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对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张

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体系正陷入深重危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危险正日益逼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越来越成熟,然而革命的主观条件却还很薄弱,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缺乏成熟的领导力量!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要提出我们对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张:

一、怎么办?

1、通过政治报路线建立先锋队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普适的组织路线

各国情况不同,那么在各国具体的革命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马列毛主义从来是反对搞本本主义的,任何一个马列毛主义者都必须抓住马列毛的基本原则,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具体革命办法。

但具体方法虽然可以有所不同,基本原则却是要抓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的革命性质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是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的。无论在哪国都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来领导革命,而先锋队作为组织,就必须要有基本的组织路线。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反对一切打着反对本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反对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组织原则、组织原理的一切歪曲行为。马列毛主义先锋队的组织路线,就是政治报路线,在全世界具有普适性、对全世界的先锋队组建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先锋队,都必须继承列宁的政治报路线,通过革命义务劳动的脚手架,来搭建起集中统一、具有严格纪律和严密组织及分工的,工业化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能在地下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下革命家组织+行业革命家组织的先锋队(行业革命家组织是指扎根于各行各业群众中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是整个地下革命家组织的一个子集,没有“行业革命家”与“地下革命家”的区分,“二者”往往是同一人。把“行业革命家组织”单单拎出来说,是为了体现地下革命家组织与群众的结合方式,即完整的先锋队必然是与群众广泛结合的)。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战胜高度工业化的、具有强大组织力量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

这样一条组织路线,在全世界都是普适的,不通过政治报路线建立先锋队,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领导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

以改良主义、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为主要目的的组织都是机会主义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他们不通过义务劳动、革命纪律、路线灌输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不通过建设先锋队来将无产阶级充分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只通过经济利益来让无产阶级隐忍,不能带领无产阶级取得解放自身这个最根本的政治利益。他们通过使资产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来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2、建立先锋队必须坚决反对“小组联合建党”错误路线

“小组联合建党”路线是与政治报路线背道而驰的错误建党路线。“小组联合建党”路线就是把各个泛左翼小组、或者各个宗派,或者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通过谈判、妥协、瓜分党内职务来形成一个大杂烩式的、小组联合体式的党。这样建立起来的党必然在路线上和机会主义妥协,必然在党内形成各个机会主义山头,必然不能克服小组习气形成集中统一的党,从而也就必然不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政治报路线则是通过像政治报这样的统一的革命脚手架,形成依靠革命义务劳动、组织纪律、政治灌输以及最关键的——路线斗争进行筛选纯化的统一的赤化链条,通过统一的赤化链条建设集中统一的先锋队。在政治报路线下,任何人要加入,都必须解散原来的组织、宗派,以个人身份加入到统一的革命脚手架中,通过赤化链条彻底清算和抛弃过去可能存在的小组习气和错误路线,全心全意接受正确路线的领导和革命的组织纪律。这样建立起来的党才能克服小组习气、战胜机会主义山头,防止机会主义路线篡权,才能贯彻正确路线,真正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列宁创立政治报路线正是为了克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小组状态。然而在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时,却因为缺乏经验一度与小组联合建党路线妥协,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二大上除了通过政治报路线集结起来的”火星派“,还邀请了很多“左翼”小组来“联合建党”,结果这些小组就和火星派中的动摇分子联合起来兴风作浪,疯狂进攻列宁的正确路线,导致通过错误党章。列宁派虽然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最终占了多数,但二大后由于“少数派”(即各小组与火星派动摇分子联合起来的集团)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大搞山头主义,最终列宁丧失了对火星报的控制,中央委员会也完全无法履行领导职责。直到列宁派(布尔什维克)独立建党,才最终完成了建立先锋队的任务。

缴枪投降、堕落为地主资产阶级党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就是由众多“毛派”小党合并产生的,始终不能有效开展路线斗争、克服党内的机会主义山头,最终导致党的机会主义蜕变。而尼泊尔现在反对尼共(毛)修正主义的党还在走小组联合建党的老路:尼共(革命毛主义)和尼共(布尔什维克)的合并需要12人协调委员会8个月时间,而且也只是到了国际劳动节集体合影的程度,后续还有剩余进程。通过这样漫长的谈判妥协建起来的党,很难有真正的革命战斗力,很难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前身组织也是由各个小组联合建立起来的,而最终建立印共毛,也是两个组织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合并而成的(后来又合并了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而合并的过程是:“经过了两党的高层代表团的讨论,再由两党的联合中央委员会会议确定成立的”——也即是通过谈判妥协建立的,而不是通过路线斗争,不是通过统一的革命脚手架、统一的赤化链条建立起来的。须知路线斗争是无法调和的,路线斗争不是生意人做买卖大家各退一步然后取个公约数。谈判妥协、小组联合,只能导致党的路线不纯,导致党内存在机会主义山头,导致党内路线斗争不力、无法真正实现集中统一。这正是印共(毛)如今遭受严重挫折、党内投降派猖獗,众多高层和重要领导投降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想要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坚决反对“小组联合建党路线”,而坚决贯彻政治报路线!

3、先锋队领导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是当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普适的革命道路

当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和被其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反帝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近百年的革命史充分地向我们证明:只有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革命是物质的运动,先锋队要想带领无产阶级走向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组织起能战胜资产阶级(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战胜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以下不赘述,用资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个物质力量就来自于人民。

革命是暴力的革命,不通过革命武装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专政力量,无产阶级就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对和平过渡的幻想,都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背叛,最终必然沦为资产阶级的走狗。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就是人民战争。

今天,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半殖民地国家,世界各国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普遍形势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多个方面,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些方面扭转力量对比,才能推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物质力量来源于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和专政力量,即资产阶级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掌握了社会生产,获取了巨额财富,他们掌握军队、警察等暴力部门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以此为基础来强迫无产阶级为他们劳动,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尽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但无产阶级只有被压迫剥削的自由,没有革命造反的自由,全球无产阶级都处在一种极度无权的状态当中。

马列毛主义者坚定地拥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础,最强大的物质力量正是无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只是通过专政压制了这部分力量,但当无产阶级充分地组织起来,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时,资产阶级维持自身统治的一切物质基础都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本身蕴含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却因为处于无组织、不觉悟状态而能够被资产阶级逐个击破,因此,凝聚起无产阶级强大的物质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自觉的革命组织。

政治报路线指出要通过先锋队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即由地下革命家组织(党)进行集中领导,广泛地发展各类地上群众组织,通过地上向地下引流的方式将先进群众发展进党,培养成自觉革命者,同时就要发展革命武装斗争,逐步摧毁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这一赤化链条就无法持续发展。不断发展赤化链条,则革命力量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党的领导组织起来,人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了充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能建设出强大的革命武装,可以组织生产,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与资产阶级展开全面武装斗争。资产阶级的一切优势归根结底是由无产阶级创造的,无产阶级自觉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就会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无产阶级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要打革命的持久战。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扭转力量对比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要描述这个发展过程,就需要抓住其本质,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从这个力量对比出发,可以对革命进行三个战略阶段的划分,即:整体上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阶段,局部上出现我强敌弱的战略相持阶段、整体上我强敌弱的战略反攻阶段,这个划分在各国的革命中是一个普遍规律。

因此先锋队领导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是普适的革命道路。但世界各国要根据具体社会性质、力量对比制定不同的具体战略战术,不可照搬他国的经验。

一般而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应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则应首先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即首先建立遍及全国而不是局限于局部地区的,集中统一,能够领导统筹全国斗争的地下组织),在其领导下发展全国一盘棋的武装斗争,实现全国一盘棋下的武装割据,逐步改变力量对比,最终发起战略反攻摧毁资产阶级专政。

