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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机会主义组织共革阵之所以对地下暴力* 进行 *污蔑，对地上地下隔离原则拼劲所能的进行歪曲，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愿意进行暴力革命，这群人想的只是能够靠在无权状态下群众一遍又一遍的自发运动下获取政治影响力，通过出卖群众的利益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才一遍遍的强调中修有多么恐怖，一遍遍地攻击我们的武装革命路线，攻击我们要求的长期艰苦的组织建设的政治报路线。文章清晰的指出了这群人的机会主义投机本质，以及指出了他们污蔑布站路线的卑劣目的。
2、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不会因为机会主义者的污蔑而变得错误。共革阵对于地上地下隔离的原则肆意歪曲，对地下红军无端污蔑，也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平庸和无能。机会主义者面对中修的镇压力量，被吓得胆寒，还说什么要大力争取中修国家职员，大力争取中修军队。可见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从武装起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群人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因为他们本质上软弱，只能去依附这些力量，并且因为他们的机会主义本性，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性，也无力改变这种虚弱的本质。这样一群幼稚到极点的人就在梦里实现他们的愿望把。而革命者将在政治报路线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近日，共革阵又发布了一篇文章，对正确路线进行了系统性的污蔑抹黑。同时宣扬起唯武器论，打入主义等臭不可闻的思想。必须予以回击
对地上组织和地下组织的强行混淆和无端污蔑
在详细列举了“地下红军”的构想细节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对各种路线的糅杂。“地上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有占领工厂运动的影子；“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建立根据地有游击战的影子；“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和“为群众伸张正义”则又有左派恐怖主义的影子。这直接展示了“地下红军”的构想是如何将与现实条件冲突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路线糅杂起来的，这绝非统一战略下各战术的有机结合。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贯穿了“地下红军”路线：该路线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任何工人有组织的、公开的武装抗争都必然是与政治强相关的。“地下红军”路线下的空想家们又开始做某些不切实际的美梦了，他们期待只要不将暴力挂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标签就能算是“与政治不相干的”，他们期待统治阶级带有这某种善意或天真，能把工人的暴力抗争看成是非政治性的、无需调动军警前来镇压的。
可见，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之下，即便我们在主观上忽略掉其提出者马列毛大群是一个与警察保持着令人生疑的联系的、毫无行动力的、松散不成形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地下红军”路线在多方面走向失败与覆灭也是无法被规避的定局。
先前我们所批判的左派恐怖主义、城市游击队和“地下红军”路线通通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所有的暴力斗争都需要后勤的支援，只因为任何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和受罢工波及的群众都需要吃饭。这一原因打垮了大部分的经济斗争类运动，例如以2025年12月深圳易力声公司的千人罢工为首的的各类中国工人运动，工人们在没有资金储蓄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支撑起几周、几个月的停工或等待漫长的劳动仲裁程序。
