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紧追穷寇——从政治报到人类共产党,贯穿始终的组织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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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机会主义小组反对人类共产党的成立,歪曲革命导师的理论,把民族凌驾于阶级之上,恰恰是符合他们小组利益至上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南亚次大陆的丛林,还是南海小岛菲律宾的风雨,都无法阻挡无产阶级的革命,都适用于政治报建党路线。只要坚持路线斗争,没人也会有人,没枪也会有枪,反之革命的党,革命的组织就会屡屡遭到破坏。并且成立由各个地方联合组成的人类共产党必会有利于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大联合是无法阻挡的,必将实现的
2、机会主义者吹捧印度的机会主义者的说法,将叛变投敌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实力强大,即外因论和唯武器论,忽视是印度革命当前的困境是路线错误,没有进行坚决的路线斗争进行政治划分的结果,不敢鲜明的指出印度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这同他们的泛左翼茶话会的本质是一致的。而他们同样对马列毛主义者提出的人类共产党进行大肆攻击,用不能没有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上的制度来反对马列毛主义者通过各国总支部联席会议通过长期路线斗争锻炼出的自觉的领导核心——人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锻造出的互相监督造反的手架,这实则暴露出他们主张的不是建立工业化革命组织而是小组合成党的手工业路线,更是他们极度抗拒路线斗争害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融化在统一的无产阶级党性之中的体现。

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必然使机会主义者在新的问题上暴露无遗。最近大群提出人类共产党的设想后,不出意料就炸出了如东风、野火之流的一系列机会主义组织跳出来反对。大群对于人类共产党的设想中所蕴含的组织哲学本质上是和政治报路线、列宁建党理论一样的,即:一个党解决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关键,也即是全人类革命势力解决各国机会主义势力的关键。而恰恰就是这一点踩了这些机会主义组织的尾巴,他们对人类共产党设想的责难就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的手工业小组合成党路线打掩护,他们既然小到自己组织内部都不愿意进行工业化组织建设,那么大到国际共运就更不可能支持工业化组织建设。从对于一国革命的分歧到对于国际共运的分歧,泾渭分明地展现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一个党要怎样解决内部的机会主义?关键在于用工业化的方式鉴别其组织成员,有继承性地保证自觉势力领导。政治报就是这样一种对人筛选、划分、改造的组织脚手架。除了政治报义务劳动,还有一个试金石是路线斗争,凭借历次路线斗争的表现划分出自觉同志、原则正确同志、自发分子、机会主义分子,从而进行相应的人事安排,具体到人地对机会主义进行夺权。只有这样从人的层面着手才会从根本上解决机会主义问题,否则脱离进行再多见物不见人的理论教育、批评学习,就只能是隔靴搔痒。战胜机会主义的能力本质上就是自觉势力重建党组织的能力,只要有一批随时能够重建党组织的力量(需要有能够独立主导党组织重建的自觉同志,和长期挖掘各级组织中能够启用的新鲜血液),那么出再多次机会主义者都不怕,就算被机会主义篡权也只是暂时的,党组织随时能进行再生产。

如今印度革命的困境的根源正是没有履行好上述的政治报路线。东风首先就是从印度革命来说事的,他们举了索努这个投降了的印共毛政治局委员为例。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正是因为印共毛的组织路线不注重对人的筛选、划分、改造,所以能够长期容纳机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思想,索努就是这种机会主义势力的一个具体体现。但是东风却质疑“一个打了三十年硬仗的人,为什么会在2025年突然变得‘思想不纯洁’、变成了机会主义者?”按照东风的逻辑,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打了三十年硬仗的人”也毫无道理变成走资派。东风是根本不考虑人的思想是怎样再生产的,马列毛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怎样,不在于他一开始思想怎样,而在于他的物质基础怎样,这是内因,是思想的活的源泉。索努也许是一开始革命,后来立场退化的;也可能是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者,长期潜伏——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了印共毛的赤化能力不够,既鉴别不了敌我矛盾、也改造不了内部矛盾。一个革命新芽就算加入组织的时候有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残留,但是如果革命组织的赤化能力强,那么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都能得到改造、革命思想能够持续保证;反之,就算加入的时候十分有革命的热忱之心,但是如果手工业严重、组织界限不清,不仅革命之心无法保持,还会退化,实际上东风这些手工业沙龙组织已经上演过很多次这种事情了,他们自己就在不断地进行机会主义思想再生产。

