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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当前印共毛局势不可不不紧张，除了中央军委主席带头投降说搞改良主义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投机者进行投降，最新的一条消息，120个人都投降了，这个地区的革命工作可以说是会被基本破坏了。现在却还在开地上地下不分，要求去搞意识形态学习的大会，机会主义路线已经到面前了，必须要坚决的去做斗争不被同化，用政治报路线坚持斗争来和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割席，路线不能把握正确，最后只能像是像76年的上海一样被缴械专政。一旦肯坚持正确路线开除机会主义者，我们没有人也会有人，他们只能是像什么张国焘一样向革命力量低头或做反对派的投降者。
2、印度革命形势的严峻表明印共毛的革命路线一定是出现了巨大的机会主义错误，众多的领导人叛变说明印共毛党内部并没有做好路线斗争，没有及时清理掉不合格的自发分子。云水怒想要把人拉进调查的泥潭，人民广播阵线更是惹人嗤笑，完全不顾印度革命的实际。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明确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保证地上地下隔离、坚持政治报路线才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正文
1、讲话背景：印度革命作家协会（Virasam）决定以“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于2026年1月24日-25日在海得拉巴召开第30届大会，来自印度七个邦/地区的革命进步人士代表汇集于此。来自喀拉拉邦的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Ajith）于1月24日大会召开首日进行发言，以《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为演讲主题。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Ajith，原名 K. Muralidharan），曾任“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组织（RIM）的编辑，也是印度共产党[（马列）纳萨尔巴里派]的总书记，2014 年纳萨尔巴里派与印共（毛）完成合并后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在2015年被马哈拉施特拉邦警方逮捕，后于2020年保释出狱。
在反革命的“卡加尔行动”背景下，革命运动乃至整个社会在多个层面被围困的这一悲剧性时刻中，印度革命作家协会（Virasam）决定以“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于2026年1月24日-25日在海得拉巴召开第30届大会，来自印度七个邦/地区的革命进步人士代表汇集于此。
印共毛同志是十分糊涂的，地上地下不分且公开的在反动印度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开大会。在印度仍然在进行暴力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组织的会议、地点、成员轻易暴露在阶级敌人眼前。虽然印度反动政府口头上说民主自由，但如果马列毛主义者真信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如同相信资产阶级会革自己的命一样，是愚不可及的。资产阶级并不会自主退出历史舞台，其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要从物质上用工业化的革命组织力量将其消灭。扫帚不扫，灰尘不会照样过跑。且这种公开的会议，实际上就是再走影响力的机会主义路线，用宣传代替组织集体以革命各个脚手架锻炼人的作用、不强调革命义务和革命纪律的工业化协同工作，转而搞错方向用影响力路线开机会主义的口子，必然会导致党组织变成投机分子的天堂，将整个党的权力篡夺沦为修正主义的党。以达到机会主义者阻碍、消解革命的目的， 因机会主义者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代理人。
所以，关键点在于：革命在不断前进，但革命领导者的思想却没有同步前进。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阶段，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在民主革命中，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具有爱国情怀的人，他们即便没有真正采取无产阶级立场，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同样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愿意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带着那种旧世界观，它就是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具有进步性的，因此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们不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造，那么当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他们就会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开始与之分离，进而反对它，最终转变为走资派。因此，这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这一现象的更深层次理解。不能简单地说”这人从一开始就是特务“或者”那人是特务所以才做这些事“，他们可能在后期与敌人勾结后成为特务，但实际上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没有进行思想改造。
阿吉特在这篇讲话提出“任何革命的中心问题，都是夺取政权”，也肯定了武装斗争、以及自觉的革命经验总结，反对机会主义者口喊革命却不愿意暴力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在革命受挫问题上，却认为是领导人的思想滑坡问题导致的并认为是没有及时进行思想改造。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工业化的民主集中制革命组织当中，及时辨别那些思想滑坡的人，如何造他们的反，让先进并且自觉革命的同志承当领导职责。这就要求革命组织要以政治挂帅利用矛盾的对立面。如当领导集体出现部分思想滑坡，那就迅速依靠监督链条的权责分明、责任到人的方法论抓住分歧问题的出发是谁、是那个议题。然后利用批判权在批判中凝聚自觉力量，予以定性、罢免和观察。并在领导集体的对立面革命先进群众组织选取任命积极先进的同志替换领导职位。当领导集体完全被机会主义路线、自发势力所裹挟，就要搞开门整风、要让先进革命群众组织造反、要引其他革命队伍的先进力量联合整风。一个队伍出现立场问题，首先就要抓领导集体和领导同志，对其错误调查定性，利用批判的武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让一批同志在这场路线斗争中批判、成长，掌握政治斗争的艺术；因为路线斗争就是革命自觉力量和机会主义自发力量的权力斗争。这才能有效的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工业化力量，加强赤化能力及时揪出和改造思想问题。
