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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共革阵清楚地知道赵修这样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专政力量，清楚地知道群众的自发运动必然失败、流血，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继续宣传、继续当群众尾巴，继续鼓动群众送死而自己不去做革命者理所应当做的领导、带头冲锋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只要手无寸铁的人血流的够多，就能够淹没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们常讽刺这样的机会主义小组的路线是一种幻想，但这般卑鄙的论调，其目的正是想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
2、自我定位为“正在为全国政治报做着必要准备”的共革阵嘴上说着不是将改良斗争作为终点、要接近“实际的革命运动”，结果大群的“黑暗恐怖”说了一通，自己仍旧端上来的是什么手工业小组融工、宣传理论以动员工人的陈词滥调，甚至把“自己的文章能够成功传到几亿劳动者手中”作为了一个革命组织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他们对政治报路线的理解仍旧停留在字面的报刊制作分发，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谋划如何一步步做好准备同特色的武装力量进行周旋和对抗。难道真正掌握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不比办好刊物或者分发要强吗？难道这个把文章传到全国无产阶级群众手中的工作，又能脱离一个强大的革命家组织来完成吗？共革阵大可以继续给大群提倡的政治报路线和全国协调进行武装夺权的斗争泼脏水，但其自身路线的错误不可能被掩盖，必将被广大左翼青年所认识和抛弃。
最近笔者在网上日常冲浪，到处看，看到大群讨论里面出来一个批判共革阵的文章，这篇文章驱使着笔者去看了看这个共革阵的文章，这里笔者主要看了11月共革阵写的《马列毛大群的百篇骂战：歇斯底里与霸权狂热》，笔者一开始也被拐得头晕眼花的，毕竟共革阵写的文章质量上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什么用呢？路线错了，形式（文章的质量）愈先进，内容就愈反动；陈独秀的理论够不够？考茨基的理论够不够？托洛茨基的理论够不够？他们都能写出好的文章，可是路线错了，表面看是光鲜亮丽的鲜花，深究内核不过是反动的毒草；在对这类路线斗争中，笔者希望读者能做到真正的独立思考，去结合中国实际辨明究竟什么路线是对，什么路线是错的（包括思考本文章中的路线）。对于路线理解的加深就是在脑中不断思考加深，从认识错误——到认识纠正——再到认识错误——继续认识纠正，照着这个规律不断结合实际思考下去（实际上这是脑内的一种正确与错误的路线斗争的一种形式），找到真正的适合中国的革命路线并愿意寻找出路、付诸行动，直到革命彻底胜利，这是对于路线思考的辩证关系。接下来，笔者就一一写出在共革阵中看到疑惑的段落并指出当下实际正确的路线。
民主集中制上的错误路线
“这里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由全党选举产生，代表全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再从自身成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负责处理重大决策。政治局之下设有书记处，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日常的组织事务，而不是代替政治局做出战略决策。换句话说，政治局必须主导决策，因为它代表的是全党的集体意志，能够高效而统一地制定政策。如果让书记处主导决策，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削弱党内的民主讨论和集体智慧，导致决策偏离全党利益，破坏党的团结和效能……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的共同认同之上。”
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任何事都需要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之类的见物不见人的一种空话。共革阵也知道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他们也试图证明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背后执行的人；究竟能不能让民主权力掌握在基层同志手上呢？必然的，集中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上，而民主也在集中下更好地执行，但不是说像泛左翼组织那样的执行投票制，各种立场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泛民主；而是掌握在自觉同志下集中的领导自发性强的基层同志的民主（但是始终都是被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包围着的，自觉同志也有可能变成自发的同志，这时候就需要发动基层同志积极造反，做到下级的正确由上级保证，上级的正确由下级保证）。在革命组织还属于地下斗争的环节的时候，还被资本主义包围没有落地生根（融工小有成效、工人觉悟性高的时候）之前只能使用委任制，基层同志正确的意见需要专人进行意见汇总，自发性强的同志走了错误的路线需要进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如果是屡教不改、胡搅蛮缠的机会主义者，组织自然要进行专政避免自发性在组织内泛滥。这些机会主义经常会说这样子是不民主，不允许人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也是在立场正确的前提下，革命同情者和机会主义者当然没资格享受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只会导致整个组织变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泛民主组织；这些机会主义者为了一己私欲，裹挟着其他自发同志去起内讧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就是实际上的机会主义者。
对于指导思想上的不明确
关于共革阵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中写的相当明了了：“很简单，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革命派”。而至于我们对过去革命者的态度也有着重解答：
“我们从来就不是“某人之派”。我们对任何历史中革命者的看法都不是要“百分之四十九好百分之五十一坏就是坏，百分之四十九坏百分之五十一好就是好”这种僵硬的立场，我们拒绝将历史人物归为两大类，所谓“坏人”和“好人”，将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归为“可读”和“读了脏眼睛”的……我们坚持就事论事，不以主观对任何人的看法出发去分析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任何革命者的名字都单单不足以真正表达我们的思想。”
