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国家信仰（2008.1.24。有删节）
我每年都到北航和北航党校讲一两次，基本是四五百学生，专门讲历史上爱国主义。北航是半国防性质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的，而且有我们非主流的一位很有名的老师——韩德强，教育出很多爱国的学生。
我每次都将反面的东西，反面的观点，一个年轻人正反面的书都要看，正反面的观点都要知道，而且要经过辩论，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而且还要有自幼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样才能认识真理，接近真理。我认为北航的学生管的是比较严的，党校的教育规模庞大，我认为你们北航的学生要接触些反面的东西。
这回余杰来了，看到反面的东西了吧。知道反面人物是什么样子了吧？！不见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老是我们出来骂他们，你们还老觉得我们专制、腐朽、僵化、保守。听说他的讲座还找了些捧场的，坐在前排。
他们咒骂毛泽东在美国已经得到反响了，昨天下午，小布什在白宫亲自接见了余杰，作为平等的基督教徒、朋友在一起交流加入基督教的心得体会。布什说，加入基督教以前酗酒，加入之后就不酗酒了，基督教主张仁爱和平。余杰说，希望布什学习里根，说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在他的任期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布什能在他的任期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小布什说我只要能把石油价格平抑下去，我就很伟大了。布什没有搭余杰的话茬。
之前，余杰在澳大利亚，骂得就更厉害了，说共产党血债累累。这些人中我还是有些朋友的，他们告诉我，私下里说的更露骨。说共产党没有注过册，是非法组织；而且是拿俄国人的钱的，是俄国的阴谋团体；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抗日过，抢地盘搞摩擦，在南泥湾，也没种粮食，种的是鸦片。他们说的这些我年轻的时候看党史都知道。如果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听了这话就吓你一跳。只是现在的气候合适，他们挑出来了，以前他们不敢公开的说。毛泽东时期饿死三千万人都说了好多年了，要不说你们请的反面教员太少。我们到处作讲座说这些事，不要忘记毛的错误，饿死三千万人。网上有人质疑，说没有这么多人，是造谣的。我们建议应该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做一个调查，正式公布出来。可是中央也不说，等于是纵容他们在那说。所以社会上的这种思潮是有背景的，包括中央的右倾助长了他们这样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支持。
布什在白宫有一个私人的休息室，虽然是私人的，但也在白宫里，他在这里只接见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另一个就是余杰。你看这余杰多高的地位啊。达赖的地位自然是很高的，比余杰高多了。余杰算什么东西，什么也不算。小布什居然亲自接见他。
余杰在澳洲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是骂到极点了，说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杀人，就没有干过其他的事，杀人如麻。杀的人比日本人还要多三倍。他们到处写文章说，反对日本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说共产党为了维持专制，有意的煽动老百姓的反日情绪。所以他们主张对日本关系新思维，已经过去一代人了，应该忘掉对日仇恨。谈起中日关系就这么说，谈起共产党就咬牙切齿。这里有一个态度的比较，如果作为学术研究或历史研究，总不能把毛泽东说的连日本人都不如吧？！
再有一个就是骂孙中山。说孙中山实际上也应该否定。你们看过《走向共和》吧，编的人就是右派知识分子，有几个是满族的后代。在《走向共和》里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丑角，把慈禧和李鸿章描绘成迫不得已，忧国忧民。这个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播出之后大家看不出来，但胡锦涛看出来了，有了一个批示。
这些人已经准备好材料，下一步就是否定辛亥革命了。他们不但骂共产党，而且骂国民党。大概的路数就是，辛亥革命是日本人支持干的，孙中山拿过日本人的钱，而且革命基地，如兴中会等就在日本，早期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的。日本那时有个叫黑龙会的组织，实际就是一个泛亚洲民族主义者，就是日本和中国被欧美军舰打开了大门，中国的反应失败了而日本的反应胜利了。当时的明治维新就提出一个说法，现在世界的矛盾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矛盾，所以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白种人，黄种人要联合起来抵抗白种人的侵略，日本人起个名字叫“大东亚共荣圈”。而且黄种人里面要日本人当头，因为日本是亚洲各民族里面最优秀的，所以日本不承认它侵略了中国。这不是他右翼的问题，日本人大多数在思想上就不承认侵略了中国，他称作“进入”，取得资源，用以抵抗欧美，他打蒋介石是因为蒋是欧美派。所以后来汪精卫投降日本，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伙的。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日本人策动的，那么抗日战争就是俄国人策动的。日本人策动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中国就陷于四分五裂状态，事实上中国那时就是军阀混战。他们就用这个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孙中山。到时他们像袁伟时找来历史资料，发表长文，你们还是认识不清楚。否定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就是否定抗日战争。
我相信这些右派是不愿意否定孙中山的，因为他们就是那个阶级出身，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余杰在澳洲就说，我们家是地主，共产党抄了我们家。这些人和共产党是杀父之仇，是阶级仇恨。但是他和国民党没有这个仇恨，说不定就是国民党的，那他还否定国民党干什么？在澳洲，他骂共产党的时候，华侨鼓掌，后来骂到了国民党，华侨们就愤慨了。那他为什么要骂孙中山？
孙中山是亲美国的，从美国拿了不少钱，而且在他退位的时候，按照美国的模式，三权分立，坚持民主共和制，孙中山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孙中山是国共两党的老师，他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介石，是老大，一个是毛泽东，是老二，老二把老大给打败了。毛泽东就说我们是孙先生最好的学生，蒋介石是假学生，我们是真学生，我们共产党从来不骂孙中山，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蒋介石失败是因为他背叛了三民主义。所以，像余杰这样的人骂共产党也还罢了，你干嘛骂孙中山？（余杰来北航讲座的时候，你们有几个学生当场提出质疑，勇气可嘉，但是知识不足，所以要好好学习。）骂自己祖宗也还罢了，为什么骂自己祖宗？你们学生有能答上来的吗？
我们今天不是骂余杰，是做学术研究，研究中国的“余杰现象”。年纪轻轻34岁，就受到布什接见，钦定为中国的反共领袖了。但是这个人无君无父，也没有兄长，说以前的民运分子、反共分子不行，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而我有信仰，信基督教，是上帝鼓舞着我反抗共产党。我听着都觉得这个人太猖狂了。这样的人能干成什么事？连他们队伍的前辈都不尊重，就你有信仰，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没有信仰？？他们中有许多都是有信仰的，而且水平比余杰都高的多。谁能说说余杰为什么要骂孙中山？
一个同学：孙中山在后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杨老师：答上这条给你三分，还有没有？还有两条。
所以光有正确的立场是不够的，还要有知识。我相信他们是不愿意骂孙中山的，但是从他们的逻辑推下来，自由主义——反共——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毛泽东，之后必然就是反孙中山。要彻底反毛，就一定要反孙中山。因此，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到晚年左倾，还有两条：
一条是否定辛亥革命是为了进一步给抗日战争翻案。我看下一步就是要给抗战翻案，到这个时候就是天怒人怨，自作孽，不可活。现在他们骂孙中山还总有些人叫好或持中立态度。他们给抗日战争翻案时，会说抗战是一场误会，本来不应该打起来的，日本人本意是要打美国不是打中国。就像给汪精卫翻案，那也是能说出道理的，你不要以为一点道理都说不出来。我就在北航讲过汪精卫的卖国逻辑，至少讲过五年，下面的学生都听傻了。右派的人不敢讲。这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左倾了啊？！反面的东西毫不知道，没有一点免疫力，不知道就不可能有免疫力。一听反面的东西就糊涂了，就走到“右”去了。现在小布什支持，我看他们就该差不多给抗日翻案，就会跳出来一些历史学家，说抗战时一场误会，日本人不就杀了五千万中国人吗，毛泽东杀得比日本人还多，那你还恨日本人干什么？！他们也是能够说出道理的，不要以为就一点道理没有。没有道理布什能接见他吗？那你就太小看人家了。
另一条就是否定历史上的革命。95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中国，相当多的就是反共知识分子。共产党确实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就是共产党的错误。历史上反“右派”，后来又反“右倾”，又讲阶级成分。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大学就拒绝收成分不好的学生，开始看出身了。后来继续“左倾”下去，连出身好的也不让上大学了，所有大学都关门了，以后就取消了考试，而从工农兵之间推荐上大学，当然出身不好的是不能被推荐的。所以，长期这样做，会不会有阶级仇恨呢？我们打倒了中华民国，对他们的子弟长期的在血统上有歧视。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文革开始，那时候自由，可以自己办小报。当时我所在的四中就是最好的学校，其中就有出身不好的，但他们学习特别好，他们就办了一个小报，写了特别有名的《出身论》，这个作者被枪毙了，改革开放后又给他平反，说他是反对“极左”的英雄。《出身论》写了好多事例，受到的歧视，看了是让人声泪俱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恨共产党。这还是66年写的，那时候还没有到文革，可以想象文革极左时对他们的伤害更厉害。这种仇恨之深就表现为余杰这样的人。这种仇恨的形成不能怪他们，而应当检讨我们自己当时太左。
一个同学：你说的搞血统论是毛泽东搞的吗？有中央文件依据吗？还是地方搞的？
杨老师：是整体性的政策。全国是越搞越左倾，这不是地方某些人搞的，就是中央政策搞的，当然有中央文件了！
这个同学：能找出来看看吗？
杨老师：你自己去找！敢顶到我这来！向你这样的人掌权，其他人更得惨！
长期实行“左倾”的政策，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共。这时有两个来源的。一个来源是在理论上不认同共产主义，认为是错的。另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国家代替一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非常残酷的事情。共产党在一些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反右是整了社会上的精英，后来整到共产党自己内部的精英了，到文革，把共产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也整地差不多了。所以造成精英层特别对毛主席有特别大的仇恨，这里包括党内的许多老干部及高干子弟们也是非常仇恨，这你们见的少，我见得很多。
