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紧追穷寇——紧抓路线斗争,批判宣传主义,揭露机会主义在印共毛问题上的投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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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在政治报路线下是民主与集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党内是掌握正确意见的自觉力量进行统一集中的政治领导,这样状态下机会主义者无法在党内为非作歹,一但发现就被快速发现清除出去。但印共毛是从小组联合而成,没有进行成熟党内斗争的经验,去清除这些机会主义力量,最后阶级就是机会主义当权误导革命。如云水怒这样的机会组织同样,是以此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攻击政治报路线,根本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出发。
2、印共毛没有在党内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去清洗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代理人,最终让机会主义者大肆投降叛变、丢掉根据地让印度革命局势危急,可见路线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对这些阶级敌人的仁慈,意味着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云水怒这些机会主义者,借印共毛同志们一时的路线错误,来攻击政治报路线搞投机,实际上就是要攫取政治影响力、蒙骗自发群众冲塔为他们送死、谋取中修黄色工会的官老爷职位罢了。这帮毫无原则的投机寄生虫,终究会在革命的历史车轮下被劳动人民碾得粉碎。

1、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印共(毛)四位领导人于2026年2月22日向特伦甘纳邦警方投降,2月24日,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一消息。
四名投降的毛派领导人身份信息:
① 德夫吉(Devji),原名 蒂皮里·蒂鲁帕蒂(Tipiri Tirupati),印共(毛)政治局委员(PBM)、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② 马拉·拉吉·雷迪(Malla Raji Reddy),别名 桑加尔(Sangram),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委员(CCM)
③ 巴德·乔卡·拉奥(Bade Chokka Rao),别名 达莫达尔(Damodar),特伦甘纳邦委员会书记(TSCS)
④ 努内·纳尔辛哈·雷迪(Nune Narsimha Reddy),别名 甘加纳(Ganganna),特伦甘纳邦委员会委员(TSCM)

从四个叛徒的叛逃中能看出来什么。显而易见,他们身处高位,并且形成了叛党的宗派。这四个人就是当代的马尔托夫机会主义宗派。特伦甘纳邦是老苏区,还出现这种情况,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

四个明面上的机会主义分子叛逃,但是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依然是主旋律。机会主义隐藏起来,试图分裂党,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这里虽然不能推断出来更多信息,但是可以补充列宁在二大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两股势力,以列宁为首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水火不容,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在二大讨论党纲的阶段,仅仅是党纲第一条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整个党几乎分裂。列宁强烈要求一个有组织的党来承担革命任务,马尔托夫竭力反对这个意见,顽固地维护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由于火星派的动摇分子,同中派结成联盟,导致马尔托夫通过了党章第一条。

列宁采用标准的马列毛主义者斗争方法,极力争取党的团结,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荒谬。在列宁的揭露下,崩得分子退出党,紧接着两个机会主义分子也逃跑,大会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列宁通过拉拢关键少数的办法,争取票决权的胜利。会议艰难进行,在最终选举党的领导机关阶段,列宁的意见胜出。由于马尔托夫没有争取到想要的结果,于是撒泼打滚,宣布不参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二大上取得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在三大前期,党由于机会主义者的阴谋,发生分裂,但是仍然不可置疑的是,列宁通过二大的胜利,在路线斗争上胜过了机会主义者,把大部分党内力量团结在了布尔什维克的周围。机会主义者在分裂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多好处。并且由于机会主义者被驱逐,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纯洁性得以保障。列宁通过紧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印共毛的胜利也唯有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取得。如果一个党是正确路线专政的,那就永远不会被资产阶级消灭。一个党只有可能是因为内部机会主义夺权,而被资产阶级消灭。

2、宣传主义模糊路线斗争

印度革命作家协会(Virasam)决定以“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于2026年1月24日-25日在海得拉巴召开第30届大会,来自印度七个邦/地区的革命进步人士代表汇集于此。来自喀拉拉邦的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Ajith)于1月24日大会召开首日进行发言,以《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为演讲主题。

所以,关键点在于:革命在不断前进,但革命领导者的思想却没有同步前进。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阶段,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在民主革命中,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具有爱国情怀的人,他们即便没有真正采取无产阶级立场,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同样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愿意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