印共（马）内部的革命者所面临的任务，并不仅仅是批判修正主义。他们还必须识别出中间派主义作为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查鲁·马宗达正确的指出：中间派主义是通向修正主义的垫脚石。正是通过大论战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尖锐化。才使得这些革命者，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以及所有其他同志能够与印共（马）决裂，以此表明“不，这样行不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同志与像纳吉·雷迪（Nagi Reddy）那样的人之间的区别，后者仍然主张应该在印共（马）内部进行斗争，去改造和纠正他们，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最终的结局。
原作者肯定了鲜明反对反对印共（马）的议会斗争路线，赞扬了印度革命者和修正主义政党决裂、另立炉灶的做法。继着上一段的批判，在面对全党被机会主义篡权沦为修正主义后，自觉力量呈极度的劣势、零星的自觉力量意见无法扭转党内的力量对比时，就应该坚定的造反、另起炉灶。在路线问题上做坚决斗争，从而明确自身和敌人。只有通过路线斗争才能不断的凝聚正确意见，才能达到在革命工业化组织中锻炼人、凝聚集体自觉力量的作用。
当地方政权能够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行使时，“夺取对水、森林和土地的控制权”的号召，在争取这种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政治权力可以在地方层面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运行时，它所产生的影响。夺取“水、森林、土地”控制权的号召，在争取实现该权力的斗争中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它是以绝对的方式被孤立地理解，与在全国进行革命任务、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任务分离开来，那么这个口号就会起负面作用。那个原本曾经帮助或动员群众的口号，反而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再看到继续向前推进的必要性。你会对斗争采取保守的态度，你会考虑如何去保护现有的成果，甚至在必要时进行妥协。
原作者认为在夺取生产资料后，会让革命队伍的同志因为既有的物质利益而在面对革命时持有保守态度，对无产阶级革命不在热衷甚至对资产阶级的侵犯就可以为了眼前的利益进行妥协，换而言之就是 老子革了那么久的命，就不能好好享受吗？ 实际上是在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利润挂帅的思考方式认为人只要得了利益就会大大被冲淡革命性，甚至有种血统论的既视感。
实际应当考虑的是： 生产物质资料是由那个阶级控制。 在资产阶级手里生产物质资料是被反动阶级所垄断的，在由资产阶级用从无产者身上剥削出的物质资料来施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事实上被资产阶级专政着，本质上是极度的无权！例如中修统治下的文艺作品、教育、学校，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协同的齿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孔不入的对无产者进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让无产者的脑海中充斥着资产阶级的认识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剥削世界观。
所以，政权把握在谁手里，这是这个问题的根本矛盾。 当无产阶级把握政权，掌握生产资料后应当由自觉集体进行协同分工以及分配、使生活生产资料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分发生产工具、以及长征时期的丢掉辎重加快行军，都是需要考虑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以及当前的革命形势去做判断和处理的。
同样，仅仅满足于重复那些必要且正确的立场是不够的。 例如，印度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但是，今天的反封建斗争在实践中确切意味着什么？这是必须通过观察当今社会中半封建主义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来具体解决的问题。因为有些地区，旧式的地主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压力或其他原因，他们要么被推翻了，要么自己撤退了。
…
还有一个方面，例如城市化问题。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已经实现了城市化，认为现在城市问题已成为核心，农村问题不再重要，这种说法完全是胡扯。因为我国并没有发生那种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化，即城市和工人阶级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农村地区。这种影响最早是通过有线电视开始的，现在则通过智能手机的普及而传播。因此，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现在的网络购物更是让其变得更加普遍。所以，这确实带来了一种非常堕落的文化，一种买办新殖民主义文化正在入侵，并与封建主义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有趣的是，最近有一项研究表面，指出人工智能（AI）是如何强化并再生产种姓思维的。
所以，无论如何，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尖锐化我们的意识形态，加深我们的意识形态掌握，将意识形态的分析思维应用于我们正面临的挫折，这在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纳萨尔巴里道路，否则我们将无法渡过当前的难关。
物质资料的阶级性已然在前段提到，所谓的“堕落的文化”实际上是属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绕不开根本的资产阶级专政事实问题、绕不开资产阶级把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工业化组织物质力量的事实，使资产阶级能够源源不断自觉再生产。如同中修的资本主义广告、色情广告、黄赌毒屡见不鲜等，在于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不消灭反动政权、不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么这些毒瘤毒草只会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源源不断。
这里印共毛只谈原则正确，却忽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组织物质力量。组织物质力量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组织建设问题就是路线问题。 路线对了，没有人也有人。组织物质力量在自觉力量的协同下进一步拓展、又由自觉集体使用各种脚手架赤化更多同志积蓄更强大的组织力量，是这么个辩证发展螺旋上升的进程。 印共毛同志不在路线问题上做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斗争，不去明确路线这一革命的生命线，等待印共毛的只有停滞不前、赤化受阻、投降主义屡见不鲜.
