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紧追穷寇-印共毛的危机是如何成为机会主义者的狂欢的——对印共毛现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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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印共毛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大肆吹捧宣传路线,忽视组织建设,妄想通过“政治干预”来扩大影响。然而只要看看处在自发状态的群众就能明白,宣传主义无力将群众组织起来,更不能将群众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再怎么揭露资产阶级的腐朽和反动,没有组织力量的无产阶级也对此无能为力。宣传路线是印共毛里面的机会主义者发展出来的独立的机会主义路线,印共毛不重视路线斗争,导致没有及时清洗这类机会主义者,从而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必须重视路线斗争,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革命路线在组织中占据领导地位。
2、如何才能建设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如何领导群众进行革命?阿吉特认为要靠意识形态和新媒体的宣传,但是马列毛主义者指出这是一条宣传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黑路线。要从根本上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就要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即雇佣劳动。要与其进行对抗,就要走政治报路线,以政治报为脚手架,在义务劳动中改造思想,并与机会主义者进行路线斗争。印共毛领导人投降,反映的就是没有坚持政治报路线反而走了小组建党,导致党的领导权被机会主义者篡夺的结果。只有政治报路线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在中国新年刚过,中国无产阶级陆续返回工作岗位接受年复一年的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之前在亚洲冉冉升起的红星——印共毛则又有四名高层领导投降背叛革命。宣布转向议会斗争的机会主义道路。这次叛变事件则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共毛内部已经发展出一条机会主义黑线,并且在不断的破坏革命,摧毁印毛共之前所有革命成果。而这种局势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已经是决定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能继续下去的关键。今天我们就从最近印毛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的发言《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入手,看看路线错误的成因在哪?在指明印度革命前途的同时,揭露国内机会主义者借印共毛危机推行自己的错误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行为

《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纳萨尔巴里道路:实践与成就》这篇文章是印度革命作家协会(Virasam)决定以“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于2026年1月24日-25日在海得拉巴召开第30届大会中印毛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吉特的发言。其实我们从这个会议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印共毛不分地下地上的问题。诚然印度现在还有所谓的“民主”开个会,发个言不至于被抓。但是印度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他们所谓的“民主”是及其虚伪和不稳定的。而印毛共外围组织却公然在敌占区开会,大谈革命,这无非是把自己的力量暴露在资产阶级手下,哪怕当时不直接抓捕,那也为印度反动阶级后续的渗透镇压提供了关键情报和抓手。更别说让中央委员会委员直接顶着自己的地下身份来会上进行发言了,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为了制造政治影响力进行的冲塔行为。怪不得印共毛天天抱怨自己的工人阶级力量少,这样在城市里开展革命工作除了为资产阶级暴力机器送业绩外就没有其他作用了。不分地下地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稳固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作为基石来发展革命,哪怕有工人阶级参与革命也会很快就因为冲塔行为白白牺牲。根本无法扩充革命组织力量,也就没可能让城市中的革命组织发展起来,得到更多的工人力量。当然这样政治影响力优先的发言不仅仅在这里有出现,整篇发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呈现这一点。

所以,关键点在于:革命在不断前进,但革命领导者的思想却没有同步前进。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阶段,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在民主革命中,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具有爱国情怀的人,他们即便没有真正采取无产阶级立场,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同样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愿意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带着那种旧世界观,它就是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具有进步性的,因此他们可以成为命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们不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造,那么当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他们就会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开始与之分离,进而反对它,最终转变为走资派。因此,这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这一现象的更深层次理解。不能简单地说”这人从一开始就是特务“或者”那人是特务所以才做这些事“,他们可能在后期与敌人勾结后成为特务,但实际上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没有进行思想改造。

这里阿吉特总结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即印度马列毛主义者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的根本经验就是“任何革命的中心问题,都是夺取政权”,指出革命武装斗争、人民政权都是通过自觉的革命实践实现的,批判印度那些打着毛派旗号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党空喊革命口号而反对革命武装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遇见挫折的原因却仅仅轻飘飘的说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却没有同步进步”,那当然,革命领导者如果抱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必然会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反面。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一个有效的民主革命不但会教育提升无产阶级,同样也会作用于革命领导者,清除他们的反动思想,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参与二月革命后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都没有在革命家中间产生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因为列宁和毛泽东都通过民主集中制,路线斗争和革命造反筛选清洗了党内的不合格领导人。文革的主要目的也是路线斗争和革命造反,而不是“思想改造”。而阿吉特却把解决方法全部归因到“思想改造”,忽视路线斗争。这也导致了印毛共在路线斗争上疲软,有大量革命领导者甚至在民主革命尚未结束就背叛革命,投入资产阶级怀抱,极大危害了前面纳萨尔巴里运动所得出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进行。

