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经历片段1903-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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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0-10-7 19:14 编辑 ]
存目
列宁：谈谈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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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新工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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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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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Z-福斯特：罢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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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0-10-7 19:13 编辑 ]
编者按：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片段极洒脱极深刻，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这就是革命天才的大手笔。讲起道理来深入浅出，余味无穷。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10-10-29 23:19 编辑 ]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摘自《论持久战》
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天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何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和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干部和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之间活泼有生气地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地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严厉地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难免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不愿学习锻炼，不受领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是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有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当因为他们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它们以重要工作。
——毛主席《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讨论政策的会议，人数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准备，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天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何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和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干部和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之间活泼有生气地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地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严厉地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难免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不愿学习锻炼，不受领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是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有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当因为他们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它们以重要工作。
——毛主席《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讨论政策的会议，人数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准备，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回忆列宁》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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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有关策略与战略的论述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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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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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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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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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0-12-16 23:29 编辑 ]
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1894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罢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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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生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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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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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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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案例：两个造纸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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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1-3-23 15:29 编辑 ]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 毛主席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列宁全集
[url=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209965/index.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209965/index.html[/url]
《哲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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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11-8-11 17:01 编辑 ]
83
转述黑格尔：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
115
这是机智而正确的。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他的一切处于相异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同一律的局限性）
119
普通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机智和智慧。
机智抓到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发生关系，使“概念透过矛盾映现出来”，但没有表达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
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跃的(regsam)和有生机的，——才能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
122
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这些概念还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127
转述黑格尔：“规律的王国是现象的静止的内容；现象是这个内容，不过是通过不静止的更迭交替并且作为在他物中的反思显现出来的内容……因此，同规律相比，现象是总体，因为它包含着规律，并且还包含得更多一些，即自己运动着的形式的环节。”
135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谈谈量子力学）
149
要颠倒过来：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是荒谬的。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及其
他人深刻得多。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 —— 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
180
资产阶级的逻辑专政，其实黑格尔就讲过：
“对于被引进定理中的具体材料的所谓解说和证明，一部分是同语反复，一部分是对真实关系的歪曲，一部分又是用这种歪曲来掩盖认识的虚妄，这种认识片面地采纳经验，唯有这样它才能获得自己的简单的定义和原理；它是这样消除来自经验的反驳的：它不从经验的具体的总体性来看待和承认经验，而是把经验作为例子，并且从对假说和理论有利的方面去看待和承认经验。在具体经验从属于预先设定的各规定的情况下，理论的基础就被蒙蔽；它只是从符合理论的这一方面显露出来。”
