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紧追穷寇——什么是红军和群众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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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共革阵对红军和群众武装的理解,是纯粹军事主义的,是以机械的武器、人数为衡量标准,就像即时战略游戏一样。因此,共革阵对革命的认识是悲观的、消极的,他们无法想象马列毛主义者口中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所以将其看作是黑帮、看作是恐怖分子。然而事实是什么样的?事实是,红军和群众武装本质都是以暴力夺权为目的、以党的正确路线为指导,由此自觉地组织起来的革命者和先进群众。像这样的一支队伍,没有什么是它做不到的,打仗、生产、群众工作,它将是战无不胜的。
2、机会主义者看不到群众被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因为其立场和路线均不是为了这一目标而服务的,其机会主义的立场注定无法建成一个合格的革命家组织,要么向左寄生于马列毛的组织,要么向右寄生于资产阶级政府,做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所以在看到中修的军事力量后吓破了胆,加上他们自身的无能,所以连组织起30个人的目标都成为了奢望,都认为难如登天。所以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路线错了,只能被资产阶级击垮。

共革阵最近发了一篇黑文,来攻击大群的提出的地下红军概念,认为是多种机会主义路线杂糅,是“既要又要”,实质共革阵并不理解革命的核心是高度自觉的主动的革命者,地下红军不是既要又要,而是既能又能,而机会主义者共革阵,是既要马列毛,也要托派,甚至要中修国家职员,要群众当肉盾,要来要去还不行,最终还要被迫的等来等去,等复合的危机状态,等中修500个基层政府彻底自发崩溃空转,等那个中修的士兵因危机回家看到墙上共革阵的海报一朝顿悟为其所用。
共革者看不到革命的核心是高度自觉的革命者,看不到无论所谓的左派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都是不愿意真正默默的建设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只是被动自发等靠要,故而他们一边批判左派恐怖主义,只是出于对中修暴力力量的恐惧,对武装革命斗争的胆怯,不是向前进了一步,是像螃蟹一样从一边横行到另一边,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转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被历史的发展走向交给自发的客观的局势,被动的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把发展革命力量的任务和暴力革命的人物,交给自发的群众运动和危机中的顿悟者。等靠要机会主义组织,最终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能,还要攻击革命的路线,实际是走一条反对武装斗争等待革命然后取消革命的路线。

革命的问题是把要把广大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等等,并不是共革阵口中的恐怖分子,前者是以革命家组织为核心的革命武装,后者是革命家组织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武装,但这种组织的任务不仅仅是暴力斗争,而是贯彻从巴黎公社开始的革命原则,用组织起来的人民,参与革命,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承担国家职能,参与政治生产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反修防修将人类历史和社会形态推向历史的新篇章的力量。

一、红军和群众武装是什么?

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1927年12月,毛主席在江西宁冈县砻市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攻打茶陵县城战斗经验时,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军第4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中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并将三大任务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

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把红军“三项任务”缩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给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严重消极后果。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部队恢复和坚持了执行“三大任务”的传统。红军时期,主要靠打土豪筹集款项,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解决军队的生存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渡过难关,支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积极生产,克服困难,亲自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军队一面作战,一面生产,于是红军最初的筹款任务发展成为生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当时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又及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同时还是生产队。

不仅仅有红军,还有在革命家组织领导下的群众暴力组织,类民兵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工农暴动队、赤卫队、梭镖队、少年先锋队等,他们主要与地主、土豪劣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并配合红军作战,开展土地斗争,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民兵队伍。这时期民兵组织主要是自卫军、敌后武工队、游击队、纠察队、锄奸队、支前运输队、抗日青年先锋队等,他们与日寇、伪军、地主恶霸顽强斗争,分散流动,游击作战。他们动员参军、运送军粮枪弹、开展袭击和爆炸、侦察敌情、清除奸细、护送伤病员、优待军属,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以各种灵活多样的战法痛击日伪反动势力。