东风接下来又抛出唯武器论和外因决定论。他们说:“真正的物质根源,恰恰在于现代高科技国家机器的降维打击……他们的叛变,是极端恶劣的物质生存条件在头脑中扭曲反映的产物。”战争成败的关键从来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主要在人,而不是枪。统治阶级虽然军事上强大,但是组织上是腐朽的、衰亡的;无产阶级虽然军事上弱小,但是组织上是先进的、兴起的。那么通过反复的运动战对敌消耗和歼灭,统治阶级有枪也会拿不起来,无产阶级没有枪也会有枪。印度同志要思考革命有没有希望,也是从发展组织、培养党员的角度考虑,这要看到人的因素,就不会有真正的绝望。东风恰恰没有想过的是,为什么印共毛从建党时期有两个党的资源(印共毛建党是由两党合并而来),反而越搞人越少。我们知道,只要路线对了就算没有人也能有人,路线不对,有人也会丢掉,印共毛正是属于后者。按照东风的说法,机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机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能被凭空逼出来,剖析到这里就很清楚,他们说的“极端恶劣的物质生存条件在头脑中扭曲反映的产物”根本就是人性论的变体,人性论就喜欢说什么,“不要考验人性,人在极端环境下什么都做得出来”,说“人性本恶”,而东风的潜台词就是“人性本机会主义”。那么过去中国革命时期红军遭遇更惨烈失败的情况都比比皆是,为什么反而诞生了“井冈山精神”、反而突出了红军士兵的革命性呢?搞革命当然不是当清教徒,维持立场不退化是有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的。以前的红军是因为具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所以能够正确应对逆境;现在的印共毛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所以面对逆境就把问题暴露无遗。“人性本机会主义”根本就是十足的谬论,是东风发明出来回避讨论组织性质的。

马列毛主义者通过对印度革命解剖麻雀,能上升到一个一般性原则是:对于路线的错误认识会在世界上的各种革命组织不断产生,纵观上世纪国际共运走向低潮,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际共产党,则不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手段遏制问题从内部矛盾发展为敌我矛盾。野火说:“问题从来不是什么‘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而是有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后方来保障国际共运”,但事实是,上世纪许多他国革命党活动的时期,中国并未变修,但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却对他们爱莫能助,看着其他国家革命走上机会主义路线时只能干瞪眼。需要一把能把革命能动性伸到他国的“扫帚”,这把扫帚就是人类共产党,它搭建起各国革命力量相互监督造反的脚手架(一开始建立各国总支部联席会议,经过反复的路线斗争、新陈代谢,最终巩固出人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条道路应该造就的理想是,挖掘各国党内革命力量、识别机会主义力量,保证各国党组织都有自觉力量领导,并且通过将各国总支部的路线斗争从个别上升一般、一般推及个别,把各国路线斗争的成果随时统一到全世界。由此提高全世界革命的水平,进而发展到各国革命力量都有建立国际中央组织(总支部联席会议)的能力、都有重建世界革命的能力,做到世界革命杀不完。这本质上还是工业化地保证自觉势力的领导具有继承性,与前述党建路线是一致的。

对于托派无产阶级多党制的批判也许是广为包括东风、野火在内的泛左翼早已知晓并且在口头上认同的,无产阶级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党只会有一个而不会有多个。但是这个道理换成“人类只能有一个共产党那就是人类共产党”,就把东风、野火的机会主义本性给炸出来了。这反映了他们本质上还是和托派的多党制路线同质,并且不会按照无产阶级党性的世界观去看新问题。他们对于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维系,本质是对他们自己的派性的放大。

