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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共革阵作为一个投机的机会主义者组织，根本就不愿意进行数十年如一日的组织建设工作，他们的组织水平极为低下，自然抗衡不了中修高组织的国家机器，所谓的迫于形势的路线，只不过是想要为他们自己在资产阶级那里谋求个一官半职罢了。在正确路线下，没有枪炮敌人给我们造，哪会怕中修的什么武器呢？
2、共革阵是一个机会主义组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升官发财、打入投降。他们的机会主义本性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手工业方式而不愿意做艰苦的组织建设工作，因此他们在中修的枪炮面前被吓得闻风丧胆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只有按马列毛主义的政治报路线组织起来的工业化革命家组织才能与中修抗衡。
共革阵又出黑文，即《在暴力革命的战线上：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本篇文章中共革阵洋相百出，自发性崇拜，手工业融工等老一套齐上阵，也创新出靠攻略中修军队和公务员来革命的新花样。看上去不可思议，实则根源于共革阵领导层的机会主义立场，创造离谱路线蛊惑革命新芽为其个人利益服务，马列毛主义者必将与其做斗争。
一、共革阵怎样攻击政治报路线的
共革阵在革命策略上崇拜群众的自发性，他们说：
“不过我们只能说奉行着左派恐怖主义的小组或政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摧毁或消灭了，但左派恐怖主义本身虽然已经严重坏死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因为在20世纪至21世纪各类恐怖主义小组和思想仍在以城市游击队和所谓“地下红军”等不同的形态涌现。这样的主义与主张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后期和当今的社会复活不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任何的正确性，而是其表述中对各时代左派们所具有的吸引力，即一种以小规模军事行动换得革命普遍胜利的捷径和通过武装袭击来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前者让恐怖主义者们不再需要去思考革命党建设、理论革新和工人运动等至关重要但困难重重的事务；至于后者则与列宁做的分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弗·列宁《怎么办？》）。”
共革阵此处攻击政治报路线和地下红军，将其看作是左派恐怖主义，是“一种以小规模军事行动换得革命普遍胜利的捷径和通过武装袭击来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我们再往下看：
“赤卫队、红军、民兵、城市游击队等规模不一、结构不一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与发展，可见“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弗·列宁《游击战争》）。”
共革阵为了证明他们自发性路线的正确，引用了列宁导师的词句，可见其为了谋求政治影响力不惜在导师身上踩几脚。
共革阵因其投机立场是绝不可能理解“赤卫队、红军、民兵、城市游击队等规模不一、结构不一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与发展”是革命家们在地下艰苦的建设革命家得来的结果，没有什么武装力量是能够凭空出现的，历史无数次证明群众的自发性斗争除了让无产阶级一败涂地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要想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在战略防御第一阶段先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在地下搭建起革命家组织，然后通过政治报的脚手架赤化培养出大量政治正确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再在地下革命家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建立起优秀的地下红军队伍，也只有这样优秀的革命家组成的地下红军，才能在防御二阶段承担着起地下执法的艰巨任务。
随着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更是具备能够大规模派出武工队的能力。武工队能搞组织建设，可以帮助处于敌后的党组织更快让该地区赤化，也能杀伤敌人，消耗中修兵力给中修放血。要想让武功队员具备这样的的能力只有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艰苦卓绝的组织建设经验和义务劳动考验。这绝不是共革阵口中的群众自发性运动能够做到的。
共革阵在这篇文章中又鼓吹上了他们的唯武器论，看他们怎么说的：
“可见，无论是在绝对实力的对比上还是发展的潜力上，目前的中国社会无法支持游击战争的立足与壮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以零星抵抗为模式发起的游击战将连切·格瓦拉叙述的第一阶段都难以达成，即“游击队还比较势单力薄，因此只应该致力于站稳脚根，熟悉环境，同居民取得联系，巩固可能会变成他们根据地的地方”（切·格瓦拉 《游击战：一种手段》）。甚至我们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来论述问题，即以中共对枪支弹药的管制标准，当下的左派组织连拉起大约30人的武装都相当困难。”