列宁评价这段话：异常正确和深刻 （参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反对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290－291
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开始是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
83
转述黑格尔：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
115
这是机智而正确的。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他的一切处于相异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同一律的局限性）
119
普通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机智和智慧。
机智抓到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发生关系，使“概念透过矛盾映现出来”，但没有表达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
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跃的(regsam)和有生机的，——才能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
122
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这些概念还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127
转述黑格尔：“规律的王国是现象的静止的内容；现象是这个内容，不过是通过不静止的更迭交替并且作为在他物中的反思显现出来的内容……因此，同规律相比，现象是总体，因为它包含着规律，并且还包含得更多一些，即自己运动着的形式的环节。”
135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谈谈量子力学）
149
要颠倒过来：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是荒谬的。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及其
他人深刻得多。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 —— 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
180
资产阶级的逻辑专政，其实黑格尔就讲过：
“对于被引进定理中的具体材料的所谓解说和证明，一部分是同语反复，一部分是对真实关系的歪曲，一部分又是用这种歪曲来掩盖认识的虚妄，这种认识片面地采纳经验，唯有这样它才能获得自己的简单的定义和原理；它是这样消除来自经验的反驳的：它不从经验的具体的总体性来看待和承认经验，而是把经验作为例子，并且从对假说和理论有利的方面去看待和承认经验。在具体经验从属于预先设定的各规定的情况下，理论的基础就被蒙蔽；它只是从符合理论的这一方面显露出来。”
列宁评价这段话：异常正确和深刻 （参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反对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290－291
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开始是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
摘编页码取自：列宁.《哲学笔记》[M].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2版
P73
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得很机械，很粗鄙。为什么？
对于物质世界给予客观论证的科学。
精神活动对哲学有干扰。量子力学，观察者
把黑格尔“精神运动或意识的运动”，替换为“物质世界，物质运动”或“人类社会”，就能拯救出辩证法物质的运动与发展构成逻辑内容的纯本质的本性为基础。
例如对“飞矢不动”的辨析，
对物质世界作哲学的描述，从物质世界（人类社会）自身内在活动去描述，或者从它必然发展去描述。
P76
康德认为:认识把自然界和人隔开
实质上认识把人与自然界结合起来
因为人的认识一直在深入，绝对真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真理不是自在之物
穷举与极限的方法.辩证法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共产主义需要不间断的革命，一代人只能解决一代人的问题.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辩证法的要素:
1.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
2.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离的联系着
有两种抽象:正确的，错误的
P78
自然现象之网，扭结
不同的范畴与抽象
形式逻辑
–》外在形式，扭结，事物的表面
辩证逻辑
–》内容，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
资产阶级经济学:漠不相关的形式，由碎片构成图画的儿戏
我们对之应取的态度:蔑视，嘲笑，不堪忍受
辩证法要求我们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引申出范畴
(搞一个清楚的表格:范畴，经典着作)
商品，物质，发展，矛盾，实践，“过渡”，“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正确的抽象与范畴:商品，劳动两重性，价值
错误的抽象与范畴:供给，需求，价格
正确的抽象与范畴:分子，量子
错误的抽象与范畴:燃素，以太
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引申出范畴，在这里，在这些基本的东西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
P80
批判康德的自在之物
从费希特开始试图由自身表示自己的各个规定
P82
列宁认为黑格尔提出了重要的两点
1.必然联系
2.斗争的客观性(内在的否定)
康德使辩证法脱离了"随意性的外观"从而建立了
1.外观的客观性
2.矛盾的必然性
P85
直接性与间接性
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整个世界(过程)有规律的联系
科学应当以什么为开端
黑格尔提出了他的片面的标准:
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
我认为拯救出来的辩证法的标准是:
以客观事物为前提，本身包含所有具体的内容，以一切客观事物为中介
存在 / 无
任何规定都是否定
定在(规定的存在)
P213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P218-219
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立
–》 统一
矛盾的发展
实际的例子: 音乐
时间
火
P225
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1-8-21 21:29 编辑 ]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28]（1899年8月）
某地[注：《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17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
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
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29]成员宣布过，又由90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liberté，fraternité，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1848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lose 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云。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laissent à désirer quelque 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象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象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作研究的工具，而是当作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分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30]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31]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32]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33]，按照广大公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1—198页。——编者注]
过了20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34]，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35]，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屏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36]和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37]，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80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90年代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1897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第1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注：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20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38]，好象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年10月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39]（1897年9月第2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40]，在第2号（1897年11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41]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象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42]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43]，该联合会按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10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注：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
1899年12月在国外印成单行本附于《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63—176页