《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中谈到为什么革命没有前进,是因为领导人虽然有无产阶级的立场,但是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领导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万分重要的。并且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应当通过形成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保障。但是印共毛没有形成自觉司令部,没有镇压一切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分裂阴谋,自然就不能稳固地把领导权握在正确意见的手中。在文革时期,自觉路线司令部发动人民群众,对于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全国范围的批判,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巨大胜利。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重新夺权,则是毛主席逝世后,自觉路线司令部专政能力下降,才引发的后果。空谈什么“与时俱进”,是非常落后的观点。与时俱进,认识到“城市化的堕落文化”就能同机会主义做斗争吗?立场正确就应该实施正确意见的专政,来保证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刘邓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但是只要抓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完全可以镇压刘邓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两条路线的斗争。

同样,仅仅满足于重复那些必要且正确的立场是不够的。 例如,印度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但是,今天的反封建斗争在实践中确切意味着什么?这是必须通过观察当今社会中半封建主义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来具体解决的问题。因为有些地区,旧式的地主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压力或其他原因,他们要么被推翻了,要么自己撤退了
······
所以,这(城市化)确实带来了一种非常堕落的文化,一种买办新殖民主义文化正在入侵,并与封建主义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有趣的是,最近有一项研究表面,指出人工智能(AI)是如何强化并再生产种姓思维的

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以现实的阶级斗争作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生产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反作用于阶级斗争。仅仅凭借敏锐的意识形态立场,就能解决问题吗?这相当于作者在怪罪印共毛的领导人没有提前发现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印共毛的问题,正是仅仅发现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而没有充足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去镇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印共毛在斗争中屡屡受挫,原因只有一个,在路线斗争中,总是无法完全镇压机会主义者,消除机会主义在组织中的影响。一切行动的失败,都要归结到印共毛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失败。如果不按照这个思路解决问题,那就是扬起风沙,掩盖真相。把问题归结到宣传的还不够,或者没有抓住宣传的时机,是模糊问题本质。

所以,无论如何,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尖锐化我们的意识形态,加深我们的意识形态掌握,将意识形态的分析思维应用于我们正面临的挫折,这在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纳萨尔巴里道路,否则我们将无法渡过当前的难关。

世界实际上被带到了我们国家最偏远的角落,这正在激活并拓宽政治领域(原文/译者注:偏远地区的人通过手机看到世界各地的斗争,从而产生了新的政治意识)。因此,由于所有这些现代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政治领域相当活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也为革命者提供了进行政治干预的机会,不仅仅是通过武装斗争或群众斗争,还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对政治事态做出反应,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我们绝对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或许值得作为一个”新实验“,以推动革命道路向前发展

走纳萨尔巴里道路的号召很正确,但是后面则是错误归因。意识形态的斗争,说来说去,也不过是镇压资产阶级思想,鼓励无产阶级思想。那么无产阶级的思想从什么地方来?依靠什么来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从阶级斗争中找到办法。作者不关注党内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而试图从外部的阶级斗争中找到根本原因,这是无从谈起的。阻碍党发展的原因只有两条路线斗争没有抓好,不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太过强大。意识形态立场敏感度,这个原因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新媒介的利用,这是一个包装。其实作者想说的是“宣传”。这种肤浅理解的宣传,大群已经在印共毛的文献中批判过。所谓新媒介的利用,就是毫无疑问的脱离赤化作用的宣传主义。无产阶级依靠什么斗争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唯有先锋队,唯有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掀起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才能根除资产阶级文化。通过新媒介,能做到的事情,也只不过是搞新时代的“飞行集会”。印共毛一直纠结于宣传问题,时常把宣传脱离组织进行,这是恰巧是走了宣传的邪路。不要脱离实际去空谈。“译者注”部分则是把宣传路线的的本质暴露出来。宣传路线就是相信,无产阶级在看到斗争的新闻之后就会产生“政治意识”。这是最令人不解的。政治意识只能从政治实践中产生,如果一个无产者没有加入党,也没有为党工作,他的革命意识就很难产生(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先锋队理论,灌输论,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中。这种灌输的行为,是需要依靠先锋队来实施的。宣传能起到的灌输作用,也只有在党的整体的灌输作用下,才能实现。