笔者看到这段说真的只觉得莫名其妙的，共革阵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革命派，从来就不是某人之派。”，一个组织连自己的指导思想都没有，妄图使用各种“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者”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然后标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种路线不分，妄图结合一切路线的思想，看似客观，实际上就是不客观，托陈的危害大不大？托洛茨基的错误路线对于革命的阻碍大不大？错误的路线如果占了上风实际上就会倒向机会主义，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阶级社会里面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共革阵试图凌驾路线之上，去混合一切思想，却看不到思想背后的阶级性和路线。笔者在共革阵其他文章找到了类似的观点：“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毛泽东，都明确将中国革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共革阵说的对，反正都是历史人物一定要“辩证地看待”，绝对不可以直接全部否定；所以托陈、托洛茨基、葛兰西都可以翻案，也是时候准备给卢森堡翻案，再下一步就给萨布林翻案，反动路线的历史人物都排好队，准备好一个一个来领取这个“翻案”的帽子。一个组织连自己的路线都不清楚，又怎么可能做到清晰地认识历史人物呢？不过是站在反动路线、反动阶级角度的客观，虚伪的历史唯物罢了。
崇拜自发运动和宣传
共革阵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革命情形与1900年的俄国相较不远但并不代表其完全重合。而我们在21世纪20年代所强调的“政治组织”正是一个有能力撰写刊物、制作刊物、传播刊物的《火星报》式组织且在各地区拥有自己的党支部和组织化存在。若是没有这些准备，自发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并在革命的理论下组织起来？我们不是马列毛大群所谴责的“反对全国政治报路线”，而是实际地在贯彻政治报路线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革命者在当时的困境是“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因此需要全俄的政治报来辅佐组织建设，而我们目前的窘境不只是没有脚手架，而是连“次木料”都不足够。
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能自信地批判正在为全国政治报做着必要准备的共革阵，也许其觉得自己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已经足够成熟与完备来执行“全国政治报路线”了、觉得自己的文章已经能够成功传到几亿劳动者手中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他们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时间来写百篇骂战文以镇压我们的不同声音了。所以说共革阵的声音置于马列毛大群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在他们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甜美中时，我们挑明了他们连包砂糖都没有的现实。
共革阵声称，现在并没有“物质基础”，甚至连一个全国性的刊物都没有，所以当下不应该去做政治报路线的建设，而是老老实实地去跟着群众尾巴和进行大规模宣传，笔者看到过的很多遍的对自发运动崇拜和唯宣传论机会主义路线的阐述，在之前东风、工农解放社、野火都说过类似的话，现在轮到共革阵来说了，读者们不要被表现的形式所迷惑了，其内容本质都是一样的，披着政治报的皮去宣传机会主义路线。
当下中国工人处境并不需要什么理论上的问题和宣传上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无权的问题，如果不对着这一点去解决而去搞什么经济斗争，还要赋予经济斗争政治意义实际上就跟100多年前列宁批过的工联主义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不是马列毛大群所谴责的“反对全国政治报路线”，而是实际地在贯彻政治报路线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他们所说的实际条件是什么呢？正是手工业融工，这不，最终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其本质就是崇拜自发运动，不敢走向政治运动，认为只有线下才是建设基础，却忽略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的重要性，列宁说：
“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 ，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
共革阵已经明晃晃地说明了他们就是要跟着群众的尾巴跑和唯宣传论了，不愿意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地下组织什么都没用，有了一个严明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才能有序，最大化的进行宣传、融工等等，实际上建设全国的基础正是大群提倡的战略防御第一阶段的通过义务劳动、严明的无产阶级纪律所建成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才会进行融工，并在代办员的领导下进行经济斗争来帮助工人解决困境以继续参加代办员建设的经济互助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这是跟机会主义路线的经济斗争有着质的区别的，前者跟着群众的自发性走，后者则是自觉地领导着群众走向政治斗争，这背后的关键正是地下革命家组织。
待到整体的阶级力量（地下暴力和地上组织）能和中修形成局部上的敌弱我强的大片根据地之时，就代表着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地下暴力（武工队+地下红军）已经发展起来了，在中修镇压的时候，可以积极使用武工队进行翻边战术，在中修的薄弱环节建立地下根据地，不断蚕食中修基层，不断的翻边使中修疲于镇压，以锻炼和发展群众，并不断建设壮大组织。
待到根据地广泛建设起来和地下红军壮大之后，就开始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是中修的末日之时了，这个日子很远又很近，同志们应该学会十年如一日的革命信念才能做到一日如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继续执行反动路线的结果不过是在地上像佳士运动的结局一样，被警察一锅端，一个认罪，全部投降；最后，笔者想给错误路线的自觉执行者一段话，也是列宁的话来作为结尾：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