中国的精英层对毛这么大的意见，不仅跟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有关，而且跟我们党的文革关系也很大。文革之后，精英层几乎每家都死过人。他们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文革也有上千万，受到审查的大概有上亿，精英层受到长达十年的打击，包括共产党的许多老干部也家破人亡，这就是后来形成反毛思潮的很重要的社会根源。
改革三十年后，精英们翻身起来，现在已经很严重了，精英层把反毛作为一个符号，就不是一个人的现象。只不过余杰说的比较猖狂，这是精英层共同的价值理念，就是彻底的反对毛泽东，不仅是国民党，连共产党里面的精英也是这个态度。不是这种态度，中央为什么不管？饿死三千万的事到处在各大学说。刚才问问题的那个同学非常愚蠢！骂毛泽东需要文件吗？谁让他们骂的？一种政策的实际推行就是这样的，骂了中央不管，不就等于让他骂吗！
如果只是历史问题，过了三十年也就过去了，但这时现实问题，中国社会要分裂。自92年以来，民间兴起 “毛泽东热”，社会腐败越厉害，两极分化越厉害，老百姓对毛泽东的狂热就越高涨，越升级，中国的精英层就越害怕。这被精英层里面由自由派的理论家概括为“民粹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思潮就是反改革开放，反现代化的思潮。中国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现在没有共识，现在两边已经到剑拔弩张，图穷匕见的程度了。因此，要结合我的一些经历来给你们讲，我是经历过两个时期的，所以你们听得时候要虚心点。
其实自由主义是一套不错的理论体系，在解放前，民国时期，自由主义者也是很多的，他们大多数是反对日本的，虽然不拥护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者可能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但恐怕没有赞成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是反日，后来反蒋，因为蒋介石专制。当时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包括美国过来的人也都比较同情共产党。后来，共产党越来越左，到文革后期极左。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改革开放75年到95年二十年，中国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泛自由主义思潮，大部分人开始反思传统的社会主义，反思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思想，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取得了成功。用的就是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那时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故当时的主流还叫人道马克思主义。当时接受西方的东西很少，大家对西方的著作看的很少，基本不了解，因此，争论起来也是马克思内部的派别在争。把列宁、斯大林否定后，认为马克思早年是人道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用到改革开放，是权力异化了。所以要搞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这里还用到了列宁的经济思想，比如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价值规律。
这些思想在80年代是在马克思内部进行的，但是到90年代就不一样了，情况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搞到资本经济了。80年代搞得初级阶段，是商品经济，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做解释的，但90年代后，资本范畴进入中国，三大资本，第一是投机资本，比如股票，第二是房地产，第三就是外资。这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资本逻辑，就不是商品经济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了，被边缘化，这是必然的。中国出现信仰真空，被经济自由主义占了信仰的位置，这是官方绝对支持的。我们非主流就出来了，当时争论的就是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资本的，没法解释成发展资本的理论，但中国又要发展这三大资本，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谈这件事。“市场经济万能论”不但作为科学体系，而且作为信仰体系了，把怎么赚钱的体系作为信仰体系对全社会的危害最大。但是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客观的理解，但我认为上面的指导是有偏差的。作的好的话不会闹到现在这个程度，虽然会出现问题。邓小平说的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是利益最大化。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因此个人主义就是很坏的东西。于是出现了法轮功，上层知识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搞家庭教会，加入基督教。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中央团校的，是个自由派。本来是个毛泽东派，那水平比你们高的多。所以现在不要跟我犯 “极左”，不知道你出去后会是什么样！我原来就是毛派，在上大学时反思了文革的东西，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自由派，那时1984年，而他是东北造反派的一个头，极端的毛派，我当时33岁，他还比我大四五岁，还在吉大上研究生。这个人是一个很真诚的人，逻辑性也很强，和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杀父之仇，父母是县城的小知识分子，他到了1985年还说文化革命好，说文革中毛泽东没有错，毛泽东也没有让你打人啊，是下面自己打的。这就跟刚才那个同学问的问题一样，中央永远没有错啊，出了问题就是下面自己干的啊。
我当时投身改革开放，到天津开发区搞外资了，所以在当时的自由派里面我的资格是很老的，80年代，我就不时左派那边的人。80年代当左派那是非常愚蠢的，可就是那样的人就是不改。后来我离开中央机关到社科院，搞社会思想研究。当时又看到他了，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小派别，就是自由主义的。
95年之后，自由主义已不在马克思的外衣之下了，西方的著作已经翻译了好多了，中国已经进行了消化吸收，这时西方的理论就已经有能力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符号，不反对你但也不理你。经济学家就特别受欢迎，因为经济学家讲的那一套是帮助政府官员腐败的，发财的，到现在也是按照他们的路数。
三四十岁，学了英文，把西方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的著作翻译进来，成为中国真正的抛开马克思外衣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出来以后，经济学家们也不再讲马克思经济学了，讲的就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但是政府对这两只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自由派经济学是大力支持，对于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化还是采取压制的政策。
我把自由主义区分为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中国真正的威胁不在余杰出来骂，而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者控制着中国，而且当了高官，实行的政策很多都是这一套，而我们的中央对他们没有识别能力，这是关键。95年到现在，中国终于起来一个暴富阶层，觉得自己有钱了，觉得自己可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了，所以美国现在大力支持中国的一般自由主义了，这就说明了下一个阶段就会走到政治层面上来。95年到05年，是经济自由主义渗透我们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共产党大规模的腐败和社会上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些在理论上归罪于西方在中国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所以在这期间我和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关系还是不错的，我和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对话，你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叫何清涟的，她还是不错的，98年她写了本书，就是骂腐败的，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就曾经组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他们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的对话，其中一个就是起到我的作用，因为我这个人是超越左右翼的，我两面都是朋友，是可以对话的，都是我个人掏钱，在我们家里做的内部研究，所以是左右派的逻辑我都懂，包括日本人的逻辑我也懂，各种人的逻辑我都懂。
谈起我当时的目的，就是鼓动一般自由主义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分裂，团结一般自由主义者来共同反对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反腐败嘛，所以说这个朋友，15年没见着，他又变成的自由主义者了，我说你怎么又变成自由主义者了？你85年的时候还是铁杆的毛泽东派呢，大概98年的时候，你又变成铁杆自由主义者了，铁杆的反毛，我说你是为什么呢？他分到了中央团校，他也没发财，他也没替大款去讲话，而且特别痛恨腐败，这点我们都很一致的啊！他也是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啊！他说我是自己想过来的，就是我考虑问题逻辑是比较清楚的。其实他这个人在逻辑上还是走极端的，你想想在75年从邓小平出来到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都过了六年了，大家都反思否定文革，只有他说文革好。这家伙也够厉害的，“敢于坚持真理”，他当时的逻辑就很清楚，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不是毛主席的，是下面胡搞的。过了十几年，到了1998年，他又成了一个坚决的自由主义者，大概他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和他辩论了六个小时。还有那个张祥平，那是个搞儒家的，我说你们自由主义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咱们一点点看，经过了六个小时，最后在逻辑上把他说败了，但是他死不认账。
