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民党的“三大”和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组织层面彻底分道扬镳的时间节点。1905年前后，俄国社民党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者就是否进行武装起义以及如何进行的问题，有过尖锐的路线交锋。
孟什维克或者叫做“新火星派”在其主导的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中提出了参加“合法议会”即国家杜马的策略，并妄想通过议会斗争“当它和专制政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作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们彼此分开，把激进派拉过来，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使整个国民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然而国家杜马只是沙皇政府的附庸，孟什维克希望在沙皇合法的框架下，推翻沙皇政府，并且幻想出了“强硬的干涉和强力”，在沙皇的专政之下，孟什维克只能变成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尾巴。
机会主义者常常把布尔什维克参加国家杜马挂在嘴边，并洋洋得意地说：瞧吧，列宁也是要搞合法斗争的。关键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国家杜马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布尔什维克在杜马中对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谎言进行彻底地揭露，是为了政治斗争服务的。而孟什维克将这个当作目的，是跟在杜马的屁股后面走的。革命组织是将经济斗争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为了地上组织团结起群众，解决群众问题，为了武装起义政治斗争的目的而运用的。
而对于资产阶级或者孟什维克，比起武装起义，他们更喜欢改良，更愿意与封建统治者妥协，这里如果无产阶级不把握住政治领导、不把握住革命运动的主导权，那么中上层资产阶级必然要和沙皇苟合从而出卖革命。孟什维克扭捏地宣称：起义不可避免。是由于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了“使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所以他们才不得不承认，并且以怯懦与怠工的心理鼓吹“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这里我们得到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同的结论，即必须让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明明革命已经进行到了组织斗争的程度了，机会主义者们却开始讲宣传。一些解放派资产阶级甚至还在狡辩说“武装起义其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讲一些对当下革命毫无意义的空话将革命拉向后退。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机会主义者脱离革命实际，不从客观条件出发，不断地推行反革命路线、对革命造成破坏；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教条来限制当下的革命运动，这是机会主义者们向来管用的伎俩。从各个泛左翼的小组不顾革命现实单点融工冲塔的路线，到共革阵用“1912年没有出现地下红军”这一说法反对大群提倡的政治报路线。可见机会主义者反革命路线发展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