一些毫无根据的污蔑就不提了，对恐怖主义的批判也是老生常谈的东西，这里就不再赘述。让我们直入主题：共革阵的这些言论，纯粹是连每篇文章天天都在讲的地上组织和地上暴力、地下组织和地下红军区分，以及地上地下隔离都没搞明白。那笔者就在此再次清晰地阐述一次：在力量足以支撑起全国一盘棋的地上融工时，便可开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的工作——由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一支支地下党员组成的代办员小队，在全国基层建立地上群众组织。而这些地上组织的工作与职能，便是进行经济互助和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值班，从而初步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问题。
战略防御第二阶段的经济互助并非是共革阵说的什么”占领工厂“，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跑去干这种事就是在力量不足时冲塔、直接引来中修的重点镇压，是完全的左倾自杀。那经济互助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南昌骑手合作社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没听说过的读者也可在本站搜索相关文章了解，那就是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资本主义下，群众存在着广泛的这样的需求，就算是在最基本的每天吃饭上，一群人每个交点钱买厨具食材调味料，然后一起有序协同分工的做所有人的饭菜，再一起吃，最后每一个人的吃饭成本也会因规模效应，比去饭店或自己一个人买菜做饭低。现实中，我们没见过多少这样的团体，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大的原因肯定还是信任问题。规模大点之后就人人试图窃取集体成果为自己服务、谋利的案例比比皆是，那谁还敢去付出时间、金钱等成本？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分崩离析不欢而散。但如果有一群拥有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并且经过筛选基本确认其可靠性的党员来牵头进行这样的经济互助，那就已经有力量去解决群众生活中的些许问题了。而对于为了享受经济互助好处而加入地上组织的群众成员，当然也得要求履行义务，进行义务劳动，从而让地上组织能够提供的互助服务更多更广，吸引招纳更多群众，形成良性循环。
而地上暴力值班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革命者要尽可能地帮群众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争取群众。并且一些混混流氓本身就会来地上组织捣乱，被经济互助抢生意的企业也很有可能暗地里雇佣打手来打击，没有暴力保护，是连经济互助都无法维持的。而一些地方基层中欺压群众的地痞流氓并不一定有多强，只是当地群众处于一盘散沙、毫无组织的状态，而那些混混靠着交情、义气之类的东西，好歹有一点点组织性，起码很少出现街头打架斗殴时一人挨打其他人只在旁边看着的情况。如果由代办员牵头，要求地上组织中的群众成员也参与进暴力值班的义务劳动中、保卫地上组织，带头带领有一定组织的群众去战斗，那么解决小规模的流氓混混并非难事。一来解决欺压群众的混混进一步争取群众，二来保护地上组织，不出现vmz发个盒饭都能被混混抢走的笑话，三来，以后是要将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引入地下，让他们投入进烈度更搞的战斗中的，这也算初步、隐蔽的筛选和预演。
而进行上述工作的这些地上组织，在表面上是伪装成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的，成员和组织的行为看似不带丝毫政治性质，只是创建和领导这些地上组织的代办员小队有着地下革命家组织成员的秘密身份，秘密地被地下革命家组织所领导着。地上组织与地下组织和地下组织家成员组成的地下红军，在表面上不会有任何关联，绝不会出现在地上跟加入的群众成员直接谈论政治内容，也绝不会跟普通的群众成员说”我们是要去造反的“”我们背后有个革命组织“云云。总而言之，地上群众组织和地下革命家组织是严格隔离的，前者是彻底伪装成不带政治性的自发群众组织的。地上组织干的只是经济互助和反击一些小混混，不去正大光明地谈政治、或招虚名惹实祸地大肆宣扬，这样群众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和基层纷争在社会上再常见不过了，做到隔离、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自发组织，避免引来中修的重点打击，这是完全办得到的。
在此基础上，代办员长期观察地上组织中的群众成员，将其中工作积极、立场良好的积极分子的信息上报至地下革命家组织。再由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流动宣传员与代办员“偶遇”，在代办员“觉得有点意思”之类的“引荐”下，流动宣传员将积极群众引流至地下革命家组织进行政治灌输。这样便能实现地上到地下的隐秘输血，使得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下红军发展壮大，直到力量足以进行战略相持阶段的任务：在中修薄弱的某个基层末梢集中力量，形成局部优势地进攻，从而清扫当地的中修暴力队伍，并将当地从白区翻成红区，放手进行群众工作扩大组织力量。就算有人叛变，地下组织中全员匿名，而地上组织中，代办员最多曾表现出有点感兴趣，当代天天键政当网左口嗨的都多了去了。而流动宣传员也早走人了，在当初短暂的偶遇时他能记下多少宣传员的信息来举报追查？最后他便毫无证据可出卖，从而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综上所述，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这些共革阵的污蔑指控是完全不成立的。共革阵只是把天天都在强调要隔离开的地上组织和地下组织、以及它们各自的职能任务强行混同混淆，顺便还强行把地上组织的经济互助和对付小混混的基本暴力预演说成了“占领工厂”的左倾冒进冲塔，然后自顾自地觉得这样”矛盾“，只能说非蠢即坏。要么蠢到天天强调的内容都能看不出来，要么是有意去把它们混淆起来，好污蔑正确路线。从他们后来又引用原文