“还是以中国为例，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官方层面的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八百亿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7.2%。2025年9月3号举行的“九三阅兵”就直接展现了中国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大幅投入，在抛开核武器的情况下，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新式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信息作战设备和喷气式战斗机根本不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能够抗衡的。然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共对城乡各区域的监视和维稳将严重地切断游击战的生命力，这也代表了一支游击武装将无法藏匿于城市或者乡村中以进行长期的发展和壮大。”
还是那句话，共革阵的机会主义立场又让他们无法理解全国一盘棋理论，陷入到为武器论上面去了。共革阵们里的先生们看完了中修的九三阅兵以后被中修的武器吓到了，大喊“你们看那些导弹坦克飞机，我们用拳头怎么能和他们抗衡？在看看他们的监控网络，我们的游击队无所遁形！我们在他们面前会像蚂蚁一样被碾碎的！”
共革阵会这么想我们并不好感到奇怪，看看他们崇拜自发性的革命策略就知道了。共革阵里的投机分子不想从事艰苦的组织建设工作，这让他们只有组织程度低到极点、可怜到极点的手工业小组，一说到“革命武装”他们脑中只会浮现出先到大街上叫卖“马克思理论”，然后随便拉起三十个彼此间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只会抡个王八拳的人就开始在大街小巷打起“游击”，这就像一说到“革命党”他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几个在大街上叫卖“革命理论”骗来的“革命家”一起跑到国外划个船开个“二大”这党就算成了一样。至于建立并领导规模庞大的全国红色网络和地下红军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以至于面对中修的国家机器，娇生惯养的老爷只敢可怜巴巴的蜷在墙角惶恐尖叫。
目前的中修确实是真老虎，中修的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强度也是绝不容小觑的，任何单点突破的企图都会被中修轻易打破，但这并不是说中修不可战胜。中修的宝剑利，无产阶级的宝剑又何尝不利，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地下革命家已经具备建立并领导全国红色网络的能力，一阶段末期也建立起了地下红军这样优秀的武装，全国红色节点和地下红军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统一调度下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可以做到进退有节，在中修强大的统治网络下也能猥琐发育。
到战略相持阶段在中修统治的薄弱环节出现敌弱我强的形式，且能够大规模派出武工队执行翻边战术。中修若是想要进攻某地区，就要先从其他地区调集掉进兵力以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我们的劣势兵力，那么放眼全国，其他地区必然因兵力抽调形成劣势兵力，地下革命家组织能组织被攻击地区有序撤退，还能抓住机会向这些地区派出武工队配合当地的组织和武装一边杀伤中修的守备兵力，一边搞组织建设帮助该地区赤化。中修若是掉头回防则武工队马上再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样中修即使拳头再硬也是一拳打到棉花上，对地下革命家组织没造成什么损失，自己倒是被放不少血丢不少地。长此以往中共革阵修为了维稳必然让机动兵力输血守备兵力，最后彻底丧失机动兵力，只能被动防守。
至于共革阵心心念念的武器装备，一方面是“没有枪没有炮，中修会给我们造”，同样是武器，白军和红军同样是人，怎么到共革阵口中就是中修用得，红军就用不得，中修造出武器来不就是给红军抢来用单位;另一方面，从二阶段开始地上组织就会不断向产业链上游蚕食，掌控各种产品的生产部门，这其中自然也不乏制造武器装备的生产部门了。
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张略战术，前提都是强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有了组织，没有人也会有人，没有武器也会有武器。共革阵之流不肯搞组织建设，没有组织，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物质决定意识，共革阵的手工业小组自然只会相信唯武器论，只能拜到在中修的武器装备和军队之下跪地求饶。
我们继续看看共革阵为了反对政治报路线还有什么花招：
“在详细列举了“地下红军”的构想细节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对各种路线的糅杂。“地上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有占领工厂运动的影子；“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建立根据地有游击战的影子；“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和“为群众伸张正义”则又有左派恐怖主义的影子。这直接展示了“地下红军”的构想是如何将与现实条件冲突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路线糅杂起来的，这绝非统一战略下各战术的有机结合。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贯穿了“地下红军”路线：该路线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可见，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之下，即便我们在主观上忽略掉其提出者马列毛大群是一个与警察保持着令人生疑的联系的、毫无行动力的、松散不成形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地下红军”路线在多方面走向失败与覆灭也是无法被规避的定局。”