这个王，后来是在中央团校教我们的共青团干部的。大概2000年左右，我去他们家，他太太已经加入了基督教了。基督教有学习小组，很像我们当时在毛泽东时期搞的那个学习小组，大家一起谈思想，我们现在不谈了，我们现在的党团这些东西都形同虚设。从法轮功就讲那个学习小组，基督教也搞那个小组，一看，那是个宗教模式，一个礼拜在一块谈两天，除了上教堂就是在这，谈我看圣经又有什么体会了，我跟主又接近了。谈思想嘛，我有不好的思想，我心里有什么坏的念头，咱们现在讨论讨论。这个宗教模式，内容是不同的，但模式是一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无数这种讨论，叫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坐在一块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实在是太涣散了，现在不是在搞什么保持先进性吗？也是这样的，大家坐在一块谈。谈了半天都是瞎谈，整个一个形式主义。我们这边是信仰真空，成了这样一个涣散状态。但是这种改造思想模式，后来我发现，在好多宗教里面都是共同的。这是我的朋友，我还不清楚吗？他的那个太太就说，我现在加入基督教了，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起交谈。他这个基督教就是从女人开始进，然后从女人就拉倒这些男人。
前天的时候，余杰在白宫里面，和小布什交流是怎么接近上帝的。共同点，都是太太介绍的加入基督教。小布什说，“你们在中国敢这样做，你们很勇敢，你们的太太都是做什么的，很不容易啊”，他的意思就是在国内还不迫害你们，她们能跟着你们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回答说：“我们太太很好，原来我们都不信奉上帝，我们是信共产主义的，现在的中国已经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后来我们就丧失信仰了，是我们的太太先信仰的上帝，拉着我们也一同信仰了上帝。总统先生，我看过您的传记，您在传记里提到，您也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被您的太太介绍加入了基督教会。”这是余杰。小布什说：“是这样，我太太可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家里她说了算。”这些东西都上网了，现在叫基督教家庭教会，这是一个升级。
中国现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号称在中国有几千万人，究竟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们形成这个来势，已经有点象法轮功了，但是他们可比法轮功厉害多了。法轮功和世界的佛教协会没什么联系，甚至还是对立的。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家庭基督教会是可以直接跑到小布什那去做客，这当然不是宗教活动了，这是一种政治活动。之所以有余杰这种现象出现，不是你们骂几句就可以解决的,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的，所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分裂。
还有一个朋友，他比较早的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否定中国的现代史，所以他们否定孙中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第一要给抗日战争翻案，第二是否定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第三是在理论上把革命彻底否定，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的东西，这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说百年来中国的近代史，是一种两个病灶，就是中国人闹神经病了，百年来中国都是激进思潮，闹革命是太激进了，我们宁要改良不要改革，宁要改革，不要革命。革命是最坏的，是对谁都没好处的。这是他的立论，就立在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就把中国的历史定位在否定革命。
何清涟98年出来，写了一本书，《现代化陷阱》，我们都支持，就是揭露现代化下去会出现腐败，彻底揭露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结果美国人看上了，就把她拉到美国去了。大家都反腐败，我也反腐败，我的文章比她写的好多了，但是美国人为什么不拉拢我啊？这并不在于你的家庭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家庭出身的人多了，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人的子弟们，表现都怎么样啊？表现更不怎么样。中国的腐败，相当大的部分就是干部子弟闹出来的。何清涟后来为什么就走了这条路，走到了反政府、反国家的路上去，这和美国人的拉拢有很大关系，给了她很高的荣誉。但是跟她那个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她本来就受那个自由主义影响。98年她写了书出了名后，到北京来拜访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拜访我，我就说，你现在成名人了，因为刘冰雁在美国给她写了个书评，美国人把她定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上美国的主流报纸，一下子就成为了世界名人。就这样，各国包括日本都请她去，世界周游。她再从美国回来就不一样了，在这之前，98年的时候我就对她说过，“你出名出大了，要有坚定的信仰”，我问：“你有信仰吗？”她答不上来，就说：“我就有脾气。”我说：“你要不是名人，有脾气就够了，但是你是世界名人，你就得有信仰。我相信你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你要树立一个信仰。”她最后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我说：“我估计你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但我劝你去信孔子，深圳有个蒋庆，是个儒学大师，你可以去找他。”她找完蒋庆之后，关系还特好，我们一直给她做工作，她当初如果真的信了孔子，现在就好多了。但是，美国人拉得紧，最终还是去了美国。
今天不和你们讲什么道理，就讲讲我的个人体会。她要是不走，在中国不是更好吗？她不从事政治，可以做妇女问题啊，做全国妇联委员，这样就可以成“佛”了，普渡众生。但是她走了，到了美国那就完了，现在还有谁知道何清涟啊？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这就是代沟。她是靠反腐败出名的，并不是靠骂老毛出的名，但是去了美国后就完了。第一年，给她一个受迫害者基金。
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病灶，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是个先进文明，中国人不应该做抵抗的，做抵抗才有的后来的事。你不抵抗，他就不会打你。所以，他们不仅否定了孙中山，还否定到戊戌变法，说戊戌变法太激进了，要缓和点就成了。
中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袁伟时说，我们一直的教育是错误的，中国的近代史是一种极左反西方文明的，鼓吹革命，反对西方文明。他还用了一个特别恶毒的词，说我们青年人是喝狼奶长大的，长大以后就好战，就是崇尚革命。他举例，说出无数义和团杀人放火的例子，他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可以避免的，包括1840年林则徐也是不懂外交，1860年英法联军来换条约，结果慈禧太后代表封建顽固保守派，排斥洋务派，订了条约又不签字，让官兵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伏击英国人，这样才导致了最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纯粹就是一个阴谋，至少是不懂得程序正义。当时的世界是有国际法的，要按照法律去做，签订条约即使是不平等的，你也必须去遵守，遵守之后中国才能慢慢地强大。你随便的毁约，最后招致被打得更厉害。这个文章，并不是内部的，在《中国青年报》上都登了。这个不知道？闹出这么大的事不知道？有个《冰点》杂志，网上登了，网上闹翻天了。这个不知道，你们不上网，你们信息太闭塞，确实喝的狼奶，这个没假。
中国《冰点》杂志10年了。登了袁伟时的文章，中宣部说给它停刊整顿，这些人联手签名，坚决抗议，顺便连胡锦涛一起骂，香港杂志指责，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面前两条路，指的就是胡锦涛，第一条路，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民粹主义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对抗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另一条路，继续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走民主自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一系列事情，余杰不是孤立的，拿外国基金的钱，中国企业家的钱，很快搞到政治上直接骂胡锦涛本人，结果没成功，中宣传部没手软，还是把它停刊整顿，复刊后他们很快不闹了。转到别的地方，加上这三年中有维权活动，
维权本来是好事，但出了很多一批信奉自由主义的青年教师和律师，专门打维权的案子，一方面替企业打官司也替百姓打，目标是坐监狱，为了这个被共产党抓一回，大概相当于以后中国不蹲监狱这叫资格。以后不蹲过监狱，不行，这叫考验。得有实践考验，出了好多这人，政法大学有很多律师搞维权这事，后几年走到维权本来中央认可，从报纸上捅出来，中央一分析这事就解决，很多事都这么作，但自从美国前年颜色革命，这事性质起了变化，从颜色革命到这次外交转型，有钱直接有基金，在美国哈佛大学设受迫害者基金，中国自由派跳得特别厉害，他们不怕，大不了抓起来，给我轰出去，以后成为中国未来自由民主得领袖。处分多了，等于帮他，帮他成名，这个人，不能杀了能把他怎么样，这种事这几年闹得很厉害。
我认为自由主义不是坏学问，但95年进入中国的时候定位有重大偏差，把自己定位于反对民族主义，他们把民族主义认为是义和团，第二把民生主义换一个词是民粹主义反对工业化为了百姓的利益，反对工业化文明。比如你们家是农民，搞工业化你们家现在没地，现在出来打工，俄国那时知识分子同情农民，列宁写反对民粹主义，现代化的代价，农民失去土地是现代化的一种代价，现在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还用列宁的话现代化要付出代价的，农民是必然，就是说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历史进步，三对民主的态度，对民主的旗号，一支一直以民主为旗号另一支，最危险的经济学家，像余杰，包括北大的贺卫方现在的民主直接的东西，共产党下台，一个变俩，这个思潮说到这，你们就知道反毛是咋回事，
上海和自由主义对话，他们说和你杨帆没大区别，都反腐败，赞成现代化，那还有什么区别？关键对国家的合法性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国家没有合法性，国家不是民选的，不是民选出来的没有合法性。
我说，有合法性，是打仗打出来的，后来发展经济，两项有合法性。以后当然要民主，我拥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他们在表面上承认国家利益，但对毛泽东死反，对毛泽东坚决彻底否定，阶级仇恨，至于多少人感情上仇恨毛泽东，我们不去说他学术报告说得是学术，为什么在中国精英阶层，把反毛泽东作为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话语，是为什么，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
文革期间 99％都拥护毛主席，到后来，毛一死都反过来老邓党中央开始不愿反毛，说是四人帮的问题，后来老干部要平反，都是老毛的批示，毛亲自批的，想平反，后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晚年犯左倾的严重错误，社会上反毛思想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不同意老邓说不行，有人建议把毛纪念馆拆了，邓不同意。后来黄克诚反对这样，认为需要毛的国家符号。
反毛思潮越来越厉害，看凤凰包括中央电视台讲精英的中华儿女，纪念访问精英，所有人都控诉，讲文革时怎么样，控诉毛泽东是精英整体文化现象，回避不了，只要回忆录，都有这一段，这一段思潮演变成共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对毛升级，三千万人饿死，不是余杰讲的。