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组织主要是自卫军、保家保田队、生产互助队、支前运输队、土改工作队、治安队、减租减息工作队等,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前参军参战、反蒋建国保卫后方、协助剿匪斗争。这一时期,毛主席制定了充分发挥政治动员优势、全面皆兵的战略,鼓动广大农民、人民军队和民兵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开展保田保家乡斗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自卫队、保家队、治安队等民兵组织,开展发展经济、联防抗匪、维护社会治安工作,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革命胜利成果。

在反对苏修和美帝时期,毛泽东在济南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时,推介了我国民兵的优势和力量,说:“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王洪文等人领导上海民兵是其中的典范和代表,是群众口中“不挂牌子的派出所”,“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办劳动教育学习班,带动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当工人阶级的熔炉中改造,在阶级斗争中同公检法里的走资派当权派做了很好的斗争。

然而,这种自觉的阶级力量并没有发展壮大,走资派夺权复辟后,上海民兵成了王洪文张春桥建立“第二武装”的罪名。邓小平等走资派上台后后,收缴群众武装,复辟40多年,武装民众的工作制度,决不是从“庞大”走向“强大”,而是从“辉煌”走向“垮塌”。
解放军武警公安也逐渐变成资产阶级统治和争霸的职业暴力力量,职能单一,成了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暴力工具。

纵观毛主席的三队理论,所谓的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武装斗争只是其中一个革命任务,远不是一个传统的军队的概念,而是革命组织,核心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群众武装,也不仅仅是一种暴力力量,而是在革命家组织领导下的组织起来的群众。

在详细列举了“地下红军”的构想细节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对各种路线的糅杂。“地上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有占领工厂运动的影子;“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建立根据地有游击战的影子;“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和“为群众伸张正义”则又有左派恐怖主义的影子。这直接展示了“地下红军”的构想是如何将与现实条件冲突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路线糅杂起来的,这绝非统一战略下各战术的有机结合。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贯穿了“地下红军”路线:该路线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可见,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之下,即便我们在主观上忽略掉其提出者马列毛大群是一个与警察保持着令人生疑的联系的、毫无行动力的、松散不成形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地下红军”路线在多方面走向失败与覆灭也是无法被规避的定局。

共革阵胡乱攀比,说地下红军和群众武装是既要又要,实际上在共革阵这机会主义者的心思和一切资产阶级统治者一样,他对红军的本质和职能理解是单一的。红军和群众武装是既能又能,一切以革命为核心,为革命服务。为了革命,既能组织劳动生产,又要进行阶级斗争,反抗争压,又能维持社会治安,惩治奸恶,同时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赤化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还是以中国为例,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官方层面的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八百亿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7.2%。2025年9月3号举行的“九三阅兵”就直接展现了中国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大幅投入,在抛开核武器的情况下,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新式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信息作战设备和喷气式战斗机根本不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能够抗衡的。然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共对城乡各区域的监视和维稳将严重地切断游击战的生命力,这也代表了一支游击武装将无法藏匿于城市或者乡村中以进行长期的发展和壮大。

可见,无论是在绝对实力的对比上还是发展的潜力上,目前的中国社会无法支持游击战争的立足与壮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以零星抵抗为模式发起的游击战将连切·格瓦拉叙述的第一阶段都难以达成,即“游击队还比较势单力薄,因此只应该致力于站稳脚根,熟悉环境,同居民取得联系,巩固可能会变成他们根据地的地方”(切·格瓦拉 《游击战:一种手段》)。甚至我们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来论述问题,即以中共对枪支弹药的管制标准,当下的左派组织连拉起大约30人的武装都相当困难。

毛主席说,民兵比原子弹厉害。革命者能组织群众,能赤化人,能搞生产,更能操作各种武器。
而原子弹本身也要人生产,要人维护,要一些人发射。苏联核弹最多,但苏联修正的时候是原子弹不起作用了吗?原子弹无所谓修正不修正,核心是自觉的革命者。毛主席在世,自觉力量还能占据领导的时候,没有原子弹,组织起人民群众,也能无惧苏修美帝的威胁,而自觉力量不足,发展出了原子弹,也阻碍不了反革命。

