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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共革阵所谓的革命斗争，完全是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他们革命斗争的前提条件，并不是依靠艰苦持久的组织建设得来，而是指望从天上掉下所谓“革命家”，坐享其成。而本次共革阵对于暴力革命的论述，完全是在鼓吹群众自发冲塔，进而投机获取政治影响力，吃群众运动的人血馒头。共革阵根本上只是为了其个人的利益，污蔑无产阶级革命的武装斗争，客观上必然是在阻碍正确的革命进程，马列毛主义者必然要批判共革阵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与其划清界限，并在正确的政治报路线的指导下赤化更多革命新芽。
2、很多刚接触无产阶级革命史的人都会奇怪：为什么武装斗争这种早就被各位导师提出来的革命路线还会有那么多人反对，甚至一次次革命实践都证明了武装斗争的正确性可反对的人却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共革阵先生的出现就生动形象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把群众自发运动和手工业小组捧上神坛，让无产阶级从革命的第一步就先入机会主义泥潭中，还生怕自觉的革命家带领无产阶级走出泥潭，所以又给无产阶级挖了一个大坑，否定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样就算革命家带领无产阶级走出泥潭，无产阶级也会困在深坑之中无法自拔，从而无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任何马列毛主义者都应该与其斗争，带领无产阶级走上正确的道路，让共革阵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阴谋彻底失败。
在2026年1月10日，共革阵又跳出来发表了一篇歪曲政治报路线，鼓吹他们手工业融工的黑文。笔者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回击他们对政治报路线的诬蔑，揭露他们这篇文章是如何一步步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反革命的本质，以免更多的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受这帮机会主义者的蛊惑，从而白白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甚至生命。
1.鼓吹唯武器论，歪曲地下红军路线，实际上的投降主义。
一个社会现实是，当下各国国家机器的暴力组织正在发生着显著的膨胀。这样的膨胀不是纯粹规模上的，如职业军队入伍人数的增加，而是投入、技术和社会维稳方面的全方面增长。还是以中国为例，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官方层面的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八百亿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7.2%。2025年9月3号举行的“九三阅兵”就直接展现了中国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大幅投入，在抛开核武器的情况下，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新式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信息作战设备和喷气式战斗机根本不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能够抗衡的。然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共对城乡各区域的监视和维稳将严重地切断游击战的生命力，这也代表了一支游击武装将无法藏匿于城市或者乡村中以进行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这一股会被当代国家机器所切断的生命力是游击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长征能够依靠各地军阀的矛盾和冲突来留存受到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古巴的726运动能够以12人为开端夺取政权就是依靠着其能够在山林中扎根。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写：“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然而这样的条件，也就是一片不受统治阶级监管的、自由的土地在当今受中共政权统一领导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共革阵被中修宣传的军事强大吓破了胆，看到中修秀秀肌肉便说人民无法反抗的混话。他们只看到了中修物质上强大，却看不见中修政治上的衰弱。他们不明白游击武装能否成功关键是敌人在政治上是被群众孤立的，而游击武装不是靠藏匿什么城市或乡村中发展壮大的，而是藏匿于广大群众之中才能发展壮大。最后片面地理解毛主席的话语，仿佛那时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是资产阶级拱手相送的，看不见根据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从白色政权手里斗争来的，白色政权内部的分裂和战争只是外因。再者说，中修内部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在未来革命中一定有我们可以将其利用的分裂。在这里，机会主义暴露了他们右倾投降的面目，把中修看成一只不可战胜的真老虎，而看不到中修在政治上反动，在人民中被孤立的纸老虎的一面。