这一点我们能通过其构想中地上与地下暴力的分工中了解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如是说到：“地上组员的暴力战斗值班只是保护地上组织的存在，不直接对抗中修以及警察，对抗中修和警察是用地下暴力机构进行的”（佚名《我用眼睛测量你的货车超重》）。没错，千真万确，所谓“地上组织”需不需要对付警察和国家暴力机关绝对不可能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而是由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和空想家们在互联网上操纵的，只要后者在Telegram群聊、《布站》或是《燎原月刊》中发出一声喝止，中共就不会调集公安与武警对所谓非政治性的暴力抗争下手。
把分工性质的标准强行曲解成另一个意思来看，我合理认为有意混淆来搞污蔑的可能性更高。负责主要、直接地与警察军队作战的当然得是红军，不然还能是什么？让地上组织中仍在自发状态下的群众代替党员上去抗线，党员不带头冲锋反倒躲在群众后面？而地上组织之所以能够不遭受暴力机关的重点打击，当然是因为做好了地上地下隔离，不谈政治，看起来只是个群众自发结成的组织，并且不鼓动群众进行左倾冲塔冒进的行为。后续共革阵不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掌控生产的指控也并不成立，实际上地上群众组织做的不就是这些事情吗？各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经济互助其实就是对生产的初步把控和预演，无非是程度多少的问题。地上群众组织在各行各业都发展开，广大的群众都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之后，后勤的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第二，“地下红军”路线仍依赖于左派恐怖主义的底层逻辑，即使马列毛大群反复的否认这一点。的确，“地下红军”已经将占领工厂和巩固根据地等理论糅杂了进来，但其写手们还是提出了“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建立“无产阶级威慑氛围”等左派恐怖主义式的行动和为“为群众伸张正义”这一当代侠盗罗宾汉式的目标。可见，无论是“地下红军”所期望的“战略反攻”，还是恐吓、绑架、袭击、威慑和审判都绝对符合上文分析过的德国红军旅、日本赤军或意大利红色旅“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的行动模式。地下红军”路线的说客肯定会再次宣布这一左派恐怖主义的通病不会作用在自己版本的恐吓、审判与威慑，因为其行动将是“在全国一盘棋理论的指导下”的，即自己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恐吓、审判与威慑。似乎写下这些批判后，马列毛大群就能彻底地跟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划清界限甚至站到这些失败者的对立面。不过这些暴力革命的空想家们彻底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左派恐怖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没能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而是无法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同理，“地下红军”中的恐怖主义因素不会被一个地下革命家团体组织起来，因为其本身就是松散的、小组化的、狂热的且最终会走向失控与私刑的。因此，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任何组织化的、工业化的恐怖主义或占领工厂与恐怖主义的结合，而是与恐怖主义彻底相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进程。