必须摒弃过去长期被当成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路线的所谓通过长期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再等待时机发动暴动起义夺取政权的错误路线。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不开展革命武装斗争,资产阶级专政就不会被削弱、被摧毁,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得不到发展。长期合法斗争,就触动不了资产阶级专政分毫,所能发展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所允许的合法斗争力量,即工联主义、议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根本不同的质,这种力量积累再多,也根本不可能去发动暴动起义夺取政权。这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史所充分证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能成为上述错误路线的依据。十月革命绝不是靠合法斗争积蓄力量然后在彼得格勒一次暴动而取得胜利的,而是布尔什维克党通过长期非法的地下斗争,包括1905年革命以来的武装斗争,积蓄起革命力量,才能抓住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武装夺取政权,而且在夺取政权后也通过了三年革命战争,才最终取得胜利。诚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和平斗争和战争两条腿走路,但最跟本的,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革命战争,也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俄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却片面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基本上都长期陷于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泥潭,只靠和平斗争这条腿,消极等待机会,结果就是即使帝国主义战争来了也抓不住机会,或者是还没等来机会就自己修掉了。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也必须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才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必须反对照搬他国经验,把一国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贯彻政治报路线,都要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但是具体战略战术,具体的革命办法,都一定要将革命的基本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经验,不能把一国经验当成神圣不可违背的经书。当今世界上以支持秘鲁共产党的面貌出现的“贡萨罗派”,以及他们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就存在把秘鲁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强行要各国照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也是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反对的。

二、当今世界缺少成熟的马列毛主义革命力量来领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1、现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诸势力批判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正是贯穿近200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决定革命成败的两条路线斗争。而在当代,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表现为马列毛主义和形形色色现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只有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牢牢掌握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才能在21世纪掀起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胜利。当今世界有许多打着共产党、左翼、革命、甚至是“马列毛主义”旗号的组织,他们根本上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组织,欺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维稳的帮凶。下面就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势力进行简要批判。

打着社会主义国家招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1976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后,世界上就已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还剩下的“共产党”执政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都是已经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权力,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中国已经成为参与世界争霸的社会帝国主义大国。他们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只有反动的作用,这些国家本身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苏修余孽
20世纪后半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路线斗争,就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把苏联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在国际共运中全面推行现代修正主义,大搞改良主义、“和平过渡”、把国际共运当成与美帝争霸的工具、操纵傀儡、争夺势力范围。当时,在中苏论战中追随苏修的各党,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党。在苏联解体后,这些党仍旧秉持现代修正主义,虽然不少仍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但早已沦为议会党、改良党、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小跟班,资产阶级维稳的帮凶。其典型者如法共等欧洲共产党,俄联邦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
教条派修正主义
毛主席逝世后,曾经在反对苏修斗争中和中共结盟的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始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盲动,他们理解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是捍卫斯大林这个偶像,否认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存在缺点,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否认需要发动群众继续革命,而只把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复辟看成是帝国主义外部渗透和少数间谍、叛徒造成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修正主义,也是为篡夺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霍查集团和苏修其实是一丘之貉。如果说苏修是从右的方面修正斯大林,霍查集团则是从“左”的方面修正斯大林,把斯大林当成他们拉大旗做虎皮的神像。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也必须严肃地总结和吸取,引以为戒,以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更好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提出了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的理论、进行了文革的实践,把马列主义发展为了马列毛主义。而霍查集团就是把斯大林错误的方面奉为不可动摇的教条,他们捍卫和奉行的不是斯大林正确的方面,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错误的方面,从而发展为教条派修正主义。这也最终导致了霍查集团的覆灭。霍查集团覆灭后,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党追随霍查路线,这些党抱残守缺,无非沦为小资产阶级左翼膜拜神像的小宗派,根本不可能领导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
托洛茨基派
托派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以“左”的面目出现的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反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中国革命,反对马列毛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们在组织路线上反对政治报路线,反对民主集中制,使其组织经常陷入无限分裂;他们在革命路线上反对人民战争,喊着革命的口号,干的却无非是工联主义和议会斗争。托派的机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往往是从左倾冒险到右倾投降左右横跳,充满了投机性。托派主流也早已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改良政治势力,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忠实参与者,其他少数派则沦为毫无力量的小宗派。
无政府主义派
无政府主义派在当代人民群众及“左翼”反抗斗争中曝光率颇高,许多大规模抗议和群众运动中,都有其身影或受其影响,比如“安提法”(反法西斯)运动在欧美抗议运动中的活跃,比如2010年代“占领华尔街”等占领运动,比如对库尔德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等。然而无政府主义在当代的实践结果,也充分证明其根本弱点:当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在政治上就是搞冒险冲塔或激烈街头运动,制造影响力,在组织上就是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形成持续的、可以抗衡资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欢发泄,而无法战胜资产阶级专政取得革命胜利,是一条死路。比如曾被广泛瞩目,被许多“左翼”、无政府主义力量寄予希望的库尔德“罗贾瓦公社”,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改良,根本无力实行彻底社会经济改造,没有实质触动当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其领导层反而投靠美帝,对叙利亚反动势力大搞妥协投降,在土耳其和叙新反动政府进攻下节节败退。
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的投降派和机会主义派
当今世界上也存在一些打着“毛派“、”马列毛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组织。判断一个组织的性质,关键不是看其说什么,而是看其做什么。那些口头上奉行马列毛主义,实际上却向地主资产阶级缴枪投降,或者大搞改良主义、工联主义、议会主义的组织,就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组织。他们关键就是不奉行政治报路线,不实际准备武装斗争、开展人民战争,也就是不在实践中贯彻和发展马列毛主义,而只是当成欺骗群众的招牌。其典型者,如尼共毛,印度搞议会斗争的各“马列毛”小党,德国马列主义党等一些欧洲“毛派”党。
其他“泛左翼”派别
当今世界其他有一定活动和影响力的“泛左翼”派别也都不可能担负起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比如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拉丁美洲各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等国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本质上还是不触动资产阶级及反动统治阶级专政,不触动反动生产关系的改良主义,他们的改良注定是黄粱一梦,不可能使无产阶级摆脱压迫实现解放;比如各类工会运动,无非是搞工联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谋求改良,使雇佣奴隶能够卖出好价钱,而根本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类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局部弊病或压迫的运动,如反对种族歧视、环保、非无产阶级女权、性少数权益等群众运动,只要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领导,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那就始终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而对罪魁祸首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无法触动。
脱离实践的书斋“左翼”
在资产阶级学术圈中,还存在形形色色的书斋“左翼"。其根本特征就是脱离革命实践,而玩弄概念游戏,提出种种晦涩概念、精致理论去”反对资本主义“。比如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性别、种族等种种“激进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世界体系论“等。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术圈的产物,丝毫不能离开资产阶级所豢养的书斋,对革命实践毫无用处,而对许多青年学生有着欺骗和误导作用,引诱他们投身脱离实践的学术活动来进行”斗争“,实际也成为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专政的帮凶。