除去会议内容之外,这个会议本身也有问题。为什么要在敌人专政的地方开会?这是不讲地上地下划分的一种表现。抱着这种不被资产阶级镇压的幻想,就必然要跌跟头。革命家不依靠党的专政力量,反而选择相信资产阶级专政力量没有那么强大,这本身就不合理。对于局势的过分低估,也许不会让革命马上就付出代价,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损害革命。

3、泛左翼出于自身投机利益的辩护

燎原打着"反机会主义"的旗号声势浩大批判印共毛,实际上恰恰是在传播机会主义。他们的错误理论具有相当的系统性,这也是他们一贯的“路线”:
1、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将二者割裂对立,否定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滑向反智主义和庸俗实践论。
2、在宣传与组织关系上:贬低宣传工作的作用,将政治报路线教条化为义务劳动公式,暴露出对革命自身的规律的无知。
3、在阶级分析问题上:表面反对本质主义,实际上用"革命立场"这个抽象概念取代具体的阶级分析,陷入唯意志论。
4、在革命战略上:脱离客观条件空谈武装斗争,将中国革命经验、苏俄革命经验教条化为普遍公式,充满空想主义和冒险主义色彩。
5、在对待印共毛的态度上:不是从帮助同志的立场出发进行同志式批评,而是从攻击敌人的立场出发进行全盘否定,暴露出宗派主义本质

云水怒最想说的话是,因为大群没有实地考察印度革命,因此不能为印共毛出主意。这是十分庸俗的观点。云水怒在印度革命上,还想要什么调研呢?还需要什么调研呢?问题在于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是在于调研。云水怒提出的调研,是在维护自身的小组阶段,而不是真的从实际出发去看看印度革命的现状。看似云水怒十分务实地提出调研,实际上只是在空洞地反对。问题就被云水怒矮化成“因为大群没有实践,所以不能批评,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回到立刻融工上吧”。云水怒的机会主义者们才是最不能对印度革命指手画脚的人。

云水怒也并不想为印共毛辩护。云水怒维护的是自身泥潭派的身份,要用印共毛作为挡箭牌,才能安稳又妥当地经营自己的投机利益。云水怒,“怒”就怒在,大群批判印共毛,是害了云水怒的这杆革命大旗。云水怒维护的不是印共毛,而是在泛左翼心中不容动摇的当代革命的典范。泛左翼经营投机利益,离不开印共毛。云水怒的机会主义本质就在于此。

革命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行为,在阶级社会中搞无产阶级,农民,小资,剥削阶级入党“人人平等”,这消解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受旧社会思想腐蚀的程度不同,分级考察是通过时间成本迫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暴露或转变。推行“一视同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为小资、剥削阶级分子减轻压力,消解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非无产阶级群体进行长期艰苦改造的必要性,是拒绝承认阶级差异对意识形态的塑造

人民战争-中文广播采取的是另一种反对方法。对于谁是党员的问题,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只有政治上合格的人,才具备入党标准。马列毛主义者会因为阶级出身而高看任何人一等吗?并不会。因为阶级划分不是阶级利益划分,无产阶级整体无权,被剥夺到无法剥夺,这是无产阶级整体充满革命潜力的原因。但是无产阶级中的任何一员,有何种表现,仍然需要考察。马列毛主义者会因为阶级出身不好,而限制入党吗?并不会。党的革命性是现实的革命性,而不是空谈阶级出身。革命家有可能从任何一个阶级中诞生。人民战争-中文广播认为自己很富有阶级性,但是这就是出身论。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有可能出革命家,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有可能产生叛徒。人民战争-中文广播就是在宣传左倾机会主义的出身论,崇拜“工人血统”。

印共毛的问题是印共毛的问题,机会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的问题。机会主义者想为自己的机会主义本性做辩护,首先反对的就是大群对于印共毛的同志式的批评。这就是机会主义在印共毛问题上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