第一，“地下红军”路线基于的条件是否存在于现实社会。这一路线要求革命者“到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 ”，因此“中修专政力量末梢 ”的存在就成为了支持后续一系列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正如上文对游击战争之现实的分析，一处中共国家机器无法有效控制的“末梢 ”是不存在的，毕竟中共在2024年7月就存有的517.6万个基层组织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且“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也并未在当下的中国发生（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类对必要条件的忽视也同样适用于先前提到的枪支管制问题，也就是所谓“地下红军”要从哪里筹集武器弹药？当然，该路线的拥护者会自信地说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暴力机关会被“地下红军”在某个地区内完成清扫或者中国在未来的某年会因中共党内的分裂、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走向无政府状态， 因此“专政力量末梢 ”就可以被建立起来、枪支弹药就可以得到补充。
第二，“地下红军”路线仍依赖于左派恐怖主义的底层逻辑，即使马列毛大群反复的否认这一点。的确，“地下红军”已经将占领工厂和巩固根据地等理论糅杂了进来，但其写手们还是提出了“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 ”、“地下审判 ”、建立“无产阶级威慑氛围 ”等左派恐怖主义式的行动和为“为群众伸张正义 ”这一当代侠盗罗宾汉式的目标。可见，无论是“地下红军”所期望的“战略反攻 ”，还是恐吓、绑架、袭击、威慑和审判都绝对符合上文分析过的德国红军旅、日本赤军或意大利红色旅“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 ”的行动模式，而这三支历史上所谓的革命组织是直接投向了左派恐怖主义的范畴，即“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 ”（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列夫·托洛茨基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地下红军”路线的说客肯定会再次宣布这一左派恐怖主义的通病不会作用在自己版本的恐吓、审判与威慑，因为其行动将是“在全国一盘棋理论的指导下 ”的，即自己将“在全国范围内 ”执行恐吓、审判与威慑。此外，马列毛大群也曾多次批判过个人恐怖主义的局限性包括日本赤军的行为，如“带有恐怖色彩的个人反抗在强大的中修组织面前再也掀不起丁点水花，自发盲动的个人冲塔路线彻底宣告破产 ”、“日本赤军的例子不过是历史上俄国恐怖派的翻版，是想利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不过是遵循着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走路径最短的机会主义路线 ”（佚名《个人恐怖主义在自觉的资产阶级面前走向破产》；佚名《从赤军恐怖行动，再看革命中的机会主义》）。
在这里，共革阵作为机会主义者，分不清地下红军与这几个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组织的区别，只能从形式上强行联系而不懂地下红军是要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暴力活动要和群众的需求相联系，在之后自顾自地精神胜利。共革阵在分析这些机会主义组织失败的原因中又陷入见物不见人，只能说出什么规模太小，武器不够云云，见不到其是因为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从而在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的围剿下，失败是必然的。
2.死性不改仍然鼓吹手工业融工，地上地下不分，根本上是取消革命。
几位在理论和联络工作方面训练有素的党员、足够的持续工作的生活经费和几部加密设备所组成的工人小组将成为党在阶级斗争较为频繁的地区的基本活动模式，其目标为保证工人工作的长期性、小组本身的组织性和活动可拓展性。
机会主义者依旧老调重弹，继续鼓吹其手工业融工路线，想当然地预设了一个不存在的前提，即提出了有几位所谓理论和联络工作方面训练有素的党员，跳过了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这一步骤，仿佛什么党员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后开展他们的手工业融工路线。
其次，革命者需要通过工人运动来更加清晰地审看我们对抗中国国家机器的策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再幻想受轻度武装的工人能够阻挡国家机器的直接冲击，或是像“地下红军”提出的那种所谓的非政治性暴力来规避监察体系的打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工人运动来瘫痪、阻挠、切断军警机关的正常运转。举例来讲，运输行业处的长途卡车工人们、出租车工人们不再会以不上工的形式来执行罢工，而是将车辆停在街道的交叉路口以阻塞军警调动、在政党的调动下接载被动员起来的工人以负责串联和支援。简而言之，革命党领导下的罢工不只是为了停止为资本家做工，其同时还需要为政治运动贡献力量。
在这一段里，共革阵的投机面目算是彻底地显露出来了。他们说什么工人罢工要为他们的政治运动贡献力量，实质上是为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赤裸裸地提出了要躲在群众后面，派群众去送死，来为其捞取政治资本。
在当下，只有走政治报路线，踏踏实实建设出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才能真真正正地推进中国革命。在战略防御一阶段，以政治报路线为脚手架，建成一个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来对抗全国一盘棋的中修。在战略防御二阶段，即全国性的革命家组织建设完成，有能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化融工时，便可向地上派出代办员进行融工，建设地上经济互助组织和地上暴力值班。代办员要坚守地上不谈政治的原则，通过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筛选先进分子，将其引流进地下来政治灌输，加入地下红军，实现地上向地下的输血。在战略相持阶段，通过全国化融工和地下红军的建设，实现在局部地区的敌弱我强，这时中修若调动其它地区的镇压力量来这些敌弱我强的区域进行镇压，那被抽调镇压力量的地区势必陷入空虚，被镇压地区的武工队便可翻边到这些空虚的地带，和当地组织一起在白区将其发展为敌弱我强地带，逼迫中修的镇压力量回防。这样，通过不断的翻边使中修的镇压力量疲于奔命，使其无法有效集中力量镇压并且被不断削弱。长此以往，实现其全国范围内的敌弱我强，从而可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进而解放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