2、马列毛主义党仍不够成熟

除开前面所提到的凭借马列毛主义的虎皮拉大旗、哄骗革命青年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势力以外,还有没有真正的、坚持革命的马列毛主义党呢?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各地依旧有一些革命的力量,他们没有受到苏联资产阶级复辟以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影响,继续坚持人民革命的路线,依据本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情开展武装斗争,坚持把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予以掌握,总体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样的革命力量包括: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南中国海菲律宾群岛的菲律宾共产党、中亚地区的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以及南美大陆上的秘鲁共产党。这些马列毛主义党在总体的斗争和方针上无疑是革命的,但都仍存在不成熟之处,存在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所以使得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运动几十年来未取得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必不能将这些依旧革命的马列毛主义党看成一种精神图腾,如同基督徒那样将他们目前的革命纲领奉为“圣经”一样的存在,相反,我们要直接了当地指出这些同志在过去和现今的革命中曾经犯过或者正在经历的错误和问题,并以同志式的批评来让这些革命同志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简称印共毛)的同志们在其基本文件《印度革命战略和策略》当中,对于印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印度当前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对革命路线的认识存在一定机械论倾向;对如何正确开展路线斗争,通过路线斗争保证党的革命性,推进革命事业,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还停留在要先公开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再在中心城市发动暴动的落后认识上,是很糊涂的。而在最根本的路线问题上,印共毛依旧秉持着小组建党的错误路线,没有考虑通过政治报路线建设一支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样的路线错误已经在其具体实践中体现出来了:25年5月,印共毛中央总书记南巴拉·凯沙瓦·拉奥牺牲;25年11月,印共毛中部地方局开始武装和非武装投降,与印度当局达成投降协议;同月,已投降的原印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怒更是通过媒体发布劝降视频;26年1月,包括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委员阿纳尔同志在内的17名毛派成员在萨兰达地区牺牲…印共毛的同志们亟需将内部机会主义的破坏予以制止,从路线上终结这种崩溃的趋向。

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于 1968 年 12 月 26 日,是菲律宾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接受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以继续卡蒂普南在1896年发动的未完成的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大买办、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同样的,菲共对于国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以及开展暴力革命为主的人民战争,是进行了正确的定位和实践,在上世纪成立以来的几十年内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包括菲律宾新人民军的发展、1986年推翻马科斯反动当局、2001年推翻埃斯特拉达反动当局等,近年来也充分建立游击战线、开展国内斗争。然而,菲共同志的革命策略中同样存在一些隐患:比如没有严格遵循地上地下隔离的重要原则,类似于贝尼托·蒂亚姆松和威尔玛·奥斯特里亚这样的参与谈判工作的革命家和活动家轻易遭到了菲律宾买办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另外在菲共同志的纲领中强调了“思想政治集中领导和分散行动的原则”,这虽然有适应游击战争需要的考虑,但先锋队本身应是集中统一和全国一盘棋的,这里蕴含了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的隐患,这也是菲共成立以来出现几次重要机会主义路线(比如1980-90年代初的左倾和右倾路线,导致菲律宾革命重大挫折,之后菲共发起了大整风运动才得以纠正)的重要原因。此外,菲共同志也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展持久人民战争,仍支持先合法斗争再中心城市暴动的错误路线。在新反动政府的逼迫和外部美帝、中帝的共同剥削下,菲共同志需要对自身的革命路线进行新的审视。

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诞生于土耳其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斗争中,不仅对于当时的凯末尔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了其中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策划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实质,同时以马列毛主义为引领,正确分析了土耳其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情况,对苏联被资产阶级篡权以及走向社会帝国主义道路也有正确的认知,但随着领导人凯帕喀亚的被捕和牺牲,土共(马列)遭受了土耳其当局等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和镇压,中央组织几乎被摧毁,随后几经重组,其中不断分裂成为其他的泛左翼和机会主义势力。现今依旧存在的、以马列毛主义为旗帜的主要有土共(马列)-中委会、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等势力。然而,在路线和革命斗争方面,土耳其的马列毛主义革命已然成为事实上的四分五裂之态,以“中委会”的主张为例,其倡导的在统一战线中的“应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地位”的观点充分暴露了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主义路线,显然已与最初的土共(马列)相距甚远。

秘鲁共产党(也称“光辉道路”)是以阿维马埃尔・古斯曼(贡萨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其对于秘鲁的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秘鲁共产党正确地评估了秘鲁国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首次对于马列毛主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整理和叙述,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扎根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秘鲁的人民战争和暴力革命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后在后期,贡萨罗同志等对于当时秘鲁的整体革命形式和敌我力量对比进行了误判,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策略,走上了错误路线,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和秘共内部机会主义分子的策反之下,秘鲁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革命失败。同时,贡萨罗等同志在党的建设当中没有重视组织内同志重建党和赤化能力的建设,导致秘共失败后的组织重建之路遥遥无期。目前依旧存在的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CL)、“贡萨罗派”等为代表的势力并不能代表当年的秘鲁共产党,他们本身只是充斥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想要将秘鲁革命的特殊经验不假考量地套用在其他地区上的机会主义组织,是披着“左”倾和贡萨罗同志外皮的谋取政治影响力和利益的组织,我们必须将其与贡萨罗同志所带领的“光辉道路”区分开来。

总的来说,当前各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本国贯彻和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政治报路线和人民战争普适道路上,是依旧存在或多或少的不成熟的情况的。最关键的就是没有严格贯彻政治报路线,没有把党内路线斗争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他们不能克服党内机会主义山头,没有正确路线斗争方法论,不能有效战胜机会主义路线、培养赤化能力,也就不能避免革命遭受挫折、出现重大叛卖、发生组织分裂。以上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缺乏领导力量

三、需要建立马列毛主义的人类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1、需要建立统一的人类共产党来克服各国革命力量的小组隔绝状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想召唤着马列毛主义者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这种联合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曾经存在过的三个国际(在其还保持革命性的时候),如白求恩同志支援中国革命,中国在文革时期支援世界革命,但是这种支援总体上仍然是手工业的,缺乏统一领导的,因此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觉力量的联合。然而,资产阶级在世界层面形成了自觉司令部,如北约等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器,妄图从外部破坏革命;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相互勾结,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破坏革命,如如刘少奇邓小平之流与苏修勾结破坏大跃进。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自发分散的状态无法抵御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自觉集中的状态,因此建立统一的人类共产党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人类共产党的设想列宁同志曾经提出过。列宁在拟定俄共(布)纲领时曾经有过“国际共产党”的设想,列宁认为这个“国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列宁认为,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列宁同志为了实现“国际共产党”的设想,创立了第三国际,大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路线上否定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推动了各国共产党的普遍建立和一战后革命形势的高涨。应该讲,在列宁同志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国际共产党”的设想得以实现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列宁逝世后,尽管受到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共产国际对于世界革命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苏联变修和中国变修,修正主义从内部篡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葬送了无产阶级大联合的革命事业。

今天的世界也面临着与列宁时代相似的情形: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世界各地修正主义政党如中修等大行其道,机会主义政党像曾经的孟什维克那样,走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的错误路线,向资产阶级大搞妥协投降,白白葬送革命力量,博取政治影响力。真正自觉的革命力量处在分散的状态下,如果无法把世界上自觉力量汇聚起来,牢牢地拧成一股绳,那么面对资产阶级的跨国镇压,面对修正主义的跨国勾结,各国的革命力量仍然有可能面临巨大的打击和损失。如果无法形成统一的组织,正确的革命路线和谋略就不能有效贯彻到全世界,自觉力量无法有效领导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先进力量会陷入小组隔绝状态,陷入各自为战的泥潭。

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组织路线只有一条,即政治报路线。以政治报为脚手架,通过义务劳动,革命纪律,在资产阶级专政无法触及的地下,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工业化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武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靠的是资产阶级的自觉的工业化的组织,那么只有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建立起一个自觉的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才能领导持久的人民战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如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宣传主义,议会斗争,改良主义等等,都不愿意从武装斗争的角度考虑革命,不愿意踏踏实实进行组织建设,对资产阶级心存幻想,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请求资产阶级的施舍,走破坏革命的反政治报路线。无产阶级要想获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组织——人类共产党,要实现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清洗,用政治报路线清洗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实现各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大联合。

2、人类共产党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正确领导世界革命

一百多年前,由列宁同志主导创建的第三国际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帮助,在第三国际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集中制度,正确开展了党组织的建设,第三国际身为“中央”对中共“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推动,避免中共“地方”陷入小组革命论,避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走向弯路。但是,伴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三国际对于中共的革命指导出现了问题,第三国际“中央”没有充分利用民主集中制,采纳毛主席为首的自觉同志们意见,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错误判断,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机械模仿沙俄社会主义革命,走城市暴动路线,全然忽略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实际情况,忽略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质,第三国际“中央”的错误分析,中共"地方"的盲目执行意见,使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走了弯路,党组织被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破坏。