当地方政权能够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行使时,”夺取对水、森林和土地的控制权”的号召,在争取这种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政治权力可以在地方层面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运行时,它所产生的影响。夺取“水、森林、土地”控制权的号召,在争取实现该权力的斗争中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它是以绝对的方式被孤立地理解,与在全国进行革命任务、与世界社
会主义革命、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任务分离开来,那么这个口号就会起负面作用。那个原本曾经帮助或动员群众的口号,反而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再看到继续向前推进的必要性。你会对斗争采取保守的态度,你会考虑如何去保护现有的成果,甚至在必要时进行妥协。

这段原作者把“夺权”运动做了三个层面的划分,分别是个人的夺权,国家的夺权,还有阶级的夺权。并认为在前两个方面的革命纲领必然会使革命者陷入“保守”态度,更倾向于为了保护成果妥协。这当然仅仅是对现象上进行了解析,依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拿中国革命为例,中国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同样强调“融工,组建地上工人组织”,看似都是“个人层面夺权“。但是革命者却将此于“全国一盘棋”地下网络结合,将原本单打独斗的融工工作接入工业化组织。把“个人层面的夺权”上升到“阶级上的夺权”,取消原本各自为政的手工业地上小组,变成全国协同协作,全无产阶级协同工作的工业化地上小组。而机会主义者却大力发展融工策略中“个人层面的夺权”,把工人小组当做获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丝毫不考虑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整体局势的影响。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保守”不是因为纲领有问题,而是机会主义者夺取领导权用领导权歪曲纲领,歪曲革命路线。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清洗党内机会主义者,让不是变动纲领去让其更符合“进步”的形态,这样只会给机会主义者发展腐化的空间,让其更容易歪曲正确的革命路线来推行自己的机会主义黑路线。

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农村地区。这种影响最早是通过有线电视开始的,现在则通过智能手机的普及而传播。因此,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现在的网络购物更是让其变得更加普遍。所以,这确实带来了一种非常堕落的文化,一种买办新殖民主义文化正在入侵,并与封建主义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有趣的是,最近有一项研究表面,指出人工智能(AI)是如何强化并再生产种姓思维的。

世界实际上被带到了我们国家最偏远的角落,这正在激活并拓宽政治领域(原文/译者注:偏远地区的人通过手机看到世界各地的斗争,从而产生了新的政治意识)。因此,由于所有这些现代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政治领域相当活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也为革命者提供了进行政治干预的机会,不仅仅是通过武装斗争或群众斗争,还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对政治事态做出反应,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我们绝对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或许值得作为一个”新实验“,以推动革命道路向前发展。

原作者在这里接着暴露了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宣传路线。对反动文化入侵存在极为明显的错误,反动的资产阶级法权之所以可以借助智能设备从偏远地区大肆传播,关键不是在于技术本身多么高级或者反动思想本身多么吸引人,而是这些地区本来就存在反动思想的物质基础,当地群众本身就是在及其反动的生产关系下生活,本身就没有迎来解放,自然会对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毫无抵抗能力。只有革命家从当地建立进步的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用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把当地群众从反动的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反动思想作为上层建筑,失去其物质基础自然就变成了无根之木,革命家才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清除。而原作者认识不到这点,反而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当作推广革命意识形态的关键,妄想用对其进行“革命干预”来替代革命家对群众的政治领导。并希望群众可以自发从“世界各地的斗争产生革命意识”。我们还是来看看中国的革命现实,看看在缺乏革命家领导状态下这些“世界各地的斗争”究竟产生了什么后果我们就知道了。看看那些泛左翼和机会主义者,看看那些鉴证小鬼,缺乏革命家的政治领导的后果就是殖人皇汉满天飞,法西斯和种族主义占据主流,左翼内部更是被合法斗争和冲塔斗争啃下一大块,机会主义者更是盲目崇拜自发性和政治影响力路线。真正能成为革命者,走向正确的革命路线的简直就是万里挑一。这就是不推广自觉性,没有工业化革命家组织领导群众所产生的恶果。只有遵循列宁的政治报路线,通过“政治报”这样的脚手架用工业化的赤化体系才能实现自觉力量的再生产,才能真正扩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在印共毛内部两条路线进行斗争的时候,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组织便瞄准了这个时机,既然印共毛在国内声望大,那他们就可以鼓吹印共毛里的机会路线进而推广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掌握印共毛信息来源的“人民战争-中文广播”,我们从他们的译者注和行为就可以看出,他们走的同样是崇拜自发性的宣传主义路线。希望靠通过让更多人看到“世界各地的斗争”来自动获得“革命意志”。这条路线的荒谬性我已经指出了,就不再赘述了。当然,他们的野心也不仅于此…