在这个问题上,野火还拿着民族自决权说事,他们说:“列宁同志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伟大论述也不知被大群的写手们丢到哪个马桶里去了”,又说布站设想的人类共产党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个说法更加暴露他们的本质。首先,民族自决权这个概念是用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而不是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最爱把苏芬战争说成“侵略”,体现了他们抹煞社会主义政治行动和帝国主义政治行动的质的区别。野火把用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概念硬要套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就和那些污蔑苏芬战争的反革命观点一样。其次,列宁在讲民族自决权时恰恰用了大量篇幅强调了无产阶级只是有条件地承认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即民族权利必须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从马列毛主义来看,建立人类共产党只会更加有利于各国的一国革命胜利而不是阻碍,就像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只会更加有利于民主革命而不是阻碍。托陈取消派因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把领导权拱手相让给资产阶级,野火和托陈取消派在哲学上是一致的。野火指责布站是取消主义,实际上自己才是取消主义。国际中央组织(总支部联席会议)的关键任务,就是培养下级组织的独立主导革命的自觉能力,不仅是独立主导一国革命成功的能力,甚至是作为人类共产党临时党中央重建世界革命的能力。野火不谈如何保证各国共产党由这样的自觉力量领导,那么其对于一国革命成功的愿望只能是空谈。

东风和野火疯狂维系国际共运的小组状态,本质上还是要为自己的手工业小组合成党路线辩护。东风说:“大群派的另一大荒谬,在于其刻舟求剑的‘经验僭越’。“经验僭越”这个词是为了巩固小组状态而提出的。无产阶级就是要逐渐消灭“自扫门前雪”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仅要允许任何超出“分内工作”的相互监督,而且还要大力提倡任何基层同志自觉关心整个革命。而野火热衷于类似当前印共毛和菲共毛组成的国际革命经验交流组织,实际上也是在推崇小组合成党路线,他们要的不是有明确权力关系的能战斗的组织,而是泛左翼茶话会。他们对于民主集中制只有空想,他们长期所鼓吹的“无条件集中制”就是一大体现,这次他们的文章不出意料再一次兜售这一货色。他们说“他们所谓的‘一开始暂且不设立中央委员会’,本质上是对马列毛主义建党原则的彻底背叛。没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没有铁一般的纪律,所谓的‘统一领导’不过是纸上谈兵。他们幻想通过所谓‘自觉力量’进行‘反反复复的路线斗争’来自然形成中央。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幼稚病,更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野火还是这一套,把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归结于绝对的权威和纪律,不在人这个组织内容物上下功夫。野火寄希望于名为“中央委员会”的形式挂牌机构,既体现了他们“无条件集中制”是空的撑不起来,也体现了他们和手工业小组合成党没有区别。大群所提倡的人类共产党路线和野火所鼓吹的所谓“无条件集中制”有本质不同。人类共产党路线的一个重要作用,恰恰是为了对抗“无条件集中制”式的左倾官僚主义。以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指导,王明等机会主义者又拿着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拿着鸡毛当令剑。各国党总支相互磨合、路线斗争就是为了避免联席会议用错误的不成熟意见指导各国革命;到了有完整的人类共产党党中央,有成熟的民主集中制框架供各国向上反馈意见、罢免不合格的领导者,王明这样的人更加难以在领导岗位上长期窃据了。

总而言之,从各国用政治报路线挖掘自觉力量,到人类共产党挖掘各国自觉力量,这是直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胜利的一条贯穿始终的要义。在当下中国,需要走东风、野火这些机会主义组织的反面,通过地下政治报的义务劳动搭建起工业化革命组织,不断赤化,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有能力支撑全国地上到地下的赤化,再到开拓地上根据地、在地上扩红。在印度,印度的自觉同志也必须在如今党组织受到严重瓦解的关头站出来,用路线斗争划分党内革命力量和机会主义力量,完成党内力量的新陈代谢,借此重建党组织。如果没有这种重建党组织的力量,那么印共毛迟早会被内部的叛徒卖完。真正汲取了经验不想使印度革命这种惨剧在各国重演的人,必然是会认同人类共产党设想的必要性的。有了人类共产党,如中国的东风、野火和印度的索努等机会主义者必然更加无所遁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