上述对于第三国际"中央"对中共"地方"的革命领导经验教训,实质指出了在未来发展人类共产党时,我们需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辩证关系,才能避免第三国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中共的错误指导。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中央而言,中央需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度,充分调查和了解地方的革命状况,分析革命阶级力量,采纳地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意见,以此来做出正确的方针,不可有官僚主义思想,对地方意见进行打压和不采纳。若是地方出现机会主义倾向,修正主义倾向,中央有权力有职责有义务去派自觉力量去领导地方自觉力量清除自发势力,保证路线的正常开展;若是中央出现了错误指导,出现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篡权,对地方意见不管不顾,那么地方是有权力拒绝中央的错误指导,并且带领地方自觉力量去造中央的反,肃清中央的机会主义势力,重新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中央。

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未来的人类共产党不能直接建设人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在不成熟的条件下一开始就建立中央委员会,是很容易被机会主义夺权的,就会给世界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而应该建设中央党务部门和参谋部门+各总支部联席会议,即中国总支部、日本总支部、印度总支部……中央党务部门和参谋部门属于平级关系,重大议题的确认由各总支部+中央党务部门和参谋部门联席会议来确定(这样可以确保各总支部和中央党务部门和参谋部门事实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如果这个时候出现某些个修正主义总支部,则由总支部联席会议开会决定开除其总支部资格,如果多数总支部支持修正主义,那么少数正确的若干个总支部就造反成立新的总支部联席会议,只有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才能形成牢固的革命的人类共产党总支部联席会议,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人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路线斗争也是人类共产党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特别是要在毛主席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革命理论指导下,正确开展路线斗争,处理好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自觉力量、战胜机会主义,才能保证人类共产党对世界革命的正确领导。

一百多年后的现在,无论是菲律宾热带雨林,印度南亚次大陆,还是非洲的热带荒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抗正在进行,资产阶级的丧钟再一次被敲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再是尘封在革命书籍的标语,而是未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之路。只有通过人类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确指导世界上各个地方共产党使用政治报路线发展革命的组织力量,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来消灭敌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最终才能扫清人类的寄生虫——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人类社会终将进入共产主义!

附录:相关文章推荐阅读

李进:略论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里的“国际共产党”设想——兼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难点与要点

李进:国际共运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如何终结?

《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第一至第六章之简评

7 个赞

世界各机会主义政党及不成熟的革命政党名单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48521

Our Marxist-Leninist-Maoist Proposi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today’s world, the imperialist system of rule is plunging into a profound crisis, the danger of a new imperialist world war is increasingly imminent, and the proletariat and oppresse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living in an abyss of suffering.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a new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re growing ever more mature; however,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for revolution remain extremely weak.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acks a mature leading force! We, the contemporary Marxist-Leninist-Maoists of China, having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history and present reality, hereby put forward our proposi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 What Is to Be Done?

1. Building the Vanguard through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is th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Organizational Line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Conditions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naturally,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revolution in each country will differ. Marxism-Leninism-Maoism has always opposed dogmatism. Every Marxist-Leninist-Maoist must grasp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determine specific revolutionary methods based on concrete conditions.

However, while specific methods may var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must be firmly grasped. The basic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s universal; therefore, it has universally applicabl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a basic line. No matter the country, a proletarian vanguard must be built to lead the revolution, and the vanguard, as an organization, must have a basic organizational line. Marxist-Leninist-Maoists must oppose all revisionists and opportunists who, under the guise of opposing dogmatism, distort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tenets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The organizational line of a Marxist-Leninist-Maoist vanguard is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which is universally applicable worldwide and hold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ask of party-building for vanguards across the globe.

The vanguard of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must inherit Lenin’s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Through the scaffolding of revolutionary volunteer labor, it must build a centralized, unified, highly disciplined, and tightly organized vanguard with a strict division of labor. This vanguard must be industrialized, practice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be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underground. It must be a vanguard composed of an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 an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in industries (the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in industries” refers to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rooted among the masses in all trades and professions. It is a subset of the entir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n “industry revolutionary” and an “underground revolutionary,” as they are often the same identity. Singling out the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in industries” is to illustrate the way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integrates with the masses—that is, a complete vanguard must be broadly integrated with the masses).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lead and organize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laboring masses to defeat the highly industrialized bourgeoisie and all reactionary ruling classes, which possess formidable organizational power.

Such an organizational line is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out building a vanguard through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no country can possibly have the material force required to lead the contemporary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 victory.

Organizations whose primary goals are reformism, legal struggle, or parliamentary struggle are opportunist and serve to maintain the interests of the bourgeoisie. They do not rais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by means of volunteer labor, revolutionary discipline, or bringing the political line to them from without. They do not organize the proletariat into a powerful material forc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vanguard. They merely use economic benefits to make the proletariat endure silently, and they cannot lead the proletariat to achieve its most fundamental political interest: its own emancipation. By making the bourgeoisie concede a fraction of its interests to dissolve th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they are upholding bourgeois rule; they are the enemies of the proletariat.

2. Building the Vanguard Requires Resolute Opposition to the Erroneous Line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a Conglomeration of loose factions”

The line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a Conglomeration of loose factions” runs entirely counter to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it is an erroneous line of party building. This line essentially unites various pan-leftist circles, sects, or various “communist parties,” forming a hodgepodge, coalition-style party through negotiation, compromise, and the carving up of intra-party posts. A party built in this way will inevitably compromise with opportunism in its political line, inevitably form various opportunis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and inevitably fail to overcome the handicraft mentality to forge a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party. Consequently, it will inevitably fail to shoulder the task of leading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contrast,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forms a unified chain of communization through a uniform revolutionary scaffolding—such as a political newspaper. This chain relies on revolutionary volunteer labor,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bringing the political line to them from without, and most crucially, selection and purification through two-line struggle to build a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vanguard. Under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anyone who wishes to join must dissolve their original organizations or sects and join the unified revolutionary scaffolding as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chain of communization, they must thoroughly settle accounts with and discard any handicraft mentality and erroneous lines of the past, wholeheartedly accept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rrect line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Only a party built in this manner can overcome the handicraft mentality, defeat opportunist factions, prevent an opportunist line from usurping power, implement the correct line, and tru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has completely proven the above conclusions. Lenin formulated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precisely to overcome the circle mentality in the Russian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owever, during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due to a lack of experience, he temporarily compromised with the line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a Conglomeration of loose factions, taking a detour. At that Congress, aside from the “Iskra-ists” gathered through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many “left-wing” circles were invited to “jointly build the party.” Consequently, these circles allied with wavering elements among the Iskra-ists to stir up trouble, launching frantic attacks on Lenin’s correct line, which led to the adoption of an erroneous party statute. Although the Leninist faction eventually secured a majority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elections, the “minority” (the bloc formed by various circles and wavering Iskra-ists) refused to obey the majorit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 Congress. They engaged heavily in sectarianism. Ultimately, Lenin lost control of Iskra,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became entirely unable to fulfill its leadership duties. It was not until the Leninist faction (the Bolsheviks) independently built their own party that the task of establishing the vanguard was finally accomplish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which surrendered its weapons and degenerated into a party of the landlord and bourgeois classes, was formed through the merger of numerous small “Maoist” parties. It was never able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wo-line struggles or overcome the opportunis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party’s opportunist degeneration. Yet, the parties in Nepal currently opposing the revisionism of the CPN (Maoist) are still treading the old path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a Conglomeration of loose factions: the merger of the CPN (Revolutionary Maoist) and the CPN (Bolshevik) required an 8-month period coordinated by a 12-person committee, and it only reached the stage of a collective group photo on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with further processes still pending. A party built through such prolonged negotiations and compromises can hardly possess genuine revolutionary combat effectiveness or bear the task of leading a revolution.