正面讲讲怎么认识毛泽东，我们这代人怎样该认识毛主席？你们这代人怎么认识就怎么认识，你们不是讲自由嘛，你怎么认识都可以。毛主席这段东西对于解放前这段否定的不多。向他们这些人连孙中山都否定了他们就是为了把毛主席解放前这段都否定，这是少数。现在对毛主席打江山这段否定的人不多。对解放后这段有两种思潮，一个是计划经济怎么评价，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这都涉及毛泽东的。这个东西在精英层持否定态度，为什么持否定态度是因为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比如说反腐败，我就跟自由主义争，我认为不给毛提高地位，中国反不了腐败。我们这个争论就很有意义的。
自由主义也反对腐败，但反对毛，我说，在中国精英层都反毛，腐败就清除不了。他们认识不到，说反不了腐败这是法制不健全，可以用很多办法，跟毛主席的评价没关系。他认识不到这个方面。中国反腐败要一定程度的发动群众的。一发动群众就涉及对文革的翻案。
再一个就是涉及到你们北航，造大飞机，发展战略产业。这是经济自由派长期反对的，他们坚决不给毛翻案，给毛翻案就是要造大飞机，这是一回事。你要想造大飞机就要肯定毛主席。给毛翻案后就反对造大飞机的人就是说计划经济搞错了，毛主席搞的经济搞错了，他们这派说对毛的评价历史上的问题以后再说，但是现实问题涉及到重大政策的改变。现在的一系列的政策是建立在毛主席搞错了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从非毛化开始的这几条是不能变的，变了之后他现在就要调整。现在我们主张能调整，也包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提高但是精英层是坚决不同意的，这是核心。
所以先说现实需要第一就是发展战略产业，独立的高科技就必须要重新评价计划经济时期。那个时期的主流搞了战略产业是正确的，如果你说那个时候不正确那你现在也别搞。这是经济学主流派所反对的，像林毅夫现在还在坚持说自主创新是陷阱，因为毛主席那时候就搞错了，历史有结论，这是搞不成的。
第二条就是整治国土需要两亿农民拿出铁锹来挖水渠。这叫劳动积累，劳动积累就要社会国家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小政府、腐败的政府。这个组织人民去劳动就是要有毛主席的旗帜，没有这个旗帜别的旗帜是不可能的必须南方挖湖，把下的雨水囤起来运输到北方。全国挖水渠网这个东西要集体劳动，有点像过去的集体公社了。所以你反毛，市场经济没有人干这个活。
第三条就是国防问题，外部的敌人国家打过来就需要国家力量。接下来就是重建信仰，重建信仰要重建孔子、孙中山、毛泽东，包括这样的思想体系要重建。这里最没有共识的是毛主席，对孔子和孙中山的共识是比较大的，现在中央开始对孔子高抬了，学习传统文化。防止腐败，遏制精英的思潮 80年代就是要遏制极左思潮要发展精英的。现在精英的思潮就有点发展的太过分了，对老百姓不好，所以要反过来。知识分子们就诉诸于马克思，一般的老百姓就诉诸于毛主席。我是比较早在六四之后就思考这个问题。90年出怀念毛泽东的书，总结了社会上出现的毛主席思潮。当时毛主席的形象就是一个神的形象。我说现在对毛主席的思念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真主或者像美国的信基督教的上帝。信仰的模式理解毛主席就是一个信仰的符号。所以余杰这家伙很混蛋，既然都是信仰模式嘛，干嘛去美国去骂毛主席。他们学基督教的人就有这个毛病，我们学孔子的人就没有这个毛病，叫“近鬼神而远之”。我们不信仰的神仙，但是我尊重你这个神仙。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是一神教的国家，说是信仰皇帝，实际上是信仰你们好好学学中国传统文化摆脱左倾的毒害。
把中国社会说成封建主义社会，那美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文明哪个更高级，我们学的这种历史观不能这么把中国社会定义为封建主义社会所以这些自由派们否定历史他就认为 这些东西不仅有社会根源，而且有理论根源，包括我们自己学的历史中就有这方面的因素。盛洪提出了历史悖论，我就把他发扬光大了近代西方打中国是落后文明打败了先进文明而不是先进文明打败了落后文明。所以我们从现实需要，因为中中国人开始实用主义了，开始世俗化了，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也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现在的社会需要就要提高毛主席的地位，前些年你把他贬低那也是历史的需要。现在中国社会要提高毛主席的地位，不提高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实际的需要有这么几种：1、重新树立信仰系统 2、重新确定新国家主义就是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不是原来没加入全球化之前，而是加入全球化之后 3、怎么解决农民的劳动积累，中国还需不需要劳动积累整治国土、恢复社会的动员能力？4、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来遏制腐败，光靠法制是不行的，光靠法制是永远解决不了腐败的，用群众力量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在文革时候的一些思想，当然不能发动群众乱抄家。但是也不能光靠法律，在中国只要强调无罪推定，就永远抓不到犯人。因为中国人不信仰基督教，没有作证的意识。所以只靠法制只能在基督教社会才有效，在中国这个社会正因为不是基督教的社会，所以可以运用毛主席文革时候的思想，但是文革时候的方法是要否定的。（一个本单位内部重奖鼓励揭发，实际上是鼓励知情人出来揭发。）最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我在三年前就在乌有之乡做了报告把12月26号定为纪念毛泽东日，当时报告的题目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以弱胜强。毛主席的东西在实践层面上有很多都失败了。在思想层面上有很高的意义，毛主席说：世界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剥削压迫有理，一种是造反有理，这一句话是他的精髓。所以毛主席的思想是造反有理。精英们说在自己打下的国家里就不能提倡造反有理了，所以他们说造反没理。毛主席还说在自己打下的国家里仍旧要提倡造反有理。西方的国家主张弱肉强食，但是毛主席说我要站在弱势的这一边，保护弱者。所以这涉及很深的理论问题：思想家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强的一边还是弱的一边。“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提倡要站在强的一边，先进生产力就是强势群体。所以这里面是有毛病的。毛主席终生就坚持这样的道理：并不否认弱肉强食，但是思想家不能站在强的一边，而是站在弱的一边。这并不是反对社会进步，而是反对强者随便欺负弱者。强调弱者可以变成强者。弱者应该努力变成强者，使得社会再没有以强凌弱。强者应该主动帮助弱者，不应该欺负弱者，这就叫文明的出现。孔子、孙中山、毛泽东都有这样的思想。这种人的思想上可能有左倾的东西，但是这种思想有永恒的价值。基督教也是从弱者中间产生的，时间长了，被西方社会纳入主流。所以毛泽东和世界三大文明（上帝、真主、孔子）的路数相同：是普适性的主张，是用来拯救全人类的。
中国人还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要解放全人类。这种思想就有普适性价值。其他的文明都比较差，因为它们没有普适性价值，民族性太强。在这三大文明之间，我认为孔子更好，因为另两个都信仰一神教，会起争执的。所以于杰出去就杀气腾腾，没有容忍之心。孔子真正关心的是老百姓，他不关心来世，关心现世。我们提倡毛主席不仅仅出于感情的因素。世界许多文明都中断了，也就是基督教保留了下来，后来有了文艺复兴。中国的文明没有中断过，所以美国人分析，中国人只要信孔子，就有无穷的力量。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伊斯兰教比我们更好斗，它是宗教，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但是伊斯兰世界分裂为六个中心，没有一个核心。基督教总体上比它成功，但是它有反对异教徒的思想。在基督教内讲究民主，但是全世界只有十几亿基督教徒，剩下的异教徒就受排斥了，所以基督教是无法领导全人类的。我们十六亿人没有信仰，中国的精英们反文化，所以佛教出了法轮功，基督教出了于杰，于杰居然作为基督徒代表去和小布什见面。可以看到小布什有多傻。
我们这代人是很苦的。比我苦的还有刘少奇的孩子，薄一波的孩子。我中途中止了学业。我在北京四中读书的时候，两年就能完成学业，是非常优秀的。当时已经确定了保送我到法国留学，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强迫我们当工农兵，一干就是十年。但是这种经历使我成为了思想家。中止学业是不对的，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但是我们之中的少数人，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胡耀邦把毛主席捧成了神。这种信仰的东西支持我们在艰苦的劳动中，等于上了十年的少林寺，是一种绝望的考验。当然在操作层面不能掩盖毛泽东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的信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很自觉的不怨恨毛泽东，在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信仰毛主席。
一些在文革中受害最深的人都出来说话，要维护毛主席的形象。想带头让中国的精英族们不再怨恨毛主席。对余杰这样的人要坚决反对。国家信仰是历史符号，历史记忆，家庭里也有类似的信仰系统。我们不能质疑中国的国家信仰。中国的历史依旧是历史记忆，不信可以不信，但不能说人家。
中华民族是反对外来文明的？我现在到处宣传，中国近代的落后是落后文明打败先进文明，这点从感情上讲容易，但是从理论上讲不容易，我就是要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西方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但是不代表先进文明，只要侵略的都是野蛮人。余杰说文革死了三千万，我说这件事确实死了很多人，这是毛主席的错误，左倾的错误。中央当然应该负责。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反毛的口号。因为毛主席时期，中国人口大增，生的多于死的。中国人口从1840-1949一共长了5000万人，一百年中国人口没有增长，不是百姓不生孩子，当时百姓生得更多。例如任弼时有兄弟8人。但是当时死的人多。一百年生多少死多少，平均年龄36岁，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国家。解放后国家稳定了，没有内战了。解放后战争阵亡一百多万，中国人口建国后净增8亿人，毛主席去世时中国的平均年龄到了72岁，这就是毛主席执政的功绩。所以中国这些年人多了，活得长了。我们需要对3000万的传言进行说明。不要让这种说法作为题材炒作，煽动反毛思潮。对这种思想的泛滥，我们中央也应该负责，因为我们中央不希望毛泽东的威信更高。怕妨碍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
我们反思改革，就是要把毛泽东的威信提高，用他的权威反思改革。特别是最近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反思的。贺卫芳说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胡锦涛的地位非法，这种情况下中央再不表态是不行的。小布什要完蛋了，因为他们的总司令是个高干子弟，逃过兵役，是逃兵。这样的高干子弟指挥颜色革命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过左倾的错误，当时李立三在上海指挥地下党全部出动，发传单，当时白色地区损失100%，是刘少奇重建的。于杰等人不是自由主义者，使反共反人民的。我们不会走苏联的老路，中国共产党爬雪山过草地培养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也想培养出一个接班人，所以让我们上山下乡，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很感谢他。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但是我受苦却能自觉地认识清楚。