此处，共革阵则是把地下红军的“地下审判”说成了恐怖主义式的暗杀政要来恐吓统治阶级，或者搞出大新闻以鼓动自发运动、获取影响力。就像共革阵自己都在说的，我们完全不认同这样的错误路线，并且对其反复进行了批判。但“地下红军”与恐怖主义的路线的区别仅仅只是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搞刺杀和恐怖袭击吗？并不是这样。单纯暗杀一个资产阶级个人，那么再换个人上来就行，而对影响力和宣传的迷信也是我们天天在批判的内容。实际上，地下红军“地下审判”的目标跟恐怖主义本质上就不同，“地下审判”的目标应该是基层群众生活中的“敌人”，比如基层压迫群众、引起大量群众众怒的剥削阶级及其走狗，又比如规模与势力较大、单靠地上暴力无法解决的黑社会。也肯定不会去进行恐怖主义那种顺从自发性，混乱地打砸抢、胡乱屠杀袭击的行为。都说了是地下审判，那肯定也会经过地下革命家组织内部合理的定罪审判过程，真正罪有应得的才需被惩罚，甚至击毙。而且这个过程也不会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其目的依然是为群众服务，从而争取群众。比如，对某地基层一个言而无信恶意拖欠工资的老板，情况允许便可由地下红军蒙面出动，去将其拖走打一顿教训一番。一来让他遭到报应真正为群众伸张正义，二来通过恐吓让他把工资吐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这跟当年中共工农红军审判各地地主恶霸是一样的。
对唯武器论的反驳：论持久战
“地下红军”路线基于的条件是否存在于现实社会。这一路线要求革命者“到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中修专政力量末梢”的存在就成为了支持后续一系列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正如上文对游击战争之现实的分析，一处中共国家机器无法有效控制的“末梢”是不存在的，毕竟中共在2024年7月就存有的517.6万个基层组织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且“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也并未在当下的中国发生（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类对必要条件的忽视也同样适用于先前提到的枪支管制问题，也就是所谓“地下红军”要从哪里筹集武器弹药？当然，该路线的拥护者会自信地说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暴力机关会被“地下红军”在某个地区内完成清扫或者中国在未来的某年会因中共党内的分裂、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走向无政府状态， 因此“专政力量末梢”就可以被建立起来、枪支弹药就可以得到补充…
如今，有些空想革命家们不认为争取国家职员是必要的，觉得单纯地依靠给工人或贫农发枪就能代替专业化的军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刨析，即软件与硬件。举例来讲，看似作为“争取既有军人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反例的中国工农红军实际上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佐证…
在软件之外，共产党人也必须考虑硬件上的劣势。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游击战争时浅要地提到过，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所持有的暴力机关和相应的物质资料是相当可怖的，这一点是随着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在20世纪初期，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大多不会在硬件上较所属反动势力的军队存在过大的代差，但即便如此，长征期间国民革命军所装备的飞机和军舰也是红军所无法获得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代差只会越来越严重，革命党若是不争取军队，就存在使用轻武器去对抗坦克、自行榴弹炮或喷气式战斗机的风险，这对于革命运动来讲是绝对不可承受的。
接下来，共革阵逐渐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宣扬中修的镇压力量强的不可思议，可以在任何基层末梢都维持着有效的控制和高强度的镇压。然后便是对着中修的武器军备等军事力量一阵吹捧，大肆谈论对资产阶级军队的迷信和唯武器论。接着就开始大谈特谈打入国家机关，考公的重要性。虽然这群人叠甲似的装模作样，对等待主义本身批了几句，但他们不过是对经济危机到来前什么都不用做的等待主义讲了几句反对，然后转头宣扬起了经济危机到来前中修的统治坚不可摧，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搞搞宣传、去工厂搞搞罢工之类的自发斗争、甚至是去考公，在资本主义下往上爬的等待主义。但是，反动派相较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是一小撮，中修的官僚机器有多么僵化腐败也是人尽皆知，他们怎么可能毫无死角地在所有地方维持着高强度的镇压力量？有的地方警察连当地群众的自发反抗都拦不住，还得从别的地方叫支援，这才是常态。
而对于要从哪里筹集武器弹药，这里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