The predecessor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 were also built through a coalition of circles, and the ultimat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I (Maoist) was the result of a merger between two organizations: the Maoist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 and the CPI (ML) (People’s War) (later merging again with the CPI (ML) Naxalbari). The process of this merger was: “discussed by high-level delega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and then confirmed by a joint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of the two parties”—that is to say, it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not through two-line struggle, nor through a unified revolutionary scaffolding and a unified chain of communization.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a two-line struggle is irreconcilable. A line struggle is not a business transaction where everyone takes a step back to find a common denominator. Negotiation, compromise, and circle coalitions can only lead to impurity in the party’s line, the existence of opportunis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weak two-line struggles, and an inability to truly achieve centralization and unity. This is precisely the root cause of the severe setbacks the CPI (Maoist) is suffering today, with capitulationists running rampant within the party and numerous high-level and important leaders surrendering.

To build a genuine proletarian vanguard in the world today, one must resolutely oppose the “line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a Conglomeration of loose factions” and firmly implement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3. Protracted People’s War Led by the Vanguard is th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Revolutionary Path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day’s world is divided into imperialism and the colonial and semi-colonial countries oppressed by it.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akes the form of proletarian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imperialist countries; socialist 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 led by the proletariat in semi-colonial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the proletariat in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countries.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past century has fully proven to us: only by relying on the people and waging a People’s War can the revolution achieve victory.

Revolution is a material movement. If the vanguard is to lead the proletariat to revolutionary victory, it must organize a powerful material force capable of defeating the bourgeoisie (in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countries, this means defeating imperialism, the bureaucrat-comprador bourgeoisie, and the feudal landlord class; hereafter, the “bourgeoisie” will be used to represent the enemies of the proletariat for brevity). This material force comes from the people.

Revolution is an act of violence. Without annihilating the violent dictatorial forces of the bourgeoisie through revolutionary armed struggle, the proletariat cannot overthrow bourgeois rule and cannot establis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y illusion of peaceful transition is a betrayal of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will inevitably degrade into becoming running dogs of the bourgeoisie.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struggle led by the proletariat is precisely the People’s War.

Today, whether in imperialist or semi-colonial countries, the universal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balance of class forces is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bourgeoisie far exceeds that of the proletariat. This strength manifests in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Only by revers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se areas can the proletariat overthrow the bourgeoisie. The material force of the bourgeoisie stems from their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dictatorial power; that is, they control social production by owning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reby acquiring immense wealth. They control violent apparatuses like the army and police to maintain their rule, and on this basis, they force the proletariat to labor for them, continuously creating value. Although many capitalist countries emphasize “freedom,” the proletariat only has the freedom to be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lacking the freedom to rebel and make revolution. The global proletariat is in a state of extreme powerlessness.

Marxist-Leninist-Maoists firmly uphol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cognizing that the proletariat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human society, and the most powerful material force is the proletariat itself. The bourgeoisie merely suppresses this force through its dictatorship; however, when the proletariat is fully organized and launches an offensive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the entire materi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bourgeoisie maintains its rule will cease to exist. The proletariat inherently contains a mighty material force, but because it remains disorganized and unconscious, it can be defeated piecemeal by the bourgeoisie. Therefore, the key to galvanizing the powerful material force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chieving revolutionary victory lies in establishing a consciou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points out that the proletariat must be organized through the vanguard. That is,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the Party) provides centralized leadership and extensively develops various public mass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strict segrega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underground, the Party channels advanced elements from public fronts into the underground through secret recruitment pipelines, thereby developing them into the Party and cultivating them into conscious revolutionaries. Concurrently, it must develop revolutionary armed struggle to gradually smas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and establis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therwise, this chain of communization cannot sustainably develop. By continuously advancing the chain of communization,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will gradually strengthen. As more and more masses are organized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human factor is resolved. With a fully organized proletariat,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can build a powerful revolutionary military, organize production, and engage in a comprehensive armed struggle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final analysis, all of the bourgeoisie’s advantages are created by the proletariat. Once the proletariat consciously organizes itself, the bourgeoisie will turn from a real tiger into a paper tiger, and the proletariat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revolutionary victory. This proves the correctness and necessity of the People’s War.

We must wage a protracted revolutionary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vanguard, organizing the proletariat and revers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cannot be accomplished overnight; it requires a prolonged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describe this process, we must grasp its essence: the balance of class forces between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 Starting from this balance of power, the r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rategic stages: the stage of strategic defensive where the enemy is strong and we are weak overall; the stage of strategic stalemate where we become strong and the enemy weak locally; and the stage of strategic offensive where we are strong and the enemy is weak overall. This division is a universal law in the revolutions of all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protracted People’s War led by the vanguard is th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revolutionary path.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must formulate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tactics based on their concrete social nature and balance of power; they must not mechanically copy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Generally speaking, in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countries, a People’s War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imperialist countries, to wage a protracted People’s War, one must first establish an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operating under the unified global chessboard strategy (that is, first establishing a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that spans the nation rather than being confined to local areas, capable of lead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struggle nationwide). Under its leadership, an armed struggle under the unified global chessboard strategy must be developed to achieve independent armed regimes, gradually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ultimately launch a strategic offensive to smash the bourgeois dictatorship.

We must discard the erroneous line—long treated as the revolutionary line for imperialist countries—of accumulating strength through prolonged legal struggle and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e moment to launch an armed uprising to seize power. As a rule, where the broom does not reach, the dust will not vanish of itself. Without waging revolutionary armed struggl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will not be weakened or destroyed,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forces will not develop. Long-term legal struggle cannot touch a single hair of the bourgeois dictatorship; what it can develop are only those legal forces permitted by the bourgeoisie—namely, the forces of trade unionism, parliamentarianism, and reformism. Such forces have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qualitative nature from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forces. No matter how much of this force is accumulated, it is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launch an armed uprising to seize power. This has been fully proven by the hist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s in imperialist countries.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annot serve as a justification for this erroneous lin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as by no means won by accumulating strength through legal struggle and then winning victory via a single uprising in Petrograd. Rather, the Bolshevik Party accumulated revolutionary strength through long-term illegal underground struggles, including the armed struggles since the 1905 Revolution, which enabled them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imperialist war to take power by armed force. Even after seizing power, it took three years of revolutionary war to ultimately secure victory. Indee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must walk on two legs: peaceful struggle and armed war; but the most fundamental leg, the one that ultimately solves the problem, is revolutionary war—that is,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ommunist parties in imperialist countries understoo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Bolshevik Party one-sidedly, largely remaining bogged down in the quagmire of legal and parliamentary struggles for a long time. Relying only on the leg of peaceful struggle and passively waiting for opportunities, the result was that even when the imperialist war arrived, they could not seize the opportunity, or they turned revisionist themselves before the opportunity ever came. Therefore, imperialist countries must also wage a protracted People’s War to win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e must oppose the dogmatism and sectarianism of mechanically copy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reating the experience of one country as sacre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s in all countries must implement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and wage protracted People’s War. However, specific strategies, tactics, and concrete revolutionary methods must integrat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revolution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that country. They must not blindly copy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nor treat one country’s experience as an inviolable holy scripture. In the world today, the “Gonzaloites” who appear under the guise of suppor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 they established, suffer from the dogmatist and sectarian errors of deifying and dogmatizing the Peruvian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forcing other countries to mechanically copy it. This is also something Marxist-Leninist-Maoists must oppose.