三十年的经济自由主义导致的信仰丧失，快结束了，因为社会问题很多，出现了内外勾结，要搞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搞掉我们的领袖。我相信在十七大之前，这次严肃的政治斗争快揭晓了。
我每次都将反面的东西，反面的观点，一个年轻人正反面的书都要看，正反面的观点都要知道，而且要经过辩论，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而且还要有自幼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样才能认识真理，接近真理。我认为北航的学生管的是比较严的，党校的教育规模庞大，我认为你们北航的学生要接触些反面的东西。
这回余杰来了，看到反面的东西了吧。知道反面人物是什么样子了吧？！不见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老是我们出来骂他们，你们还老觉得我们专制、腐朽、僵化、保守。听说他的讲座还找了些捧场的，坐在前排。
他们咒骂毛泽东在美国已经得到反响了，昨天下午，小布什在白宫亲自接见了余杰，作为平等的基督教徒、朋友在一起交流加入基督教的心得体会。布什说，加入基督教以前酗酒，加入之后就不酗酒了，基督教主张仁爱和平。余杰说，希望布什学习里根，说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在他的任期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布什能在他的任期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小布什说我只要能把石油价格平抑下去，我就很伟大了。布什没有搭余杰的话茬。
之前，余杰在澳大利亚，骂得就更厉害了，说共产党血债累累。这些人中我还是有些朋友的，他们告诉我，私下里说的更露骨。说共产党没有注过册，是非法组织；而且是拿俄国人的钱的，是俄国的阴谋团体；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抗日过，抢地盘搞摩擦，在南泥湾，也没种粮食，种的是鸦片。他们说的这些我年轻的时候看党史都知道。如果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听了这话就吓你一跳。只是现在的气候合适，他们挑出来了，以前他们不敢公开的说。毛泽东时期饿死三千万人都说了好多年了，要不说你们请的反面教员太少。我们到处作讲座说这些事，不要忘记毛的错误，饿死三千万人。网上有人质疑，说没有这么多人，是造谣的。我们建议应该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做一个调查，正式公布出来。可是中央也不说，等于是纵容他们在那说。所以社会上的这种思潮是有背景的，包括中央的右倾助长了他们这样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支持。
布什在白宫有一个私人的休息室，虽然是私人的，但也在白宫里，他在这里只接见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另一个就是余杰。你看这余杰多高的地位啊。达赖的地位自然是很高的，比余杰高多了。余杰算什么东西，什么也不算。小布什居然亲自接见他。
余杰在澳洲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是骂到极点了，说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杀人，就没有干过其他的事，杀人如麻。杀的人比日本人还要多三倍。他们到处写文章说，反对日本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说共产党为了维持专制，有意的煽动老百姓的反日情绪。所以他们主张对日本关系新思维，已经过去一代人了，应该忘掉对日仇恨。谈起中日关系就这么说，谈起共产党就咬牙切齿。这里有一个态度的比较，如果作为学术研究或历史研究，总不能把毛泽东说的连日本人都不如吧？！
再有一个就是骂孙中山。说孙中山实际上也应该否定。你们看过《走向共和》吧，编的人就是右派知识分子，有几个是满族的后代。在《走向共和》里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丑角，把慈禧和李鸿章描绘成迫不得已，忧国忧民。这个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播出之后大家看不出来，但胡锦涛看出来了，有了一个批示。
这些人已经准备好材料，下一步就是否定辛亥革命了。他们不但骂共产党，而且骂国民党。大概的路数就是，辛亥革命是日本人支持干的，孙中山拿过日本人的钱，而且革命基地，如兴中会等就在日本，早期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的。日本那时有个叫黑龙会的组织，实际就是一个泛亚洲民族主义者，就是日本和中国被欧美军舰打开了大门，中国的反应失败了而日本的反应胜利了。当时的明治维新就提出一个说法，现在世界的矛盾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矛盾，所以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白种人，黄种人要联合起来抵抗白种人的侵略，日本人起个名字叫“大东亚共荣圈”。而且黄种人里面要日本人当头，因为日本是亚洲各民族里面最优秀的，所以日本不承认它侵略了中国。这不是他右翼的问题，日本人大多数在思想上就不承认侵略了中国，他称作“进入”，取得资源，用以抵抗欧美，他打蒋介石是因为蒋是欧美派。所以后来汪精卫投降日本，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伙的。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日本人策动的，那么抗日战争就是俄国人策动的。日本人策动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中国就陷于四分五裂状态，事实上中国那时就是军阀混战。他们就用这个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孙中山。到时他们像袁伟时找来历史资料，发表长文，你们还是认识不清楚。否定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就是否定抗日战争。
我相信这些右派是不愿意否定孙中山的，因为他们就是那个阶级出身，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余杰在澳洲就说，我们家是地主，共产党抄了我们家。这些人和共产党是杀父之仇，是阶级仇恨。但是他和国民党没有这个仇恨，说不定就是国民党的，那他还否定国民党干什么？在澳洲，他骂共产党的时候，华侨鼓掌，后来骂到了国民党，华侨们就愤慨了。那他为什么要骂孙中山？
孙中山是亲美国的，从美国拿了不少钱，而且在他退位的时候，按照美国的模式，三权分立，坚持民主共和制，孙中山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孙中山是国共两党的老师，他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介石，是老大，一个是毛泽东，是老二，老二把老大给打败了。毛泽东就说我们是孙先生最好的学生，蒋介石是假学生，我们是真学生，我们共产党从来不骂孙中山，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蒋介石失败是因为他背叛了三民主义。所以，像余杰这样的人骂共产党也还罢了，你干嘛骂孙中山？（余杰来北航讲座的时候，你们有几个学生当场提出质疑，勇气可嘉，但是知识不足，所以要好好学习。）骂自己祖宗也还罢了，为什么骂自己祖宗？你们学生有能答上来的吗？
我们今天不是骂余杰，是做学术研究，研究中国的“余杰现象”。年纪轻轻34岁，就受到布什接见，钦定为中国的反共领袖了。但是这个人无君无父，也没有兄长，说以前的民运分子、反共分子不行，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而我有信仰，信基督教，是上帝鼓舞着我反抗共产党。我听着都觉得这个人太猖狂了。这样的人能干成什么事？连他们队伍的前辈都不尊重，就你有信仰，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没有信仰？？他们中有许多都是有信仰的，而且水平比余杰都高的多。谁能说说余杰为什么要骂孙中山？
一个同学：孙中山在后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杨老师：答上这条给你三分，还有没有？还有两条。
所以光有正确的立场是不够的，还要有知识。我相信他们是不愿意骂孙中山的，但是从他们的逻辑推下来，自由主义——反共——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毛泽东，之后必然就是反孙中山。要彻底反毛，就一定要反孙中山。因此，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到晚年左倾，还有两条：
一条是否定辛亥革命是为了进一步给抗日战争翻案。我看下一步就是要给抗战翻案，到这个时候就是天怒人怨，自作孽，不可活。现在他们骂孙中山还总有些人叫好或持中立态度。他们给抗日战争翻案时，会说抗战是一场误会，本来不应该打起来的，日本人本意是要打美国不是打中国。就像给汪精卫翻案，那也是能说出道理的，你不要以为一点道理都说不出来。我就在北航讲过汪精卫的卖国逻辑，至少讲过五年，下面的学生都听傻了。右派的人不敢讲。这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左倾了啊？！反面的东西毫不知道，没有一点免疫力，不知道就不可能有免疫力。一听反面的东西就糊涂了，就走到“右”去了。现在小布什支持，我看他们就该差不多给抗日翻案，就会跳出来一些历史学家，说抗战时一场误会，日本人不就杀了五千万中国人吗，毛泽东杀得比日本人还多，那你还恨日本人干什么？！他们也是能够说出道理的，不要以为就一点道理没有。没有道理布什能接见他吗？那你就太小看人家了。
另一条就是否定历史上的革命。95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中国，相当多的就是反共知识分子。共产党确实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就是共产党的错误。历史上反“右派”，后来又反“右倾”，又讲阶级成分。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大学就拒绝收成分不好的学生，开始看出身了。后来继续“左倾”下去，连出身好的也不让上大学了，所有大学都关门了，以后就取消了考试，而从工农兵之间推荐上大学，当然出身不好的是不能被推荐的。所以，长期这样做，会不会有阶级仇恨呢？我们打倒了中华民国，对他们的子弟长期的在血统上有歧视。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文革开始，那时候自由，可以自己办小报。当时我所在的四中就是最好的学校，其中就有出身不好的，但他们学习特别好，他们就办了一个小报，写了特别有名的《出身论》，这个作者被枪毙了，改革开放后又给他平反，说他是反对“极左”的英雄。《出身论》写了好多事例，受到的歧视，看了是让人声泪俱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恨共产党。这还是66年写的，那时候还没有到文革，可以想象文革极左时对他们的伤害更厉害。这种仇恨之深就表现为余杰这样的人。这种仇恨的形成不能怪他们，而应当检讨我们自己当时太左。
一个同学：你说的搞血统论是毛泽东搞的吗？有中央文件依据吗？还是地方搞的？
杨老师：是整体性的政策。全国是越搞越左倾，这不是地方某些人搞的，就是中央政策搞的，当然有中央文件了！
这个同学：能找出来看看吗？
杨老师：你自己去找！敢顶到我这来！向你这样的人掌权，其他人更得惨！
长期实行“左倾”的政策，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共。这时有两个来源的。一个来源是在理论上不认同共产主义，认为是错的。另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国家代替一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非常残酷的事情。共产党在一些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反右是整了社会上的精英，后来整到共产党自己内部的精英了，到文革，把共产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也整地差不多了。所以造成精英层特别对毛主席有特别大的仇恨，这里包括党内的许多老干部及高干子弟们也是非常仇恨，这你们见的少，我见得很多。