最近云水怒小组也以印共毛问题，对大群发动了攻击。实际实在兜售小组建党和路线上的无限妥协，并以“同志之间的批评”当作挡箭牌，以“调查研究”作诡辩。马列毛主义者需要指出同志之间批评是基于革命立场在路线问题上做坚决批判、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路线问题是根本，云水怒机会主义小组在路线上耍花招，就是在糊弄革命、把革命当成一场小资产阶级cosponsor的狂欢。这些人不是来革命的，是来篡取一波政治影响力耍威风，诱骗左转青年、革命新芽做他们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垫脚石，是敌我矛盾，同样也要坚决回击。
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于此，还要对印共（毛）针对不同阶级群体入党申请的严格限制和分级考核制度指手画脚，并得出了“统一考察”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农民，小资，剥削阶级实现了入党“人人平等”。一边说自己是“革命呼吁”，一边又要把异己阶级的入党门槛放到和无产阶级平起平坐的水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革命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行为，在阶级社会中搞无产阶级，农民，小资，剥削阶级入党“人人平等”，这消解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受旧社会思想腐蚀的程度不同，分级考察是通过时间成本迫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暴露或转变。推行“一视同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为小资、剥削阶级分子减轻压力，消解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非无产阶级群体进行长期艰苦改造的必要性，是拒绝承认阶级差异对意识形态的塑造
“人民战争-中文广播”强调对无产阶级身份、工人身份，搞资产阶级血统论。做李立三、张国焘“工人血统”的忠实信徒，该说真不愧是机会主义者的孝子贤孙，和他们的祖宗如出一辙。形而上学的做机械划分工人、农民、小资，却不肯回答革命家如何在革命家组织中做到共同为革命的行动的。马列毛主义者可以很明确的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地下革命家组织当中，任何地上身份差距都被消除，留下来的只有革命家这唯一的身份。基于共同的革命立场和对路线的认同，遵守革命纪律和革命义务的才能称之为同志。革命家只有职位和工作负责的不同的，在人格上是平等。
人民战场-中文广播的机会主义者团体模糊群众和党的界限，否定革命家工业化组织对人的改造力量和自觉力量的产生，对阶级力量对比的认识是唯心的，翻译一万年也无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怎么办？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先锋队消亡-革委会消亡-群代会消亡-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而马列毛主义者所要做的是要走政治报路线发展和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做好地上地下隔离带政治原则。在革命家组织中通过革命纪律和革命义务劳动以及各种革命经验总结出的革命脚手架，做到人赤化人、集体赤化人的作用，锻炼出一批批自觉的革命力量，使他们达到先锋队水准，依靠民主集中制从先进群众组织中筛选自觉同志进入地下革命政府中的党。
积蓄足够的自觉力量后，便可进入战略防御第二阶段，以全国一盘棋的地下网络派遣代办员（党）进入地上依靠表面经济斗争的形式，集体斗争建立地上群众组织、同步建立民主集中制和暴力地上值班。因为地上群众组织受地下革命政府领导，其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地上无产阶级环境的红色据点。无数个不规则分布的据点形成一个红色节点，全国地上表面上是经济组织，实际在地下由无数不规则的红色节点编制出一张红色大网。从地上群众组织中筛选先进分子进入地下革命政府，作为预备党员和地下红军接受政治灌输和路线斗争的锻炼。需要注意，进入地下的不算党员，而是参考文革革委会的经验，作为先进群众组织中的成员接受党的领导，并以革命第一、生活第二的政治原则作为革命的主人翁参与发展革命，作为监督链条的一员实行监督权。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标志是拥有可大规模派遣的武工队，局部的敌弱我强、大部的敌强我弱。可进行翻边战术推翻工厂、医院、学校、区政府等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地上无产阶级专政，先破后立。中修必然会知道自己失去了基层控制、群众也必然会知道当地的秩序变天了，所以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不可能瞒住。所要隐瞒的是党组织和组织关系。在敌弱我强的地方，可能斗争出较为稳固的节点环绕节点的区域，这一片地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革命根据地。可公开的进行政治动员，让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运动中，使中修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战略反攻阶段，地下政府已然可以出动大规模的野战军和中修军队进行正面决战。同时一些红色根据地在不同地方根据革命形式作为后勤工厂，地下政府可以系统性的派遣武工队和地下红军协同翻边战术进行作战。但这不意味着中修不堪一击，资产阶级在被推翻之前始终把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即使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也有被反攻的风险。马列毛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需要在革命集体中做好实际的战术方法，以应对阶级敌人任何反扑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让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局部的地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全国的地上无产阶级专政，到那时地下革命政权才能暴露党组织和组织联系的存在。并以此进行持久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有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