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一种“反水”现象
作者：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最近，社会上流传一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者自称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到了晚年，对过去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提出了一整套自命为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向党中央建议：放弃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按照全民党的思想改造党，并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文章逻辑混乱，概念不清，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本来是不值得对此文进行讨论的。但由于这篇东西表达的观点涉及我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原则问题，加之它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对它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一些澄清，以正视听。
如何评价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全国解放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嘱目的伟大成就。作者对这些成就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以恶毒的言辞攻击全国解放以来的一切工作，抓住某些失误任意夸大，得出一个总的结论：“社会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叫人大失所望。”由此他提出要根本改变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寻找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他的全部论点是建立在彻底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工作？
应该承认，对这个问题，这些年以来，一直存在分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内就有人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建国以来我们所走的道路。这种观点，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所表现。当时邓小平针对这股思潮，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再三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评价这一段时期党的历史。
经过全党认真的总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建国三十二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基地，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26倍多，其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城乡人民平均消费水平1980年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谁也否定不了。
决议同时指出了这三十二年所犯的错误：“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全党共同的认识。
如何评价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系我们今后往哪儿走的政冶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第二位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纠正错误，进行改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上搞错了，是失败的实践，那么我们就只好改弦更张，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另一条道路。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然而作者得出结论的前提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他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出的主意也是不能接受的。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作者断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极大的片面性。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把剥削看作洪水猛兽，必欲去之而后快，要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他认为“剥削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剥削是有功的”，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推翻不了的。作者身为共产党员，却赤裸裸地为剥削、为资本主义辩护，这只能说他已经背叛了自己入党时庄严的誓言。
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论点时玩弄了一个障眼法，即把剥削这个概念偷换成剩余产品，或者说把存在剩余产品就当成存在剥削。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除了原始社会以外，任何社会都存在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的存在，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剩余产品，社会就不可能有积累，从而不可能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就只能保持原有规模，不断进行简单再生产。但社会发展必须有剩余产品是一回事，有没有剥削则是另一回事。有没有剥削的问题在于，这些剩余产品归谁占有，他凭什么占有这些剩余产品，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人与生产这些剩余产品的劳动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所有的产品（包括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都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当有人凭借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的时候，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就形成剥削关系。剥削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不是永恒的。人类历史上存在几种剥削形式，有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而工人丧失生产资料，一无所有，他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资本家在市场上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即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全部归资本家支配，这些新创造的价值，在支付劳动力价值以后的剩余部分，即剩余价值，无偿地归资本家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怎样看待资本主义剥削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我们不能仅仅从感情出发，而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当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时候，也就是当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这种剥削关系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分工的加深和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是归私人资本家占有的，这种占有形式同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发生了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根据就在于此。
作者为了论证剥削的合理性，进而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不惜求助于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要素价值论”，认为资本也参与了创造价值。他说，“传统的说法是劳动创造价值，把资本、管理排除在外”，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问道：“如果没有资本和管理只有劳动力，生产力能够发展吗？社会生产能够进行下去吗？显然是进行不下去的。劳动力、资本、管理是生产的三大要素，缺了哪个都是不行的。”这里，他把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混为一谈了。毫无疑问，从物质形态来说，任何劳动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管理是劳动的一种形式）、生产资料（资本、土地等），都参与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但是价值生产却不一样。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是按照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进行交换的，因而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生产资料（资本等）在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增加任何新的价值。正因为全部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所以，资本家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获得的利润，是工人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不是资本自己生产出来的，这就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而作者连这个常识也搞不明白，却还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提什么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岂不令人笑掉大牙！从不懂而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却要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凡是论证剥削的合理性，进而论证资本主义永恒性的人，都是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开始的，因为马克思创立的揭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这从反面表明坚持劳动价值论是多么的重要。
既然在作者看来，剥削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是不能推翻的，其逻辑推理，必然得出否定共产主义的结论。作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是虚无飘渺的。”过去为共产主义奋斗，“结果是生产的大破坏，人口的大死亡。”“社会主义经过20世纪的一个世纪的实践，以彻底失败告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骤变，社会主义没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了。”在作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步了，而是“把已被打倒了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又‘请’了回来，用它们的先进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这一类攻击共产主义的语言，我们在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那里是经常听到的。不久前，美国还在华盛顿搞了一个“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2007年7月12日，总统布什亲自参加落成典礼，并发表讲话，他把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列，称“共产主义以邪恶和仇恨为基础”。作者对共产主义的论断与布什的讲话倒是异曲同工、相互呼应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作者既然不赞成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为何却厕身于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岂不是咄咄怪事！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作者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斗争学说，在经历了20世纪的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后，以失败而告终”。他先把阶级斗争学说描绘成主张“全世界的大屠杀”的思想，然后以悲天悯人的口气谴责阶级斗争。