“军队的兵器的最大效用不过是杀敌，最终的目的不过是削弱或消灭敌人的战斗力，那末，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一件东西不可杀敌，那一种行动不可以减少或消灭战斗力呢？譬如，刀，木棍、斧头、锄头、板凳和石头，件件都可以杀人。如剪电线、拆桥梁、造谣言、散毒药、绝接济，处处均可使敌不方便或减少敌人的战斗力，就是我们不肯决心去利用。如果我们实在要去杀敌灭敌，到处都是我们的兵器，到处都有我们的工作，来从事军民联合行动……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敌人手上拿着武器就如老鼠见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不敢接近他，混入其中去作破坏的工作。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均是人，那么怕什么呢？怕他有兵器吗？兵器我们可用方法夺取过来的，不过是怕给敌人打死。可是受敌人压迫到这步田地，难道还有谁怕死？死还不怕，那还有什么敌人可怕呢？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武器有差距就完全没法赢了。国民党、当年的日帝，还有在朝鲜越南等地输个不停的美帝，哪个没有武器优势？最后不还是输了。只要发动和组织起了群众，武器也可以想办法弄到、生产出来，各种土法兵器个个都是例子。敌人的武器优势也可以用组织上的优势、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的智慧去弥补。如果通过战略防御第二阶段中的那些方式组织起了大量群众，有了数以万计的党员，那干掉一个市的几万名警察是不可能的事情吗？当然，起初的力量对比肯定还是敌强我弱的，几万名警察干的掉，中修把一个主力集团军派过来就另说了。但正因如此，才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协同规划，才要有翻边战术。现在的中国确实没有当年白色政权互相割据内斗的条件，左倾的单点突破必然会被中修注意到，结局必然是正面跟中修集团军主力硬碰硬，这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自杀。没有全国一盘棋的规模就贸然向地上进发，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被中修集结全国的力量围剿一地，直接被剿灭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修治下进行武装斗争就不可能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可也没什么白色政权的内斗，按共革阵的逻辑，日帝的镇压力量是不是也强大到稳如泰山？不出点什么意外根本没法做敌后工作，没法在敌后打游击进行武装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共产党人的制胜之道便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在全国各地根据不同的形势，选择不同的手段进行斗争。一片敌占区相对薄弱，就集合力量形成局部优势，把它打下来。中修的主力部队来扫荡了，当地人员便及时撤离、或利用群众基础伪装成普通民众，隐藏静默下来，领导当地的敌占区斗争，对当地驻军进行骚扰牵制，逼得中修大量的军队留守当地被牵制下来。把敌人的后方全部变成敌人的前线，最大化地利用共产党的进步性，中修的反人民性，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只有像这样，在全国各地同时成规模、有组织地骚扰、牵制、消灭蚕食敌人的镇压力量，才能让中修无法随意地调集大部队搞重点打击和扫荡，才能让中修的力量被逐步消耗蚕食。
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是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寄生虫，武器和弹药补给要制造、要保养，军队要吃喝拉撒睡，军队更少不了人员兵员，资产阶级自己是不肯上战场打生打死的，只会、也只能去威逼利诱，靠收买招募走狗、欺骗群众、或强行抓壮丁来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去从广大群众身上盘剥（或明或暗地逼群众给他们当牛作马，进行生产，或抓壮丁，威逼利诱、欺骗或强迫群众加入军队当他们的炮灰），他们就无力扩大、无力维持他们的镇压力量。但即便如此，由于他们的反动性和寄生性等原因，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他们的走狗也注定只是一小撮，不可能在广大的基层全部维持极高强度的镇压力量，无法发动群众、只能靠威逼利诱让部分人给他们干活的资产阶级绝不可能付得起那样的“成本”。
于是，共产党人通过发动和组织群众，人和资源装备越打越多。资产阶级却在这个过程中，在各地被屡屡骚扰、打击，有限的镇压力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资产阶级必然手忙脚乱，顾头就无法顾尾。最终，去盘剥劫掠群众的“成本”随着各地群众被组织起来反抗越来越高，逐渐入不敷出，原有的镇压力量也在各地的斗争中被逐步蚕食，人越打越少。此消彼长之下，只要路线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迟早会被扭转，那时就是战略反攻阶段到来，能够发起正面进攻，彻底完成革命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