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于此,还要对印共(毛)针对不同阶级群体入党申请的严格限制和分级考核制度指手画脚,并得出了“统一考察”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农民,小资,剥削阶级实现了入党“人人平等”。一边说自己是“革命呼吁”,一边又要把异己阶级的入党门槛放到和无产阶级平起平坐的水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革命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行为,在阶级社会中搞无产阶级,农民,小资,剥削阶级入党“人人平等”,这消解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受旧社会思想腐蚀的程度不同,分级考察是通过时间成本迫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暴露或转变。推行“一视同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为小资、剥削阶级分子减轻压力,消解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非无产阶级群体进行长期艰苦改造的必要性,是拒绝承认阶级差异对意识形态的塑造

这两段“人民战争-中文广播”很明显就是在混淆概念,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其在生产关系上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资本,自由的一无所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被压迫者,不像小资产阶级那样因为有生产资料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畏畏缩缩不敢推翻。但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不代表思想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无产阶级中不乏想要通过背叛整个阶级来让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阶级跃迁。所以仍然需要进行筛选和考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不然只能使那些背叛无产阶级的混蛋进入革命组织,让整个革命组织受到重创。同样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保证也不是靠对所有无产阶级“大开绿灯”实现的,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的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对无法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生产关系的人进行清洗和改造。从而确保无产阶级始终在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是解放一切的阶级,但在这之前他首先要解放自己,如果无产阶级不先对自己进行长期艰苦的改造,那么同样无法对其他阶级进行长期艰苦改造。“人民战争-中文广播”之所以推广“血统论”,恰恰表明了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长期艰苦的改造,只想要享受无产阶级革命果实却不愿意为无产阶级革命出哪怕一份力量的机会主义本质。

当然不止“人民战争-中文广播”,“云水怒”等机会主义小组也借着“提供同志式的批评和建议,”来对革命者正常的对机会主义者的批判和清洗进行抹黑和阻碍。这同样表明印共毛内部的路线斗争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印共毛内部,而是整个世界革命者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任何一个革命家都应该抛弃右倾庸人温情,对机会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清洗。这里我呼吁印共毛的同志,不要沉浸于外部机会主义者的吹捧中,要深入自己内部,揪出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黑路线,保卫正确的革命路线,保卫之前印度革命的成果。

对与中国革命来说,革命者更应该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坚持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在战略防御第一阶段利用“政治报”等脚手架建立工业化革命家组织,利用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培养大量掌握专政权的代办员,组建“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网络。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地下革命家组织则要利用第一阶段培养的遍布全国各地的代办员小组和限权委托书建立受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的地上群众组织,利用暴力值班和民主集中制筛选掉不愿革命的落后分子,同时筛选出进步分子进入地下,进行培养和筛选,将先进分子编入地下红军,扩充无产阶级暴力机器力量。等到战略相持阶段,武工队则利用翻边战术进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部分建立革命根据地,削弱资产阶级力量并大量扩充当地地下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等到资产阶级集中力量反攻则再翻入地下,保存实力。如此循环,资产阶级力量在一次次“翻边”中力量越来越少,无产阶级力量则在“翻遍”力量越来越强。直到资产阶级再也无法组织有效反攻,当地革命政权地上与地下部分结合起来,变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等到战略反攻阶段,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大量稳固革命根据地,全国进入敌弱我强的局势,这时候便可以利用红军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