这里共革阵就是在说“地下红军路线”要的太多了，不可能实现。俗话说“人不行别怪路不平”，共革阵守不住老婆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不行，反倒是赖上老婆既要又要的，要的太多了。共革阵为什么会认为“地下红军路线”无法实现呢？我们刚刚说物质决定意识，共革阵弱小的手工业小组自然不可能满足实现“地下红军路线”的条件，这让共革阵感觉“地下红军路线” 不可能，正如同蚂蚁感觉一天内从美国飞到中国不可能一样。而真正的革命者有毅力也有能力十年如一日搞从事组织建设工作，自然有能力走“地下红军路线”。
二、共革阵的革命策路线
“工人小组在实际上将以线下党支部的形式活动，但与其他线下支部不同的是工人小组将主攻工人运动方向、集体进入工作场所来发展先进工人。几位在理论和联络工作方面训练有素的党员、足够的持续工作的生活经费和几部加密设备所组成的工人小组将成为党在阶级斗争较为频繁的地区的基本活动模式，其目标为保证工人工作的长期性、小组本身的组织性和活动可拓展性。”
“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共产党人的性质不是由其名号定义的，而是看其是否能够参与到工人的运动中去，以最积极且最实际的角度传达革命纲领并以组织的中央机关报完成对先进工人的教育。对于这样集合政治教育、跟进并领导工人运动且由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直接领导的组织，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工人联络委员会。”
“有些组织可能会斥责我们说这样建立工人组织的行为是“尾巴主义”是“自发崇拜”，因为去联络、教育和组织工人远远没有他们发八股文的速度快。这些组织忽略了建立各工人组织与联络网是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它能确保革命党在所有群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工作场所内工人思想的统一以及信息的快速反馈，如单个地区内工人活动的实时动向和受组织工人的数量。此外，执行线下工作的党员还应该尝试渗透入工作场所的管理岗位，以直接控制车间并为总罢工做好准备。”
经典的老一套手工业融工，我们已经说过手工业绝不会有结果的，共革阵在上面批判政治报路线的部分也说过中修的强大，在地上，任何让中修感到威胁的组织都会被铁拳，手工业工会要么投降被中修收编成黄色工会，要么被不投降被中修捣毁。
另外政治报路线并不反对融工，而是反对手工业单点突破式的融工。在政治报路线的指导下，战略防御第一阶段结束后就能发展出能建立并领导全国一盘棋的融工网络，各节点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指挥和保护下有组织有计划、不谈政治的融工，这才是出路。
然后就是共革阵的逆天爽文路线了：
“如今，有些空想革命家们不认为争取国家职员是必要的，觉得单纯地依靠给工人或贫农发枪就能代替专业化的军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刨析，即软件与硬件。 在一场暴力革命中，革命军队坚决不能被浅薄地定义为“拿着枪的人”，这直接忽略了软件上的需求，也就是对纪律、专业化素养和组织化程度的高标准。 如此“争取既有军人以建8立革命军队”的原则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减弱，因为几个革命的核心形势从未动摇：第一，共产党需要有能和资产阶级军队做对抗的能力；第二，从零开始培植起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第三，国家的暴力机关并非绝对忠诚。敖德萨起义后由布尔什维克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都证明了这一点。”
“举例来讲，看似作为“争取既有军人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反例的中国工农红军实际上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佐证。在中国革命中，无论红军看起来多么“草根”，从其基层到核心的领导大多都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前国民革命军等身份在整个红军的人员组成中都相当常见–“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如此总结道（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以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这一军事和革命历史上的奇迹为例，红军的领导层包括武昌起义部队出身的朱德、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的林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等，甚至连指挥不当而导致巨大损失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专业训练。可见，虽然红军的确包括了如毛泽东等未就读过军事院校的革命家，但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与所谓软件，即红军整体的军事素养是绝对脱不开干系的，而这样的素养多数来自于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权下的暴力机关。在软件之外，共产党人也必须考虑硬件上的劣势。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游击战争时浅要地提到过，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所持有的暴力机关和相应的物质资料是相当可怖的，这一点是随着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在20世纪初期，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大多不会在硬件上较所属反动势力的军队存在过大的代差，但即便如此，长征期间国民革命军所装备的飞机和军舰也是红军所无法获得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代差只会越来越严重，革命党若是不争取军队，就存在使用轻武器去对抗坦克、自行榴弹炮或喷气式战斗机的风险，这对于革命运动来讲是绝对不可承受的。”