中国的精英层对毛这么大的意见，不仅跟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有关，而且跟我们党的文革关系也很大。文革之后，精英层几乎每家都死过人。他们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文革也有上千万，受到审查的大概有上亿，精英层受到长达十年的打击，包括共产党的许多老干部也家破人亡，这就是后来形成反毛思潮的很重要的社会根源。
改革三十年后，精英们翻身起来，现在已经很严重了，精英层把反毛作为一个符号，就不是一个人的现象。只不过余杰说的比较猖狂，这是精英层共同的价值理念，就是彻底的反对毛泽东，不仅是国民党，连共产党里面的精英也是这个态度。不是这种态度，中央为什么不管？饿死三千万的事到处在各大学说。刚才问问题的那个同学非常愚蠢！骂毛泽东需要文件吗？谁让他们骂的？一种政策的实际推行就是这样的，骂了中央不管，不就等于让他骂吗！
如果只是历史问题，过了三十年也就过去了，但这时现实问题，中国社会要分裂。自92年以来，民间兴起 “毛泽东热”，社会腐败越厉害，两极分化越厉害，老百姓对毛泽东的狂热就越高涨，越升级，中国的精英层就越害怕。这被精英层里面由自由派的理论家概括为“民粹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思潮就是反改革开放，反现代化的思潮。中国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现在没有共识，现在两边已经到剑拔弩张，图穷匕见的程度了。因此，要结合我的一些经历来给你们讲，我是经历过两个时期的，所以你们听得时候要虚心点。
其实自由主义是一套不错的理论体系，在解放前，民国时期，自由主义者也是很多的，他们大多数是反对日本的，虽然不拥护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者可能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但恐怕没有赞成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是反日，后来反蒋，因为蒋介石专制。当时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包括美国过来的人也都比较同情共产党。后来，共产党越来越左，到文革后期极左。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改革开放75年到95年二十年，中国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泛自由主义思潮，大部分人开始反思传统的社会主义，反思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思想，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取得了成功。用的就是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那时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故当时的主流还叫人道马克思主义。当时接受西方的东西很少，大家对西方的著作看的很少，基本不了解，因此，争论起来也是马克思内部的派别在争。把列宁、斯大林否定后，认为马克思早年是人道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用到改革开放，是权力异化了。所以要搞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这里还用到了列宁的经济思想，比如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价值规律。
这些思想在80年代是在马克思内部进行的，但是到90年代就不一样了，情况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搞到资本经济了。80年代搞得初级阶段，是商品经济，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做解释的，但90年代后，资本范畴进入中国，三大资本，第一是投机资本，比如股票，第二是房地产，第三就是外资。这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资本逻辑，就不是商品经济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了，被边缘化，这是必然的。中国出现信仰真空，被经济自由主义占了信仰的位置，这是官方绝对支持的。我们非主流就出来了，当时争论的就是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资本的，没法解释成发展资本的理论，但中国又要发展这三大资本，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谈这件事。“市场经济万能论”不但作为科学体系，而且作为信仰体系了，把怎么赚钱的体系作为信仰体系对全社会的危害最大。但是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客观的理解，但我认为上面的指导是有偏差的。作的好的话不会闹到现在这个程度，虽然会出现问题。邓小平说的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是利益最大化。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因此个人主义就是很坏的东西。于是出现了法轮功，上层知识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搞家庭教会，加入基督教。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中央团校的，是个自由派。本来是个毛泽东派，那水平比你们高的多。所以现在不要跟我犯 “极左”，不知道你出去后会是什么样！我原来就是毛派，在上大学时反思了文革的东西，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自由派，那时1984年，而他是东北造反派的一个头，极端的毛派，我当时33岁，他还比我大四五岁，还在吉大上研究生。这个人是一个很真诚的人，逻辑性也很强，和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杀父之仇，父母是县城的小知识分子，他到了1985年还说文化革命好，说文革中毛泽东没有错，毛泽东也没有让你打人啊，是下面自己打的。这就跟刚才那个同学问的问题一样，中央永远没有错啊，出了问题就是下面自己干的啊。
我当时投身改革开放，到天津开发区搞外资了，所以在当时的自由派里面我的资格是很老的，80年代，我就不时左派那边的人。80年代当左派那是非常愚蠢的，可就是那样的人就是不改。后来我离开中央机关到社科院，搞社会思想研究。当时又看到他了，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小派别，就是自由主义的。
95年之后，自由主义已不在马克思的外衣之下了，西方的著作已经翻译了好多了，中国已经进行了消化吸收，这时西方的理论就已经有能力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符号，不反对你但也不理你。经济学家就特别受欢迎，因为经济学家讲的那一套是帮助政府官员腐败的，发财的，到现在也是按照他们的路数。
三四十岁，学了英文，把西方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的著作翻译进来，成为中国真正的抛开马克思外衣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出来以后，经济学家们也不再讲马克思经济学了，讲的就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但是政府对这两只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自由派经济学是大力支持，对于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化还是采取压制的政策。
我把自由主义区分为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中国真正的威胁不在余杰出来骂，而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者控制着中国，而且当了高官，实行的政策很多都是这一套，而我们的中央对他们没有识别能力，这是关键。95年到现在，中国终于起来一个暴富阶层，觉得自己有钱了，觉得自己可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了，所以美国现在大力支持中国的一般自由主义了，这就说明了下一个阶段就会走到政治层面上来。95年到05年，是经济自由主义渗透我们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共产党大规模的腐败和社会上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些在理论上归罪于西方在中国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所以在这期间我和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关系还是不错的，我和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对话，你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叫何清涟的，她还是不错的，98年她写了本书，就是骂腐败的，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就曾经组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他们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的对话，其中一个就是起到我的作用，因为我这个人是超越左右翼的，我两面都是朋友，是可以对话的，都是我个人掏钱，在我们家里做的内部研究，所以是左右派的逻辑我都懂，包括日本人的逻辑我也懂，各种人的逻辑我都懂。
谈起我当时的目的，就是鼓动一般自由主义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分裂，团结一般自由主义者来共同反对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反腐败嘛，所以说这个朋友，15年没见着，他又变成的自由主义者了，我说你怎么又变成自由主义者了？你85年的时候还是铁杆的毛泽东派呢，大概98年的时候，你又变成铁杆自由主义者了，铁杆的反毛，我说你是为什么呢？他分到了中央团校，他也没发财，他也没替大款去讲话，而且特别痛恨腐败，这点我们都很一致的啊！他也是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啊！他说我是自己想过来的，就是我考虑问题逻辑是比较清楚的。其实他这个人在逻辑上还是走极端的，你想想在75年从邓小平出来到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都过了六年了，大家都反思否定文革，只有他说文革好。这家伙也够厉害的，“敢于坚持真理”，他当时的逻辑就很清楚，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不是毛主席的，是下面胡搞的。过了十几年，到了1998年，他又成了一个坚决的自由主义者，大概他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和他辩论了六个小时。还有那个张祥平，那是个搞儒家的，我说你们自由主义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咱们一点点看，经过了六个小时，最后在逻辑上把他说败了，但是他死不认账。
这个王，后来是在中央团校教我们的共青团干部的。大概2000年左右，我去他们家，他太太已经加入了基督教了。基督教有学习小组，很像我们当时在毛泽东时期搞的那个学习小组，大家一起谈思想，我们现在不谈了，我们现在的党团这些东西都形同虚设。从法轮功就讲那个学习小组，基督教也搞那个小组，一看，那是个宗教模式，一个礼拜在一块谈两天，除了上教堂就是在这，谈我看圣经又有什么体会了，我跟主又接近了。谈思想嘛，我有不好的思想，我心里有什么坏的念头，咱们现在讨论讨论。这个宗教模式，内容是不同的，但模式是一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无数这种讨论，叫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坐在一块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实在是太涣散了，现在不是在搞什么保持先进性吗？也是这样的，大家坐在一块谈。谈了半天都是瞎谈，整个一个形式主义。我们这边是信仰真空，成了这样一个涣散状态。但是这种改造思想模式，后来我发现，在好多宗教里面都是共同的。这是我的朋友，我还不清楚吗？他的那个太太就说，我现在加入基督教了，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起交谈。他这个基督教就是从女人开始进，然后从女人就拉倒这些男人。