II. The Contemporary World Lacks a Mature Revolutionary Force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to Lead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1. Critique of Modern Revisionism and Opportunist Forces

The struggle between Marxism and revisionism/opportunism is the very two-line struggle that runs through the nearly 200-year history of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two-line struggle manifests as the struggle between Marxism–Leninism–Maoism and various shades of modern revisionism and opportunism. Only when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firmly grasps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an a new high tide of world revolution be launched in the 21st century to achieve the universal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today, there are many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under the banners of communist, left-wing, revolutionary, or even “Marxism–Leninism–Maoism.” Fundamentally, they are modern revisionist and opportunist organizations that deceive the masses, sabotage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act as accomplices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Below is a brief critiqu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orces among them, stand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Capitalist Countries Flaunting the Banner of Socialism
Since the subversion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China in 1976,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genuine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so-called “socialist countries” still governed by “communist parties” today are, in essence,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which the bourgeoisie within the party has usurped power and carried out capitalist restoration. Among them, China has become a social-imperialist power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contest for hegemony. They play only a reactionary role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se countries themselves are objects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Remnants of Soviet Revision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two-line struggle in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as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by Chairman Mao and the modern revisionism of the CPSU. After Stalin’s death, the bourgeoisie within the CPSU usurped power, turning the Soviet Union into a social-imperialist state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ureaucrat-monopoly bourgeoisi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modern revision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vigorously pushing reformism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s a tool for contending with U.S. imperialism for hegemony, manipulating puppets, and fighting for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parties that followed Soviet revisionism during the Sino-Soviet polemics were modern revisionist parties.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se parties continued to adhere to modern revisionism. Though many still fly the bann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have long degenerated into parliamentary and reformist parties, becoming petty lackeys in bourgeois politics and accomplices in bourgeois stability maintenance. Typical examples include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European communist parti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ogmatist Revisionism
Following the passing of Chairman Mao, the Party of Labour of Albania, led by Enver Hoxha—which had once allied with the CPC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Soviet revisionism—began to attack Chairman Mao’s revolutionary line. They repudiated the theory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ttacked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s petty-bourgeois adventurism.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pposing modern revisionism was merely defending the idol of Stalin, denying that Stalin and the Stalin era possessed flaws, denying the roots within socialist society that give rise to the bourgeoisie inside the party and capitalist restoration, and denying the necessity to mobilize the masses to continue the revolution. They merely viewed the emergence of revisionis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as the result of external imperialist infiltration and a few spies and traitors. This is actually a type of revisionism appearing under a “Left” guise, which also serves the bureaucrat-monopoly bourgeoisie that usurpe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Hoxha clique and Soviet revisionism were truly cut from the same cloth. If Soviet revisionism amended Stalin from the right, the Hoxha clique amended him from the “Left,” using Stalin as a banner to intimidate others. We Marxist-Leninist-Maoists hold that Stalin’s lifelong achievements and errors are objective historical realities. Compared to his errors, his achievements were paramount. His primary aspect was correct, while his mistakes were secondary. While correctly recognizing, criticizing, and overcoming Stalin’s errors, we must defend the main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defend the Marxism-Leninism he protected and developed. As for Stalin’s secondary, erroneous aspects, they should be treated as historical lessons; they must be seriously summarized and absorbed as warnings to further develop Marxism-Leninism and better guide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is is precisely what Chairman Mao did, thereby putting forward the theories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and opposing and preventing revisionism, carrying out the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Marxism-Leninism into Marxism-Leninism-Maoism. The Hoxha clique, however, enshrined Stalin’s erroneous aspects as unshakeable dogmas; what they defended and pursued were not Stalin’s correct aspects, but rathe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 errors, thus evolving into dogmatist revisionism. This ultimately led to the demise of the Hoxha clique. After its collapse, there remain some parties around the globe that still follow the Hoxhaist line. Clinging to the obsolete, these parties have degenerated into small petty-bourgeois left-wing sects worshiping idols, entirely incapable of leading a real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rotskyists
From its inception, the Trotskyist faction has been an opportunist sect appearing with a “Left” face to sabotage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y oppose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led by Stalin; they oppos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Marxist-Leninist-Maoist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rganizationally, they oppose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and democratic centralism, frequently driving their organizations into infinite splinters. In their revolutionary line, they oppose People’s War; shouting revolutionary slogans, they engage in nothing more than trade unionism and parliamentary struggle. The opportunist nature of the Trotskyists dictates their characteristic vacillation from “Left” adventurism to right capitulation, full of opportunistic speculation. The mainstream Trotskyists have long become a reformist political force in capitalist society, faithfully participating in bourgeois politics, while the remaining minorities have degraded into powerless micro-sects.

Anarchists
Anarchist factions have high vi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struggles of resistance by the masses and the “Left.” They are present in or influence many large-scale protests and mass movements, such as the activity of the “Antifa” (anti-fascist) movement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protests, the “Occupy” movements of the 2010s like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Kurdish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 However,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contemporary anarchism fully prove its fundamental weakness: contemporary anarchist movements, like those in history, politically engage in adventurist charges against the state or intense street movements to gain influence, but organizationally remain a sheet of loose sand. They are entirely incapable of forming a sustained force 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 bourgeois dictatorship. They amount to nothing more than the cathartic revelry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unable to defeat the bourgeois dictatorship to achieve revolutionary victory. It is a dead end. For instance, the Kurdish “Rojava Commune,” once widely spotlighted and pinned with hopes by many “Left-wing” and anarchist forces, was nothing but petty-bourgeois reformism. It was utterly incapable of implementing thorough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id not substantially touch the local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ts leadership instead capitulated to U.S. imperialism, engaged in massive compromise and surrender to Syrian reactionary forces, and steadily retreated under the offensives of Turkey and the new reactionary Syrian government.

Capitulationists and Opportunists 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There are also revisionist and opportunist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operate under the banner of “Maoism” or “Marxism-Leninism-Maoism.” The key to judging an organization’s nature is not what it says, but what it does. Organizations that pay lip service to Marxism-Leninism-Maoism but in practice capitulate and lay down their arms before the landlords and bourgeoisie to the landlords and bourgeoisie, or vigorously promote reformism, trade unionism, and parliamentarianism, are revisionist and opportunist organizations. Crucially, they do not pursue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nor do they actually prepare for armed struggle or wage People’s War. Thus, they do not implement and develop Marxism-Leninism-Maoism in practice, but merely use it as a banner, trading on its authority to deceive the masses. Typical examples include the CPN (Maoist), the various small “Marxist-Leninist-Maoist” parties in India engaging in parliamentary struggle, the Marxist-Leninist Party of Germany (MLPD), and some other European “Maoist” parties.

Other “Pan-Leftist” Factions
Other “pan-leftist” factions that maintain a certain level of activity and influence in today’s world are likewise in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task of overthrowing the bourgeois dictatorship. Examples include the various reformist socialisms in Latin America represented by Hugo Chávez’s “Socialism of the 21st Century,” as well as so-called democratic socialist movements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Inherently, they do not challeng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reactionary ruling classes, nor do they dismantle reactionar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ir reformism is destined to be a pipe dream and can never liberate the proletariat from oppression. Various trade union movements are merely practicing trade unionism, seeking reforms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y so that wage slaves can fetch a better price, without any possibility of shaking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ass movements targeting localized ills or forms of oppression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y—such as anti-racism, environmentalism, non-proletarian feminism, and movements for the rights of sexual minorities—as long as they lack the leadership of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force and are divorced from the proletariat’s class struggle, will always remain mere reformist movements of the bourgeoisie and petty bourgeoisie. They are fundamentally incapable of striking at the chief culprit: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Armchair “Leftists” Divorced from Practice
Within bourgeois academic circles, there exist various shades of armchair “Leftists.” Their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is being divorced from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nstead playing conceptual games and proposing obscure concepts and convoluted theories to “oppose capitalism.” Examples include so-called Western Marxism, various “radical critical theories” on culture, gender, and race, “postmodernism,” “world-systems theory,” and so forth. These theories are actually products of bourgeois academic circles; they cannot step an inch beyond the confines of the bourgeois-funded academic world, and are of no use whatsoever to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owever, they deceive and mislead many young students, enticing them into academic activities divorced from practice to wage “struggle,” effectively becoming accomplices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2. Marxist-Leninist-Maoist Parties Remain Insufficiently Mature