【注释】
[28]《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个经济派文件之后于1899年8月写的。列宁的姐姐称这个文件为“青年派的信条”，它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这个经济派文件和列宁起草的《抗议书》。与会的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他们是：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A.M.斯塔尔科娃、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弗·威·林格尼克、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Д.B.瓦涅耶娃、米·亚·西尔文、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彼得堡工人奥·亚·恩格贝格、亚·西·沙波瓦洛夫、H.H.帕宁。赞同《抗议书》的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伊·卢·普罗明斯基、M.Д.叶菲莫夫、切卡利斯基、柯瓦列夫斯基以及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尔·马尔托夫等人）和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市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
列宁把《抗议书》寄到了国外。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立即将它发排，供《工人事业》杂志最近一期刊用。然而，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国外联合会青年派成员，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就于1899年12月将《抗议书》单另印出，并附一篇编后记，说《信条》只反映某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的立场对俄国工人运动并无危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部不存在经济派，等等。1900年初，普列汉诺夫把《抗议书》收入他所编辑的批评经济派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的本文献，前一部分按手稿刊印，后一部分按《工人事业》杂志单行本刊印，并和《〈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核对过。——144。
[29]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伊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44。
[30]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给国会的争取普选权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于1838年5月定名为《人民宪章》，并用法案形式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治·哈尼、厄内斯特·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50。
[31]“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150。
[32]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50。
[33]“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150。
[34]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费·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152。
[35]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5页）。——152。
[36]“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1878年底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200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1880年2月15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活动。——153。
[37]“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1875年7月间由革命知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60人，同情者150—200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和70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展协会的活动。协会于1875年底—1876年初被沙皇政府破坏。——153。
[38]《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本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54。
[39]《圣彼得堡工人小报》（《C.-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154。
[40]《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查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输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查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154。
[4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154。
[42]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费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156。
[4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56。
列宁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论著篇目（从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到撰写《怎么办》之前）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为《工人报》写的三篇文章：
我们的纲领
我们的当前任务
迫切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
论《宣言书》（基辅委员会起草的《宣言书》）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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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报》写的文章[44]（不早于1899年10月）
给编辑部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寄上应约为你们报纸写的三篇文章。我认为有必要就我的撰稿问题，特别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
看了你们上次的通知，我以为你们是想创办一个出版社，并且要我来编纂一套社会民主主义丛书。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你们成立了编辑部，并且着手出版报纸和约我撰稿。
这个建议我当然也愿意接受，但是同时必须说明，顺利的合作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1）编辑部和撰稿人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把有关一切来稿的处理情况（刊用，不刊用，修改）通知撰稿人，并且把你社的一切出版物告知撰稿人；（2）我的文章都用笔名（如果我写去的笔名遗失，就请代选一个）；（3）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具体任务和怎样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
我希望编辑部会同意这些条件，为了让我们尽快地达成协议，现在我谈一谈与第三个条件有关的问题。
正如来信所说，你们认为“旧思潮很强大”，因此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反映进行论战没有多大必要。我认为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伯恩施坦曾经公开宣称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他的观点一致[45]；国外“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与“旧思潮”的奠基者、代表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劳动解放社”已经分裂[46]；《工人思想报》拼命宣扬一些时髦的言论，拼命反对“广泛的”政治任务，竭力赞美一些小事情和手工业方式，庸俗地讥笑“革命理论”（见该报第7号上《随笔》一文）；最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其中许多人明目张胆地要求采纳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批评”，——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清楚地说明，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你们从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怎样看待报纸的任务和办报的计划，我很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到什么程度（文章是写了，可惜仓促了一点，总之，我极需知道最迟什么时候截稿）。
我认为，同《工人思想报》必须直接展开论战，为此请寄给我第1—2号、第6号和第7号以后的《工人思想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47]。我需要这本文集还为了在报纸上发表对它的评论。
你们来信说篇幅不受限制。我认为，既然有了报纸，最好登载一些报纸论文，这些论文甚至可以探讨一些专题，以备日后改编成小册子。我最近拟写作的问题如下：（1）即将寄上的纲领草案[48]；（2）下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49]将要讨论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3）关于工人和社会党人在行动自由时、在狱中或流放地行动准则的小册子。拟以波兰的《行动准则》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如有可能，请寄给我一本）；（4）谈谈罢工（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5）《妇女和工人事业》小册子，等等。
我很想大体知道编辑部拥有哪些材料，以免重复和再谈已经“谈透的”问题。
等待编辑部的回信，来信可通过原转送站。（除了这个途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无法同你们取得联系。）
弗·普·
我们的纲领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50]，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屏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51]。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象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52]，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当前任务