前天的时候，余杰在白宫里面，和小布什交流是怎么接近上帝的。共同点，都是太太介绍的加入基督教。小布什说，“你们在中国敢这样做，你们很勇敢，你们的太太都是做什么的，很不容易啊”，他的意思就是在国内还不迫害你们，她们能跟着你们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回答说：“我们太太很好，原来我们都不信奉上帝，我们是信共产主义的，现在的中国已经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后来我们就丧失信仰了，是我们的太太先信仰的上帝，拉着我们也一同信仰了上帝。总统先生，我看过您的传记，您在传记里提到，您也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被您的太太介绍加入了基督教会。”这是余杰。小布什说：“是这样，我太太可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家里她说了算。”这些东西都上网了，现在叫基督教家庭教会，这是一个升级。
中国现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号称在中国有几千万人，究竟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们形成这个来势，已经有点象法轮功了，但是他们可比法轮功厉害多了。法轮功和世界的佛教协会没什么联系，甚至还是对立的。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家庭基督教会是可以直接跑到小布什那去做客，这当然不是宗教活动了，这是一种政治活动。之所以有余杰这种现象出现，不是你们骂几句就可以解决的,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的，所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分裂。
还有一个朋友，他比较早的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否定中国的现代史，所以他们否定孙中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第一要给抗日战争翻案，第二是否定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第三是在理论上把革命彻底否定，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的东西，这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说百年来中国的近代史，是一种两个病灶，就是中国人闹神经病了，百年来中国都是激进思潮，闹革命是太激进了，我们宁要改良不要改革，宁要改革，不要革命。革命是最坏的，是对谁都没好处的。这是他的立论，就立在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就把中国的历史定位在否定革命。
何清涟98年出来，写了一本书，《现代化陷阱》，我们都支持，就是揭露现代化下去会出现腐败，彻底揭露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结果美国人看上了，就把她拉到美国去了。大家都反腐败，我也反腐败，我的文章比她写的好多了，但是美国人为什么不拉拢我啊？这并不在于你的家庭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家庭出身的人多了，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人的子弟们，表现都怎么样啊？表现更不怎么样。中国的腐败，相当大的部分就是干部子弟闹出来的。何清涟后来为什么就走了这条路，走到了反政府、反国家的路上去，这和美国人的拉拢有很大关系，给了她很高的荣誉。但是跟她那个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她本来就受那个自由主义影响。98年她写了书出了名后，到北京来拜访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拜访我，我就说，你现在成名人了，因为刘冰雁在美国给她写了个书评，美国人把她定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上美国的主流报纸，一下子就成为了世界名人。就这样，各国包括日本都请她去，世界周游。她再从美国回来就不一样了，在这之前，98年的时候我就对她说过，“你出名出大了，要有坚定的信仰”，我问：“你有信仰吗？”她答不上来，就说：“我就有脾气。”我说：“你要不是名人，有脾气就够了，但是你是世界名人，你就得有信仰。我相信你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你要树立一个信仰。”她最后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我说：“我估计你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但我劝你去信孔子，深圳有个蒋庆，是个儒学大师，你可以去找他。”她找完蒋庆之后，关系还特好，我们一直给她做工作，她当初如果真的信了孔子，现在就好多了。但是，美国人拉得紧，最终还是去了美国。
今天不和你们讲什么道理，就讲讲我的个人体会。她要是不走，在中国不是更好吗？她不从事政治，可以做妇女问题啊，做全国妇联委员，这样就可以成“佛”了，普渡众生。但是她走了，到了美国那就完了，现在还有谁知道何清涟啊？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这就是代沟。她是靠反腐败出名的，并不是靠骂老毛出的名，但是去了美国后就完了。第一年，给她一个受迫害者基金。
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病灶，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是个先进文明，中国人不应该做抵抗的，做抵抗才有的后来的事。你不抵抗，他就不会打你。所以，他们不仅否定了孙中山，还否定到戊戌变法，说戊戌变法太激进了，要缓和点就成了。
中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袁伟时说，我们一直的教育是错误的，中国的近代史是一种极左反西方文明的，鼓吹革命，反对西方文明。他还用了一个特别恶毒的词，说我们青年人是喝狼奶长大的，长大以后就好战，就是崇尚革命。他举例，说出无数义和团杀人放火的例子，他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可以避免的，包括1840年林则徐也是不懂外交，1860年英法联军来换条约，结果慈禧太后代表封建顽固保守派，排斥洋务派，订了条约又不签字，让官兵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伏击英国人，这样才导致了最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纯粹就是一个阴谋，至少是不懂得程序正义。当时的世界是有国际法的，要按照法律去做，签订条约即使是不平等的，你也必须去遵守，遵守之后中国才能慢慢地强大。你随便的毁约，最后招致被打得更厉害。这个文章，并不是内部的，在《中国青年报》上都登了。这个不知道？闹出这么大的事不知道？有个《冰点》杂志，网上登了，网上闹翻天了。这个不知道，你们不上网，你们信息太闭塞，确实喝的狼奶，这个没假。
中国《冰点》杂志10年了。登了袁伟时的文章，中宣部说给它停刊整顿，这些人联手签名，坚决抗议，顺便连胡锦涛一起骂，香港杂志指责，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面前两条路，指的就是胡锦涛，第一条路，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民粹主义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对抗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另一条路，继续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走民主自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一系列事情，余杰不是孤立的，拿外国基金的钱，中国企业家的钱，很快搞到政治上直接骂胡锦涛本人，结果没成功，中宣传部没手软，还是把它停刊整顿，复刊后他们很快不闹了。转到别的地方，加上这三年中有维权活动，
维权本来是好事，但出了很多一批信奉自由主义的青年教师和律师，专门打维权的案子，一方面替企业打官司也替百姓打，目标是坐监狱，为了这个被共产党抓一回，大概相当于以后中国不蹲监狱这叫资格。以后不蹲过监狱，不行，这叫考验。得有实践考验，出了好多这人，政法大学有很多律师搞维权这事，后几年走到维权本来中央认可，从报纸上捅出来，中央一分析这事就解决，很多事都这么作，但自从美国前年颜色革命，这事性质起了变化，从颜色革命到这次外交转型，有钱直接有基金，在美国哈佛大学设受迫害者基金，中国自由派跳得特别厉害，他们不怕，大不了抓起来，给我轰出去，以后成为中国未来自由民主得领袖。处分多了，等于帮他，帮他成名，这个人，不能杀了能把他怎么样，这种事这几年闹得很厉害。
我认为自由主义不是坏学问，但95年进入中国的时候定位有重大偏差，把自己定位于反对民族主义，他们把民族主义认为是义和团，第二把民生主义换一个词是民粹主义反对工业化为了百姓的利益，反对工业化文明。比如你们家是农民，搞工业化你们家现在没地，现在出来打工，俄国那时知识分子同情农民，列宁写反对民粹主义，现代化的代价，农民失去土地是现代化的一种代价，现在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还用列宁的话现代化要付出代价的，农民是必然，就是说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历史进步，三对民主的态度，对民主的旗号，一支一直以民主为旗号另一支，最危险的经济学家，像余杰，包括北大的贺卫方现在的民主直接的东西，共产党下台，一个变俩，这个思潮说到这，你们就知道反毛是咋回事，
上海和自由主义对话，他们说和你杨帆没大区别，都反腐败，赞成现代化，那还有什么区别？关键对国家的合法性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国家没有合法性，国家不是民选的，不是民选出来的没有合法性。
我说，有合法性，是打仗打出来的，后来发展经济，两项有合法性。以后当然要民主，我拥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他们在表面上承认国家利益，但对毛泽东死反，对毛泽东坚决彻底否定，阶级仇恨，至于多少人感情上仇恨毛泽东，我们不去说他学术报告说得是学术，为什么在中国精英阶层，把反毛泽东作为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话语，是为什么，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
文革期间 99％都拥护毛主席，到后来，毛一死都反过来老邓党中央开始不愿反毛，说是四人帮的问题，后来老干部要平反，都是老毛的批示，毛亲自批的，想平反，后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晚年犯左倾的严重错误，社会上反毛思想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不同意老邓说不行，有人建议把毛纪念馆拆了，邓不同意。后来黄克诚反对这样，认为需要毛的国家符号。
反毛思潮越来越厉害，看凤凰包括中央电视台讲精英的中华儿女，纪念访问精英，所有人都控诉，讲文革时怎么样，控诉毛泽东是精英整体文化现象，回避不了，只要回忆录，都有这一段，这一段思潮演变成共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对毛升级，三千万人饿死，不是余杰讲的。
正面讲讲怎么认识毛泽东，我们这代人怎样该认识毛主席？你们这代人怎么认识就怎么认识，你们不是讲自由嘛，你怎么认识都可以。毛主席这段东西对于解放前这段否定的不多。向他们这些人连孙中山都否定了他们就是为了把毛主席解放前这段都否定，这是少数。现在对毛主席打江山这段否定的人不多。对解放后这段有两种思潮，一个是计划经济怎么评价，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这都涉及毛泽东的。这个东西在精英层持否定态度，为什么持否定态度是因为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比如说反腐败，我就跟自由主义争，我认为不给毛提高地位，中国反不了腐败。我们这个争论就很有意义的。