共革阵在反驳“地下红军路线”，“证明”了“地下红军路线”不可行以后他们又拿出了自己的收编中修军队作为暴力革命主力的路线，理由是武器只有中修能造，军官也只有中修能培养，无产阶级没法造武器也没法培养军官和士兵，所以只有收编中修的军队才能革命。共革阵仿佛把资产阶级视作神明，又把无产阶级贬的一无是处，仿佛有些事情只有神明能做，无产阶级这样的贱民是不能做的，根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大的差距就是组织程度，只要有了强大的组织资产阶级做得的事无产阶级也做得。
另外，共革阵根本不明白人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改变的，他们认为只要给军队里的人说一两个马列词句就能改造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能收编了，这是痴心妄想。只有物质才能改变人的意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更是如此，而这样的生产关系只有在政治报路线指导下在安全的地下才能搭建起来。共革阵口中的贺龙、朱德以及国民党收编来的士兵若没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搭建起的脚手架也绝不可能改造其资产阶级世界观代之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军事人才。
“那末，共产党人该如何争取以军队为首的国家职员呢？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针对国家职员的渗透和宣传准备。以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为例，在社会各岗位上的革命党党员应该学会接触所谓体制内人员，这包括通过工作交流等机会进行的间接建联和直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直接建联。以此方式，共产党人需要建立起一张针对统治阶级的情报网，对公务员系统内部情况和动态进行追踪，如基层维稳机关的政策和动向。历史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央特科就对国民政府展开了渗透行动、发展政府内的线人以保全脆弱的中国革命力量，而这正是一支没有足量武装的革命队伍所需要的。但这项工作的范围永远是有限的，相比于在工作场所中成建制地开展工作，复杂的政审和公务员考核决定了只有少部分同志能够成功地完成渗透，但此类情报工作将在国家机器收到各类危机之冲击时发动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战争、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危机、中共党内分裂等情况（详见下一小节“时局和形势”）。当此类变局出现，革命党就能够更高效地以情报网中的各位同志为锚点展开对其周围国家职员的宣传攻势，以促成接管机关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获取，这一情况适用于基层党政机关、公安系统与军队。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是由齿轮和钢筋组成的，它是由心脏如我们一样跳动的人和无数许诺造就的。这些许诺需要给予公务员们一个铁饭碗以及福利待遇、给予基层士兵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但这些许诺就如同国家机器本身一样存在着裂痕。中国在2024年就已经达到八千万人这个体量的公务员系统就出现过奖金停发、福利收紧、甚至是工资削减，而这样的现状也逼迫中共在同年7月补发薪资涨幅；同理，当中国在扩张自己帝国主义影响力范围的对外战争中出现失利时，军队内部对其指挥的忠诚也会被打击。”
这里概括一下共革阵说的是必须要打入公务员内部，取得公务员的支持革命才能成功，理由是公务员可以掌握中修的基础机关动向、公安系统与军队等内部情报。首先我们要说就算给共革阵的手工业小组三体里能监视全球的质子，共革阵也不可能完成革命，就因为手工业小组这种低能儿的客观条件限制导致共革阵即使得到所有情报也绝不可能战胜中修。
另外，我们要说明的是政治报路线指导下的地下执法和经济互助将会为群众提供满足衣食住行需求的服务和缓解群众的无权状态，这必将让地下政权取得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拥护，各界群众自然能成为地下政权的眼睛，为地下政权的行动提供情报，这则是组织的力量所带来的。
然后我们屡一屡共革阵的逻辑，共革阵攻击政治报路线就是因为共革阵的目的是当官发财，但共革阵一伙人没权没势，所以中修不让共革阵一伙人当官发财，共革阵就想靠影响力以势压中修，强行要中修让共革阵一伙人当官发财。于是共革阵就攻击政治报路线，这一方面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害怕政治报路线提倡十年如一日艰苦的组织建设。
最后要革命者都去考公那一段是不装了，给自己去考公当官找借口，结合之前的手工业融工和融兵可以看出共革阵给自己当官准备三个方案，一是以“展开了渗透行动、发展政府内的线人”为接口自己去考公，要是考上了，那就万事大吉，专心到体制内升官发财;二是如果考公考不上，那就策反军队搞兵变，总书记轮流做，今年到共革阵家;三是靠政治影响力吃无产阶级的人血馒头，鼓动自发运动逼迫中修给收买自己。
三、结语
革命本质上就是要扭转阶级力量对比的过程，这就要在政治报路线的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建设革命家组织，如此下去必然能发展出无产阶级的武装和全国红色网络，以此为基础才能反转阶级力量把革命推进到反攻阶段，在反攻阶段中修龟缩于个别大城市，红色根据地则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呈现一种工业区包围华尔街的局势，如此随着剩下个别大城市也被攻破中修彻底被推翻。共革阵之流的机会主义主义路线会政治报路线的反面，只会利用无产阶级为投机分子的个人利益卖命，最后只可能陷入自发性的泥潭无法自拔，葬送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