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西部边疆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城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结果是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迈出了这一大步以后，好象暂时用尽了全部力量，又重新回到过去各地方组织分散活动的状态。党并不是不存在了，它只是在致力于积聚力量，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厂主，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同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个别厂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编者注]，——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在我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开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已经散播在俄国各地；从彼得堡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高加索到乌拉尔，全俄国的工人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工人传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的工作。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克服的主要缺点，就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表现都成了纯粹地方性的事件，大大失去了它们作为俄国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例和作为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阶段的意义。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党纲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得偶然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已经尝够这种手工业方式的苦头了！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完全有可能来共同工作，制定共同的党纲和一起讨论我们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批判各种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旧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它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批判和抽象议论上；它证明了它的纲领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即工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需要的；它现在需要采取下面这个特别艰巨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给这个运动制定一种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这里用的是卡·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
由于提出了这个任务，下面两个主要问题就特别重要。（1）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这两者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社会民主党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汲取全部力量的，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工业中心的表现形式和发生的时间都不同；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活动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手工业者”的活动，那么严格说来，就不能把它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这并不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2）社会民主党力求成为一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同时又坚决不策划政治密谋，坚决不“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按照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正确说法[53]），或强迫工人去接受某些革命者所拟定的某种袭击政府的“计划”，这两者又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
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有权利认为，它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谈这些问题，就会重复《我们的纲领》一文说过的话了。现在应该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所能胜任的，只有整个社会民主党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能办到。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全党不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不指导各个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不可能进行。不在中央机关报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集体确定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准则，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不相信密谋手段，我们拒绝用个别的革命行动去摧毁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即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
但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样的机关报办得正规，办得比较扎实呢？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谈。
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我们还提出了这个目标是否可能达到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人会反对我们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开展地方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这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立即着手把党的机关报，进而把党本身建立和巩固起来。采取这个步骤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地方工作在进行，而且显然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愈来愈频繁的暴行只能造成短时间的中断，战斗中牺牲的人很快就由新生力量补充。党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出版经费和写作力量。可见问题在于，是应该继续按“手工业”方式进行已在进行的工作呢，还是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我们运动中一个迫切问题，即运动中的一个症结——组织问题。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和纪律，改进秘密活动的技术。应该坦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于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赶上和超过它们。不健全组织，就不可能使我国工人运动有任何进展，尤其不可能建立一个能正常出版报纸的积极政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现有机构（指机关、小组和报纸而言）必须更多地注意组织问题，并在这方面影响地方小组。
手工业方式的地方工作，总要过于频繁地进行个人联系，总要养成一种小组习气。可是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不适合于小组活动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小组就显得太狭窄，而且会造成力量的严重浪费。只有联合成一个党，才能逐步贯彻分工和节省人力的原则。为了减少损失和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堡垒来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在我们面前，在俄国各地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党人小组面前，有极其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庞大机构，它竭尽一切力量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深信，我们最后一定能摧毁这个警察国家，因为一切健康的和发展着的人民阶层是赞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种专业化比起平常的小组工作来，要求我们更坚毅，更善于集中精力从事平凡的、细小的、打杂的工作，更加发挥真正的英雄气概。