自由主义也反对腐败，但反对毛，我说，在中国精英层都反毛，腐败就清除不了。他们认识不到，说反不了腐败这是法制不健全，可以用很多办法，跟毛主席的评价没关系。他认识不到这个方面。中国反腐败要一定程度的发动群众的。一发动群众就涉及对文革的翻案。
再一个就是涉及到你们北航，造大飞机，发展战略产业。这是经济自由派长期反对的，他们坚决不给毛翻案，给毛翻案就是要造大飞机，这是一回事。你要想造大飞机就要肯定毛主席。给毛翻案后就反对造大飞机的人就是说计划经济搞错了，毛主席搞的经济搞错了，他们这派说对毛的评价历史上的问题以后再说，但是现实问题涉及到重大政策的改变。现在的一系列的政策是建立在毛主席搞错了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从非毛化开始的这几条是不能变的，变了之后他现在就要调整。现在我们主张能调整，也包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提高但是精英层是坚决不同意的，这是核心。
所以先说现实需要第一就是发展战略产业，独立的高科技就必须要重新评价计划经济时期。那个时期的主流搞了战略产业是正确的，如果你说那个时候不正确那你现在也别搞。这是经济学主流派所反对的，像林毅夫现在还在坚持说自主创新是陷阱，因为毛主席那时候就搞错了，历史有结论，这是搞不成的。
第二条就是整治国土需要两亿农民拿出铁锹来挖水渠。这叫劳动积累，劳动积累就要社会国家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小政府、腐败的政府。这个组织人民去劳动就是要有毛主席的旗帜，没有这个旗帜别的旗帜是不可能的必须南方挖湖，把下的雨水囤起来运输到北方。全国挖水渠网这个东西要集体劳动，有点像过去的集体公社了。所以你反毛，市场经济没有人干这个活。
第三条就是国防问题，外部的敌人国家打过来就需要国家力量。接下来就是重建信仰，重建信仰要重建孔子、孙中山、毛泽东，包括这样的思想体系要重建。这里最没有共识的是毛主席，对孔子和孙中山的共识是比较大的，现在中央开始对孔子高抬了，学习传统文化。防止腐败，遏制精英的思潮 80年代就是要遏制极左思潮要发展精英的。现在精英的思潮就有点发展的太过分了，对老百姓不好，所以要反过来。知识分子们就诉诸于马克思，一般的老百姓就诉诸于毛主席。我是比较早在六四之后就思考这个问题。90年出怀念毛泽东的书，总结了社会上出现的毛主席思潮。当时毛主席的形象就是一个神的形象。我说现在对毛主席的思念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真主或者像美国的信基督教的上帝。信仰的模式理解毛主席就是一个信仰的符号。所以余杰这家伙很混蛋，既然都是信仰模式嘛，干嘛去美国去骂毛主席。他们学基督教的人就有这个毛病，我们学孔子的人就没有这个毛病，叫“近鬼神而远之”。我们不信仰的神仙，但是我尊重你这个神仙。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是一神教的国家，说是信仰皇帝，实际上是信仰你们好好学学中国传统文化摆脱左倾的毒害。
把中国社会说成封建主义社会，那美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文明哪个更高级，我们学的这种历史观不能这么把中国社会定义为封建主义社会所以这些自由派们否定历史他就认为 这些东西不仅有社会根源，而且有理论根源，包括我们自己学的历史中就有这方面的因素。盛洪提出了历史悖论，我就把他发扬光大了近代西方打中国是落后文明打败了先进文明而不是先进文明打败了落后文明。所以我们从现实需要，因为中中国人开始实用主义了，开始世俗化了，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也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现在的社会需要就要提高毛主席的地位，前些年你把他贬低那也是历史的需要。现在中国社会要提高毛主席的地位，不提高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实际的需要有这么几种：1、重新树立信仰系统 2、重新确定新国家主义就是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不是原来没加入全球化之前，而是加入全球化之后 3、怎么解决农民的劳动积累，中国还需不需要劳动积累整治国土、恢复社会的动员能力？4、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来遏制腐败，光靠法制是不行的，光靠法制是永远解决不了腐败的，用群众力量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在文革时候的一些思想，当然不能发动群众乱抄家。但是也不能光靠法律，在中国只要强调无罪推定，就永远抓不到犯人。因为中国人不信仰基督教，没有作证的意识。所以只靠法制只能在基督教社会才有效，在中国这个社会正因为不是基督教的社会，所以可以运用毛主席文革时候的思想，但是文革时候的方法是要否定的。（一个本单位内部重奖鼓励揭发，实际上是鼓励知情人出来揭发。）最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我在三年前就在乌有之乡做了报告把12月26号定为纪念毛泽东日，当时报告的题目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以弱胜强。毛主席的东西在实践层面上有很多都失败了。在思想层面上有很高的意义，毛主席说：世界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剥削压迫有理，一种是造反有理，这一句话是他的精髓。所以毛主席的思想是造反有理。精英们说在自己打下的国家里就不能提倡造反有理了，所以他们说造反没理。毛主席还说在自己打下的国家里仍旧要提倡造反有理。西方的国家主张弱肉强食，但是毛主席说我要站在弱势的这一边，保护弱者。所以这涉及很深的理论问题：思想家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强的一边还是弱的一边。“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提倡要站在强的一边，先进生产力就是强势群体。所以这里面是有毛病的。毛主席终生就坚持这样的道理：并不否认弱肉强食，但是思想家不能站在强的一边，而是站在弱的一边。这并不是反对社会进步，而是反对强者随便欺负弱者。强调弱者可以变成强者。弱者应该努力变成强者，使得社会再没有以强凌弱。强者应该主动帮助弱者，不应该欺负弱者，这就叫文明的出现。孔子、孙中山、毛泽东都有这样的思想。这种人的思想上可能有左倾的东西，但是这种思想有永恒的价值。基督教也是从弱者中间产生的，时间长了，被西方社会纳入主流。所以毛泽东和世界三大文明（上帝、真主、孔子）的路数相同：是普适性的主张，是用来拯救全人类的。
中国人还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要解放全人类。这种思想就有普适性价值。其他的文明都比较差，因为它们没有普适性价值，民族性太强。在这三大文明之间，我认为孔子更好，因为另两个都信仰一神教，会起争执的。所以于杰出去就杀气腾腾，没有容忍之心。孔子真正关心的是老百姓，他不关心来世，关心现世。我们提倡毛主席不仅仅出于感情的因素。世界许多文明都中断了，也就是基督教保留了下来，后来有了文艺复兴。中国的文明没有中断过，所以美国人分析，中国人只要信孔子，就有无穷的力量。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伊斯兰教比我们更好斗，它是宗教，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但是伊斯兰世界分裂为六个中心，没有一个核心。基督教总体上比它成功，但是它有反对异教徒的思想。在基督教内讲究民主，但是全世界只有十几亿基督教徒，剩下的异教徒就受排斥了，所以基督教是无法领导全人类的。我们十六亿人没有信仰，中国的精英们反文化，所以佛教出了法轮功，基督教出了于杰，于杰居然作为基督徒代表去和小布什见面。可以看到小布什有多傻。
我们这代人是很苦的。比我苦的还有刘少奇的孩子，薄一波的孩子。我中途中止了学业。我在北京四中读书的时候，两年就能完成学业，是非常优秀的。当时已经确定了保送我到法国留学，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强迫我们当工农兵，一干就是十年。但是这种经历使我成为了思想家。中止学业是不对的，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但是我们之中的少数人，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胡耀邦把毛主席捧成了神。这种信仰的东西支持我们在艰苦的劳动中，等于上了十年的少林寺，是一种绝望的考验。当然在操作层面不能掩盖毛泽东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的信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很自觉的不怨恨毛泽东，在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信仰毛主席。
一些在文革中受害最深的人都出来说话，要维护毛主席的形象。想带头让中国的精英族们不再怨恨毛主席。对余杰这样的人要坚决反对。国家信仰是历史符号，历史记忆，家庭里也有类似的信仰系统。我们不能质疑中国的国家信仰。中国的历史依旧是历史记忆，不信可以不信，但不能说人家。
中华民族是反对外来文明的？我现在到处宣传，中国近代的落后是落后文明打败先进文明，这点从感情上讲容易，但是从理论上讲不容易，我就是要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西方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但是不代表先进文明，只要侵略的都是野蛮人。余杰说文革死了三千万，我说这件事确实死了很多人，这是毛主席的错误，左倾的错误。中央当然应该负责。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反毛的口号。因为毛主席时期，中国人口大增，生的多于死的。中国人口从1840-1949一共长了5000万人，一百年中国人口没有增长，不是百姓不生孩子，当时百姓生得更多。例如任弼时有兄弟8人。但是当时死的人多。一百年生多少死多少，平均年龄36岁，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国家。解放后国家稳定了，没有内战了。解放后战争阵亡一百多万，中国人口建国后净增8亿人，毛主席去世时中国的平均年龄到了72岁，这就是毛主席执政的功绩。所以中国这些年人多了，活得长了。我们需要对3000万的传言进行说明。不要让这种说法作为题材炒作，煽动反毛思潮。对这种思想的泛滥，我们中央也应该负责，因为我们中央不希望毛泽东的威信更高。怕妨碍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
我们反思改革，就是要把毛泽东的威信提高，用他的权威反思改革。特别是最近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反思的。贺卫芳说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胡锦涛的地位非法，这种情况下中央再不表态是不行的。小布什要完蛋了，因为他们的总司令是个高干子弟，逃过兵役，是逃兵。这样的高干子弟指挥颜色革命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过左倾的错误，当时李立三在上海指挥地下党全部出动，发传单，当时白色地区损失100%，是刘少奇重建的。于杰等人不是自由主义者，使反共反人民的。我们不会走苏联的老路，中国共产党爬雪山过草地培养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也想培养出一个接班人，所以让我们上山下乡，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很感谢他。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但是我受苦却能自觉地认识清楚。
三十年的经济自由主义导致的信仰丧失，快结束了，因为社会问题很多，出现了内外勾结，要搞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搞掉我们的领袖。我相信在十七大之前，这次严肃的政治斗争快揭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