可在共革阵这里,抛开核武器后,面对中修死的武器,也发展不出革命的武装,甚至发展不出大约30人的武装,虽然不知道共革阵的30数字哪里来的。实际上有三十个坚定自觉得革命者,这三十个人即能搞生产,也能组织群众,更能武装斗争。

共革阵口头上要发展党员,然后却不打算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所谓的这种党员,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能参与武装斗争,只能夸夸其谈。共革阵也清楚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是在他们的幻想中,似乎这些武器和中修的官僚职员士兵签订了宿主契约,只能由他们使用,只能等到什么中修500个基层政府突然崩溃了,然后这些人携武器而投降,自己就能接管这些军队。
共革阵的幻想就不会实现,政权的崩塌是日复一日的反抗者的作用,清朝难道是自发崩溃的吗?是起义者日复一日的作用。清朝覆灭之后,那些军阀难道就束手就擒,把兵权交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了吗?
反而是军阀混战,各自为营,通过这种暴力力量为自己争取利益,就有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

人是革命的核心,有了人,没武器也会有武器,并且有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共革阵的机会主义的根本面目,是畏惧中修的力量,不愿默默无闻的培育革命力量,只能幻想靠模糊界限搞大杂烩来吸引人,幻想接管。
说完自觉的革命者这个革命的核心要素,马列毛主义者应该走哪一条路线,如何发展培养这种人呢?

二、如何发展革命力量

毛主席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

马列毛主义者应该走哪条路线建设发展这种革命力量?尤其是当今面对中修这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
中苏历史革命尤其是列宁导师领导下的俄国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就是政治报路线。
由马克思主义所形成思想上的一致是由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只靠宣传改造不了人,共革阵一张海报就能招降中修回家的士兵只能是一种幻想,招降来的只能是机会主义者,中修的间谍叛徒,而共共革阵也不具备这种路线斗争筛选的能力,反而由于这种实践路线上的无能搞大杂烩,让越来越多的机会主义者混杂其中,越搞越无能,越倒推,越反革命。
所谓的政治报路线,就是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正确路线领导下的革命家组织中,通过业务上的协同锻造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通过路线斗争做政治锻炼,斗争机会主义者,筛选自觉的革命者,赤化发展立场争取的好同志。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

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等待自发,等待中修五百个个基层政府的自发崩塌,靠接管中修官僚来实现统治,而是要一步一步蚕食掉这种政权。
具体来说这条路线,在战略防御第一阶段,面对中修这样的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者先在政治上远离中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下,培育起能够胜任全国一盘棋融工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开展大规模的融工,建设地上群众组织,地上不谈政治,通过暴力值班和义务劳动筛选人,为地下输血,将其引流到地下革命家组织,进一步进行政治锻炼,赤化发展。同时,地下暴力也为地上群众组织发展扫清障碍,承担不符合地上群众暴力组织力量和政治性质的暴力行动。在经过长时间的融工和地上地下的发展,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边缘区,工业区,出现局部敌弱我强,就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在战略相持阶段,革命家组织能够派出武装力量,歼灭敌人,蚕食中修的基层政权,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下,当中修开始调动兵力围剿时,翻到兵力空虚的敌占区,活动区,抓住地下暴力和建设地上组织的两项手段,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瓦解中修基层统治,把白区翻成红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通过不断的翻边,长期的工作斗争,中修的力量被消耗,基层统治力量被瓦解,实现阶级力量的反转。最终走向战略反攻。

无论是战略防御地上暴力,地下暴力,还是战略相持阶段的武工队,红军,都不是共革阵所理解的恐怖分子,而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革命者和领导下的群众,即能与反动暴力机关进行战斗,又能与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斗争,发展革命者,组织群众,又能搞生产,满足革命的物质需求。
无论是战胜中修,还是巩固发展新生的革命政权,靠的不是历史的自发性,而是在正确的路线下,一步一个脚印,在与机会主义者的路线斗争中,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