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需要的是调研报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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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从资产阶级,到老左派,到工联,各种各样的调研报告还少吗?可是无产阶级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实际上,有没有受到压迫剥削,过得快不快乐,这些还需要别人告诉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要的是能够带领他们推翻资本主义的先锋队,而不是调研家。
2、外卖骑手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份能够切实证明他们的确过着困苦的日子的调查报告,而是权力,无产阶级自己的权利。我们该如何给予当今社会下极度无权的无产阶级以权力呢?答案是暴力革命——也正如资产阶级用国家暴力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样,当代无产阶级也需要组织起来,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

2025年12月9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某课题组发布《理解与弥合:2025年骑手职业工作实态和公众认知调研》报告。该课题组在多地实地走访,历时一年,发放1.2万份骑手问卷、1万份公众问卷,展现骑手真实工作境遇,与公众认知有较大差异。该调研产生的契机是浙大博导遇到听障骑手,从此关注骑手群体,看起来浙大博士生调研中很辛苦,也很有爱心,让笔者总结分析一下报告的结论概述。


首先报告认为,骑手工作具有多劳多得的公平性和时间灵活性,且存在职业成长性。

典中典多劳多得。报告说收入按单结算,劳动者可根据收入目标调整时间投入,每日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高频工作月收入达七八千。浙大经济系博士生不会看不出来这是计件工资吧,把计件工资叫做多劳多得,难道不知道每单的收入由平台来决定这一事实?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在某个社会的某个时期,可以看作是定量。工资满足劳动力再生产要求,能养家糊口,这不过是决定了工作时间的下限——必要劳动时间,超出这一界限的剩余劳动时间完全由资本家决定。剩余劳动时间越长,单位时间的劳动价格即时薪就越低。计件工资不过是计时工资的另一种形式,信息技术下可以精准确定出每小时跑单数的平均值。同理可得剩余劳动时间越长,每单的工资就越低。

计件工资对于资本家来说还有额外好处,让工人自愿加紧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骑手为了缩短每单时间无视交通安全,将个人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之上的同时,平台通过大数据相应地缩短每单时间,从而降低每单工资。只有3成骑手认为平台设置的时间合理,还能得出骑手对平台算法持积极态度、没有被平台压迫的结论,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时间灵活性是说可根据自身意愿安排工作时间,并不完全准确。这里区分了在线时长和有单时长,有单时长多数不超过7~9小时,考虑到人们每天就餐时间挤在几个固定时段,骑手必须在有单时长所在的高峰期不间断工作,在接单少的低频期里安排休息。另外,报告说在线时长里有3成时间是在等单或休息,言外之意十几个小时并不都是在送单,废话,浙大教师8小时工作制,午休和课间加起来2个多小时,有3成时间在休息,这不是很正常吗?体力劳动者也不是机器,不能连轴转,反倒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以保证生产安全。

所谓职业成长,随着经验和技术提升,收入上限也提高,说的不过是计件工资下熟练工人挣得更多。但是一个行业工人有着固定的平均工资,这意味着非熟练工人挣得更少,坚持半年以上的骑手不到一半,资本家什么都不做,也无需任何赔偿,就淘汰掉平均水平之下的工人。

其次报告指出,骑手需要认路、规划路线时间等专业技能,并非什么人都能做的低门槛工作,骑手承受的歧视比人们想象中的多。

距离商家和顾客的最后一百米,最为困难,是区分熟练工的关键。平台会对接单过多的商家暂缓派单,对此商家有时没备好餐,也会点击出餐,将迟送的责任转嫁到骑手身上。顾客所在位置更是难找,小区入口在哪,每栋楼都长得差不多,一些小区不让骑手骑电动车或者禁止进入。一旦一单超时,往往导致所有接单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超时,影响日后平台派单,新骑手承受不住,行业流动率特别高。这也从侧面反应了人们小瞧这份工作的难度,由此产生了歧视,认为骑手没有本事,取餐时轻蔑对待。然而马列主义者非常清楚这份活地图本领的可贵,是革命中优秀的交通员,在配送员身份的掩护下不遭怀疑地运送物资,当互联网、电话等通讯手段被反动政府切断时,又能及时送达情报信件,在革命中大展身手。

接下来报告认为获得信息渠道的不同造成公众对骑手与骑手自身认知的差异,其中网络信息起到重要作用。

正巧前些日美团与央视合作出了一部短片,讲一位平面设计师辞职送外卖,随时欣赏沿途风景,圆了成为摄影师的梦想,小资文青味太冲,被骂到下架。也许短片根据真事改编不假,美团和央视也不会不知道孤例没有代表性,但还是拍了脱离现实的美化剧本,是自觉地利用宣传机器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本次翻车不过偶然,更多的情况是很难察觉的润物细无声。可见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调研报告的目的还原真实骑手处境,改变社会认知,从而引起有效的制度讨论,是无法实现的,几十页报告通通都是废纸,一年到头得到锻炼的只有浙大博士生的调研能力,对骑手的状况于事无补。

包括骑手在内的劳动人民需要的不是来自小资产阶级善良又无力的同情,而是亲身参与,以推翻私有制、谋求无产阶级解放为目的的暴力革命,为此需要先锋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阶段,由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率先建立地下革命家组织。借助政治报这一组织工具,设立严格纪律和义务劳动,剔除不合格的成员,清洗资产阶级打下的自发烙印,与组织内外机会主义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再生产出拥有高度自觉性的革命家,打造出高组织度的革命家组织。

当地下革命家组织遍及各市,形成全国地下革命网络,在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指挥下,向地上派出代办员承担融工任务。代办员在地上建立起经济互助性群众组织,将群众组织起来,解决群众的生活难题。代办员地上地下身份隔离,在群众组织中不谈论政治,但是设立伪装后的民主集中制,通过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筛选出先进群众。地下组织另派出流动宣传员将其引流到地下,进行政治灌输,考察成功后成为地下红军队员或新的代办员。地下红军也会反过来为地上群众组织的发展扫清障碍,扩大引流规模。

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起地下政权和地下红军,中修基层统治薄弱地区开始出现局部的敌弱我强,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翻边战术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方针。当中修集中兵力进攻革命根据地,该地地下政权领导群众组织和暴力组织与之周旋,其他根据地派出武装工作队到此时兵力空虚、地下政权发展还不充分的地区执行系统性的政治任务,一边组织群众,一边消灭中修统治力量,建立党支部,开辟出新的根据地,使中修进攻计划破产。在这样反复拉锯中,此消彼长,革命力量将逐渐逆转,在全国范围内呈现敌弱我强,进入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一举消灭中修。

夺取政权后革命任务并没有结束,不仅资产阶级会反扑,而且社会主义下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如若不限制,会反过来侵蚀革命力量,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展开防修反修任务,不仅要生产,而且要学会管理生产,主动掌握专政权,镇压刘邓之流反革命分子。当广大无产阶级的能力和意识提高到先锋队的自觉程度,行使先锋队的职能,那么先锋队的存在也就越来越没必要,最终会消亡,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