他主张阶级调和论，他说：“在社会内，必然要有多个不同阶层、阶级，他们既分工又相互合作依存，这样社会才能存在下去，人类才能生活下去。”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依存，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其实，阶级斗争学说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学者就指出了阶级斗争现象。只要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客观的事实，不是凭主观想象所能抹煞的。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过去各个历史时代，社会都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存在，但这种依存是以两者的对立为前提的，是在对立中相互依存。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而且只要阶级没有完全消灭，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只有到了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才会消失。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决不能放弃。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的这一论断就不会过时。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看得很清楚。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就说过：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以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69页)这个连美国都可以认可的“别样的社会”，无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连美国都可以容忍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显然，作者的放弃阶级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马特洛克设想的、连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都认可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形式、范围会有所不同。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这一点也不应忽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证明了这种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如何认识党的性质
作者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的落脚点是改变党的性质。他要求修改党的指导思想，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否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把他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自己的理想，要求“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请回来”；他全面否定党的革命斗争历史，要求放弃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据说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存在，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按照他的思维逻辑，这一套主张最终必然要求改变党的性质，即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改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建议中明确提出：“将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说“这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名称”，而“这个党的性质为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
应该看到，把共产党改造成为社会党，即把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这是一股国际性的思潮，它在苏东剧变中曾经喧嚣一时。作者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这股思潮在我国的回响。但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要不要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客观上有没有“全民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同无产阶级其他组织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为什么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呢？这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地位和自己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且被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因而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处于劣势。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争取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1页)共产党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而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应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全民党”的思想。当伯恩施坦提出要把德国党由片面的工人政党改变成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时，他们二人专门为此给全党发了一封《通告信》，建议不赞成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不这样，那就是党“自己出卖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8、680页)
从理论上讲，“全民党”是不会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全民”与“政党”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如果有政党，就谈不上是全民的，因为政党只是某一个阶级的集中代表；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应该消亡，因为没有阶级了，也就不需要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党了。所以“全民党”是反科学的虚假概念。所有标榜“全民党”的政党，都早就是、或者很快就变成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必然的，因为把不同的阶级、甚至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都拉进一个政党，党内就会展开阶级斗争，而斗争的结局，资产阶级会由于经济上占优势而压倒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由于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组织（这是它唯一的武器）而必然在斗争中遭到失败。
从实践上讲，当代所有宣布自己是“全民党”的政党，统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西欧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的教训。这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宣布自己由工人阶级政党改变为全民党，随之绝大多数党的名称也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例如，戈尔巴乔夫宣布，抛弃“与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公民按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者自愿的联合组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东各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很快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甚至惨遭解散，社会制度也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不应忘记。第二国际的破产以及苏东剧变的惨剧都证明，“全民党”是行不通的，把共产党改成全民党，必然导致党的毁灭。
我们强调共产党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性质，并不是说党只考虑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不顾其他阶级的利益。应该看到，由于工人阶级是全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从根本上讲，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在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更应该照顾到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以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既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包括除了敌对势力以外的一切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党放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恰恰相反，只有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才能做到这一点。
纵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篇很不像样的东西，名为“马克思主义观”，实为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在我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得到相当程度的泛滥，甚至达到嚣张的地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是一个例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又是一例。他们相互呼应，颇成气候。他们都是以老党员、老革命的身份自居，仿佛经过多年反思才悟出这点道理，因而很能迷惑一些理论素养不高的人。但稍微认真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背叛了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背叛了自己庄严的入党誓言。这些东西，真有点像过去那种表明心迹的自白书！
出现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类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上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衰，是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时，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就受到削弱；如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它就会活跃起来。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他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他们总想寻找一条不同于过去的所谓的“新”路子。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伯恩施坦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这是一条旧得不能再旧、已经被历史证明破产了的路子，一点新意都没有。然而恰恰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很容易蔓延开来。我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泛滥，实际上就是“革命低潮综合症”的表现。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尽管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是丹心不易，壮志难移，但却亦不乏被称为“反水”的人和事。如今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类现象也并未绝迹。恕我直言，眼前这位《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作者，堪称一例。
(文章来源：《中华魂》2008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牢记历史 于 2008-2-16 22:0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