规定并付诸实施：一切国外集团，毫无例外地只有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才能同在俄国国内进行活动的组织发生关系。
凡是不服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心即中央委员会的国外集团，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就单独同国内发生关系因而起了瓦解作用的国外集团，都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
应该用国外捐款在国外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争论性的杂志，以便全面地、不受书报检查地讨论有关纲领、策略、组织等问题。
必须确认和无条件地执行党章（第3条）的规定：只有“经批准的党组织有权出版党的出版物”。
10.必须承认，中央委员会伦敦会议（1908年1月初）一致通过的决议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的，这个决议说：
“在整个目前形势的要求下加强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应该本着伦敦［注：即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和斯图加特的［注：即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进行，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在原则上承认工会的中立即无党派性，恰恰相反，而是要不断努力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靠近社会民主党。”
必须承认，在工会中进行反对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鼓动工作，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取消派应保证不号召大家不服从工会理事会，保证忠诚地服从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决不建立分裂的平行的工会。
对待任何工人团体如各种俱乐部等等的工作也应如此。
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加入每个工会、文化教育协会等等组织内部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这些支部必须执行秘密党的决议。
必须承认，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为反对按照民族特征划分工会。
11.必须承认，在报纸上反对圣彼得堡工人选出的参加保险机关（全俄保险理事会、首都保险会议等等）的代表团，以及号召大家不服从它的指示等等，——都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承认，这个工人代表团所批准的保险纲要是必须遵守的。
同工人保险代表团的正式机关刊物（《保险问题》）竞争的《工人保险》杂志[191]必须停办。
12.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承认，为已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否定的民族文化自治进行鼓动工作是不能容许的。
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应保证不破坏每个城市内只有一个统一的跨民族组织的原则，决不能在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内以民族划线分裂工人。
13.国家杜马的6名代表（齐赫泽党团）以及布里扬诺夫代表必须承认上述一切条件。
齐赫泽党团应该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收回它所宣扬的“民族文化自治”（以及改头换面的提法：“建立……机构”）。
齐赫泽党团应当承认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承认有义务遵守党的一切决议，承认中央委员会的否决权。
注释：
[183]这是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指示。报告底稿有两种，一种是列宁的手稿，另一种是伊·瓦·克鲁普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的誊抄稿，经列宁作过修改。两种底稿都不完整，现在的报告是根据两种底稿整理而成的。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56—459页。报告的另外一些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91—295页和第320—328页。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12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参看注54）。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而不是法官，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
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以及归附于它的一些组织——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集团；“前进”集团；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波兰社会党—“左派”。
布鲁塞尔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会议开幕时便宣称，各派在俄国国内的力量强弱，是与统一不相干的统计学。王德威尔得则说，国际不容许把一切归结为数字和谁是多数的争论。会议根据卡·考茨基的建议批准了下述议程：纲领分歧；策略分歧；组织问题。王德威尔得还声称，会议将就每项议程通过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坚持会议必须听取各代表团的报告以及它们分别提出的保证统一的具体条件。会议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
阿尔曼德在7月17日上午会议上用法语宣读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人不让她读完报告全文。她只读了报告的一部分便不得不转到统一的条件问题。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原来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立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生了动摇，投票赞成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以及高加索区域组织的代表则在会后组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这一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377。
[184]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80。
[185]“代理人”是从工人中推选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先进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和波罗宁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提到了建立代理人制度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和第24卷）。——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