俄国社会党人和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作出英勇的事迹，因此，一般说来，抱怨我们缺乏人手是不对的。青年工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尽管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帮助工人的人却不断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涌现出来。如果能向所有这些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的新兵广泛宣传必须使组织更加严密的思想，那么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报的计划就不再是一种幻想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报纸正常地收到各地的通讯和材料。在我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各个时期，连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也完全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难道历史没有证明吗？如果在各地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党报看成自己的报纸，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同它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党报上讨论自己的问题，在党报上反映本地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采用的秘密活动方式并不特别巧妙，也完全能保证报纸收到关于运动的各方面消息。另一方面，即把报纸正常地送到俄国各地，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比俄国革命运动旧形式下的同样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那时报纸的对象还不是现在这样广泛的人民群众。但是社会民主党办报的宗旨使报纸很容易散发。报纸应当正常而大量发行的主要地方，是工业中心、工业城镇和大城市的工厂区等等。这些中心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工人；工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居于主人地位，他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瞒过机警的警察；这些地方同附近工业中心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从1878年到1890年）[54]，德国政治警察干得不比俄国警察差，甚至可能比他们还好，但是德国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终于使他们每周出版的秘密报纸正常地从国外运到国内，而且送到每个订阅者家里，连大臣们也不能不佩服社会民主党的邮政（“红色邮政”）。这种成绩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但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完全能使我们的党报每年至少出12次，并且能正常地送到运动的各个主要中心的所有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手里。
我们在回过来谈专业化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指出，专业化所以不够，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手工业方式”占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各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平常关于组织问题谈得太少了。
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我国专制政府，即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只有严格实行这种专业化，才能节省人力：不仅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每一项革命工作，而且可以使目前活动的若干方面合法化（即为法律所许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55]早就建议俄国社会党人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骤然看来，这种建议使人感到惊讶，但是实际上很值得重视。差不多每一个在城市的地方小组中工作过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回忆起来，在他所做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有些本身就是合法的（如收集有关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研究涉及许多问题的合法书刊，阅读某些外国书刊并作介绍，进行某种联络工作，帮助工人学文化，研究工厂法，以及其他许多工作）。把这类工作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做，就会减少积极的、“在火线上”的革命大军的人数（但丝毫不会削弱它的“战斗力”）和增加替补“伤亡人员”的后备力量。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使战斗人员和后备人员在全党机关报上看到自己活动的反映，感觉到自己同党报的联系。当然，不管我们怎样彻底实行专业化，工人和地方小组的地方性会议总是需要的。但是人数众多的革命集会（这种集会受警察破坏的危险性特别大，因此与会议的效果相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革命工作由专人负责就更有可能用合法的会议形式如娱乐会、合法社团的会议等等来掩护这种会议。既然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工人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都能够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的政治性会议和社会主义会议，那么俄国工人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我们很需要做到这一点。地方工作几乎必然会夸大地方特点，会……[注：部分手稿遗失。——俄文版编者注]没有中央机关报（它同时也是先进的民主机关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的愿望才能实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制定明确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屏弃了“反动的一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页。——编者注]这一谬论。它认为利用各个进步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反动阶级，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各个组织和机关报仍然是地方性的，那么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执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能同个别“自由派”取得联系和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合作”外，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只有到那时候，才能把工人对警察和当局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憎恨变成对专制政府的自觉的憎恨，变成为工人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权利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后几号，我们将登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且将开始更详细地讨论一些组织问题。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77—198页
【注释】
[44]《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这三篇文章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157。
[45]爱·伯恩施坦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附注中（第1版第169—170页）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同意他的观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898年7月在《新时代》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同年10月底—11月初又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批判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那一组修正主义文章。上述伯恩施坦的话意在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判，为自己辩解。——158。
[46]指1898年11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158。
[47]《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冬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列宁在《怎么办？》第4章第2节中，对文集的观点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158。
[48]指《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186—208页）。——158。
[49]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1900年2月，参加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伊·克·拉拉扬茨曾到莫斯科同列宁商谈由代表大会恢复《工人报》和由列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该报编辑部的问题。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本卷第284—285、315—316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还从国外把代表证书寄给了列宁。代表大会由于1900年4—5月间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许多人被捕而没有开成。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158。
[50]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161。
[51]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9—14日举行。奥·倍倍尔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作了报告。代表大会议程所以列入这个问题，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开展起来。列宁对倍倍尔的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161。
[52]指1895年特别是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1896年的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工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63。
[5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天真的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是建议人们去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或者唆使工人搞密谋。……作者是要工人政党发展和壮大到自己感到足以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时再来解决‘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的手段问题……”——168。
[5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
[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73。
参考书目
列宁致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信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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