Setting aside the revisionist and opportunist forces mentioned above, who use Marxism–Leninism–Maoism as a banner while trading on its authority to mislead revolutionary youth, are there any genuine, revolution-persisting Marxist-Leninist-Maoist parties? Fortunately, there remain some revolutionary forces worldwide that, unswayed by the bourgeois restor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defeat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line of people’s revolution. Based on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or semi-colonial and semi-capitalist societies, they carry out armed struggle, firmly grasp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constitute broad revolutionary forces. Such forces includ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 on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archipelago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Marxist-Leninist in West Asi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on the South American continent. While these Marxist-Leninist-Maoist parties are undoubtedly revolutionary in their overall struggle and direction, immaturities and lessons needing to be summarized remain, resulting in a lack of major breakthroughs for the Marxist-Leninist-Maois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fore, we must never treat these still-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Maoist parties as spiritual totems, treating their current revolutionary programs as a “Bible” like Christians do. On the contrary, we must straightforwardly point out the errors and problems these comrades have made in past and present revolutions, using comradely criticism to help these revolutionary comrades recognize where their mistakes lie.

In their foundational document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the Indian Revolution, the comrad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 are undoubtedly correct in their characterization of India as a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society, their conclusion that the current Indian revolution is a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the proletariat, and their path of a protracted People’s War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Howev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exhibits certain mechanistic tendencies. They lack a systematic,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perly conduct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 to ensure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advance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Furthermor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path in capitalist and imperialist countries remains stuck on the backward notion of first accumulating strength through public, legal struggles and then launching uprisings in central cities, which is highly muddled. On the most fundamental line issue, the CPI (Maoist) still upholds the erroneous line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a Conglomeration of loose factions, failing to consider building a resolute proletarian vanguard through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This line error has already manifested in their concrete practice: in May 2025, Nambala Keshava Ra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I (Maoist), was martyred; in November 2025, the Central Regional Bureau of the CPI (Maoist) began armed and unarmed capitulations, reaching surrender agreements with the Indian authorities; that same month, Sonu, a former CPI (Maoist) Politburo member who had surrendered, released a surrender appeal video via the media; in January 2026, 17 Maoist members, including Comrade An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were martyred in the Saranda region… The comrades of the CPI (Maoist) urgently need to halt the internal opportunist sabotage and terminate this trend of collapse from the level of their political lin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ed on December 26, 1968, is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party of the Philippine proletariat and people, guided by Marxism-Leninism-Maoism. It aims to continue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launched by the Katipunan in 1896, striving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democracy against U.S. imperialism and the domestic big compradors, landlords, and bureaucrat-capitalists. Similarly, the CPP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country’s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nature and adopted the practice of a People’s War primarily consisting of violent revolution. Over the decades since its founding, it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eople’s Army, the overthrow of the Marcos reactionary regime in 1986,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Estrada reactionary regime in 2001. In recent years, it has fully established guerrilla fronts and conducted domestic struggles. However, hidden dangers exist in the CPP comrade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instance, they have not strictly adhered to the crucial principle of the segrega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aries and activists involved in negotiation work, such as Benito Tiamzon and Wilma Austria, were easily arrested and murdered by the Philippine comprador authorities. Additionally, the CPP’s program emphasizes the “principle of centraliz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 While this accounts for the needs of guerrilla warfare, the vanguard itself must be centralized, unified, and operating under unified global chessboard strategy. This embeds the hidden dangers of decentralism and localism,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CPP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major opportunist lines since its founding (such as the “Left” and right opportunist lines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hich caused severe setbacks to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and required the Second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o correct). Furthermore, the CPP comrades also oppose waging protracted People’s War in imperialist countries, still supporting the erroneous line of prior legal struggle followed by uprisings in central citi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new reactionary government and the joint exploitation of U.S. and Chinese imperialism, the CPP comrades need to conduct a new examination of their revolutionary lin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Marxist-Leninist (TKP/ML) was born out of the two-line struggle within the Turkish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t not only thoroughly criticized Kemalism at the time, exposing its essence as a fascist movement engineered by the comprador and big landlord classes, but also, guided by Marxism-Leninism-Maoism, correctly analyzed the national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in Turkey. It also ha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bourgeoisie’s usurpation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path toward social imperialism. However, following the arrest and martyrdom of its leader, İbrahim Kaypakkaya, the TKP/ML suffered frantic counterattacks and repression from the Turkish authorities and the bourgeoisie, virtually destroying its central organization. Through subsequent reorganizations, it constantly splintered into other pan-leftist and opportunist factions. Today, the main forces still flying the banner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include the TKP/ML (Central Committee), TKP/ML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he Maoist Communist Party (MKP). However, in terms of its line and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Marxist-Leninist-Maoist revolution in Turkey has factually fractured into pieces. Taking the sta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s an example, its advocacy that it “should obtain a certain degree of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within the united front fully exposes an opportunist line geared toward political influence, evidently far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TKP/M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also known as “Shining Path”) was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party founded by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represented by Abimael Guzmán (Gonzalo), under the inspir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cialist China. It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Peruvian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correctly assessed the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nature of Peruvian society, systema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compiled and narrated the thought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for the first time, and using this as its guiding ideology, rooted itself in rural areas to wage guerrilla warfare. It achiev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results in the practice of People’s War and violent revolution in Peru. However, in the later stages, Comrade Gonzalo and others misjudged the overall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n Peru and the balance of forces between the enemy and ourselves, making erroneous estimates and strategic decisions that led them down a wrong line. Simultaneously,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U.S. imperialism and the instigation of opportunists within the PC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suffered severe destruction,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the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 Meanwhile, in party-building, Comrade Gonzalo and others neglected to build the capacity of comrad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o rebuild the party and implement communization, making the prospect of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PCP’s defeat distant and bleak. The currently existing forces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 and the “Gonzaloites” cannot repres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of that era. They are merely opportunist organizations saturated with sectarianism and dogmatism, intent on thoughtlessly copy-pasting the specific experiences of the Peruvian revolution onto other regions. They are organizations seeking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rests draped in the outer skin of “Left” deviation and Comrade Gonzalo. We mus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Shining Path” led by Comrade Gonzalo.

Overall, all the curren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parties adhering to Marxism-Leninism-Maoism and persisting in revolutionary armed struggle still possess varying degrees of immaturity in implementing and upholding th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paths of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and People’s War within their countries. The most critical issue is that they have not strictly implemented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and have not placed the intra-party two-line struggle in the primary position. This has prevented them from overcoming opportunis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Without a correct methodology for two-line struggle, they cannot effectively defeat opportunist lines or cultivate the capacity for communization, and therefore cannot avoid revolutionary setbacks, major betrayals, and organizational splits. Objectively,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acking a leading force.

III. The Need to Build a Marxist-Leninist-Maoist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to Lead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1. The Need to Build a Unified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to Overcome the Circle Isol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Various Countries

“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The ideal of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summons Marxist-Leninist-Maoists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he world’s proletarians. This unity has occurred in history, such as the three Internationals (when they still maintained their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Comrade Norman Bethune’s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a’s support for the world revol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ever, this support was generally handicraft in nature and lacked unified leadership,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realize the conscious unity of forces on a global scale. Yet, the bourgeoisie has form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nscious force at a global level—such as NATO and other bourgeois dictatorial machineries—vainly attempting to sabotage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outside. Opportunists and revisionists collude with each other to sabotage the revolution from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just as the likes of Liu Shaoqi and Deng Xiaoping colluded with Soviet revisionists to sabotag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spontaneous and scattered state of the proletariat worldwide cannot resist the conscious and centralized state of the bourgeoisie worldwide. Therefore, establishing a unified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is highly necessary.

In f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was previously proposed by Comrade Lenin. While drafting the Programme of the RCP(B), Lenin envisioned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which he viewed as the conscious embodiment of the proletarian class movement. Lenin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takes upon itself the task of enabling the proletariat to fulfill its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organizing the proletariat into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party opposed to all bourgeois parties, leading all forms of the proletariat’s class struggle, revealing to the proletariat the irreconcilabl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exploiters and the exploited, and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impending social r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points out to all other exploited laboring masses that their situ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is hopeless and that they must carry out a social revolution to cast off the yoke of capital. The party of the working class, namely the Communist Party, calls upon all strata of the exploited laborers to join its ranks, because they are taking up the standpoint of the proletariat.

To realize the 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Comrade Lenin founded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vigorously prope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He negated and criticized the revision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n the level of line, promoting the universal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parties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 surging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fter World War I. It should be said that, within the scope of Comrade Lenin’s ability, the 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was realized and played a massive role. After Lenin’s death, despite interference from opportunist line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ntinued to play a huge role in the world revolution. However, due to the revisionist degene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revisionists usurped proletarian leadership from within, burying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of the great unity of the proletariat.

Today’s world faces a situation similar to Lenin’s era: capitalist crises ar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revisionist parties like the Chinese revisionists run rampant worldwide, and opportunist parties, much like the Mensheviks of the past, tread the erroneous line of legal and parliamentary struggle. They engage in massive compromise and surrender to the bourgeoisie, needlessly throwing away revolutionary strength to gain political influence. Genuinely conscious revolutionary forces are in a scattered state. If the force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world cannot be converged and firmly twisted into a single rope, then facing the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transnational collusion of revisionists,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may still face immense blows and losses. Without forming a unified organization, correct revolutionary lines and strategies cannot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worldwide. The conscious forces will be unable to effectively lead 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advanced forces of the proletariat will be trapped in a state of handicraft isolation, sinking into the quagmir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There is only one correct organizational line for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Using the political newspaper as scaffolding, through volunteer labor and revolutionary discipline, a democratic-centralist, industrialized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must be established underground, out of the reach of the bourgeois dictatorship. The proletariat has no weapon to rely on other than organization. The bourgeoisie’s suppression of the proletariat relies on the bourgeoisie’s conscious, industrialized organization. Therefore, only when the proletariat organizes itself and establishes a conscious, industrialized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can it lead a protracted People’s War, defeat the bourgeoisie, and achieve revolutionary victory. Various opportunist lines—such as cultural critique,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pagandism, parliamentary struggle, reformism, etc.—all refuse to consider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med struggle. They are unwilling to solidly carry out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they harbor illusions about the bourgeoisie, beg for the bourgeoisie’s charity with wagging tails, and follow an anti-political-newspaper line that sabotages the revolution. If the proletariat wishes to secure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it must rely on the united organization of the global proletariat—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It must cleanse the erroneous lines with the correct line, utilizing the political-newspaper line to wash away all shades of opportunist and revisionist lines, thereby achieving the massive development and great unity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worldwide.

2.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Must Absorb Historical Lessons and Correctly Lead the World Revolution

Over a century ag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found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mrade Lenin, provided massive assistance to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Under its correct guid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correctly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s the central authorit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greatly advance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cause in China, and prevented the CPC from falling into the wrong path of building the party, from the conglomeration of circles, and saving the Chines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from detours. However, follow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April 12 coup led by the Chinese capitalist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s guidance for the CPC encountered problems. It failed to fully utiliz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r adopt the opinions of the conscious comrades led by Chairman Mao. It made erroneous judgments about the Chines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mistakenly believing that the Chines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needed to mechanically imitate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of Russia, by urban uprisings. It completely ignore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proletarian forces and the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essence of China. The erroneous analysis b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upled with the blind execution by the CPC locality, caused the Chines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 take a detour, and the party organization was sabotaged by opportunists like Chen Duxiu and Wang Ming.

The above historical lesson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s the central authority, leading the CPC as the local authority, points to a substantive need: when develop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in the future, 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avoid the kind of erroneous guidance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forced upon the CPC after the April 12 Coup. Therefore, we must clarif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For the central authority, it must, through the system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oroughly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the revolutionary conditions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alyze the strength of the revolutionary classes, and adopt the proposals of local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to formulate correct policies. It must not harbor bureaucratic thinking, suppress local opinions, or refuse to adopt them. If opportunist or revisionist tendencies appear in the local authority, the central authority has the power, duty, and obligation to dispatch conscious forces to lead the local conscious forces in purging the unenlightened elements, ensuring the normal progression of the correct line. However, if the central authority provides erroneous guidance, or if revisionists and opportunists usurp power and ignore local opinions, the local authorities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the erroneous guidance, lead the local conscious forces to rebel against the central authority, purge the opportunist forces in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rebuil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center.

Absorbing historical lessons, the futur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will not directly establish a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outset. under conditions that are not yet ripe, building a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akes it exceedingly easy for opportunists to seize power, which would bring massive harm to the world revolution. Instead, a Joint Committee of General Branches and Central Departments should instead establish.Namely, the General Branch of China, the General Branch of Japan, the General Branch of India, the Central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the Central Department of Discipline etc. The Central Departments are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General Branches. The confirmation of major issu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a joint conference of all General Branches and all Central Departments(this ensures that all General Branches and all Central Departments are de facto on an equal footing).Of course, problems will arise. If a certain revisionist General Branch emerges at this time, this committee will hold a conference to revoke its status as a General Branch. If the majority of General Branches turn to revisionism, then the minority of revolutionary General Branches will rise in opposition and form a new Joint Committee. Only through repeated struggles can a solid, revolutionary Joint Committee of General Branches and Central Depart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be formed. On this foundation, the time will come to officially buil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The two-line struggle is also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especially Chairman Mao’s theory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s well as his teachings on opposing and preventing revisionism and correctly handling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t is imperative to correctly conduct the two-line struggle…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two types of contradictions—those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enemy, and those among the people—develop the conscious elements, and defeat opportunism. Only then can we ensure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over the world revolution.

Now, over a century later, whether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s of the Philippines,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of India, or the deserts of Africa, the struggles of the proletariat worldwide are underway. The death knell of the bourgeoisie has sounded once again. “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is no longer a slogan confined to revolutionary books; it is the inevitable path of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Only through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correctly guiding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o apply the political newspaper line to develop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and to wage protracted People’s War to annihilate the enemy and develop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can we ultimately eradicate the parasites of humanity—the bourgeoisie—establis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continue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Human society will ultimately enter communism!

Glossary

  • Unified Global Chessboard Strategy

    A revolutionary framework mandating unified leadership by the vanguard Party to ensure a cohesive global movement. By framing the revolution as a “chessboard,” this strategy requires all constituent forces to adhere to a single, synchronized command, thereby eliminating sectarian divisions.

We must simultaneousl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o unified planning for, our work in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se three areas: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the commune’s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the state.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be said that we have truly succeeded in doing things as if the affairs of the entire nation were a single game of chess. Otherwise, the so-called chess game is actually only half a chess game, or it is an incomplete chess game. ——Mao Zedong. (Febuary 27, 1959). Speech At Cheng-chow

  • Joint Committee of General Branches and Central Departments

    The leading center of the universal human revolution. It acts as the de facto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manity, with the key distinction that it is a preparatory body rather than an official central committee. This approach is taken because an early establishment of a formal central committee could allow opportunists to seize power. The official transition to a central committee will occur only when the party’s conscious force has firmly secured leadership through a long-term two-line struggle. The priority is not the formal announcement, but the integrity of the leadership; thus,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must be guided by the hands of its most conscious elements.

2 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