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彼 得 堡
1893——1898年
（《回忆列宁》，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1893年秋天到彼得堡的，但我并没有立刻跟他认识。我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①。这本笔记里一方面记述了我们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工艺学院学生格尔曼-克拉辛的观点，另一方面记述了新从伏尔加河流域来的那个人的观点。这本笔记对折成两半，一边是格-波-克拉辛用潦草的笔记，涂涂抹抹和插字添句地阐明他的思想，另一边是新来的人用心地、没有涂抹地写出自己的说明和反驳意见。
市场问题当时使我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感兴趣。
这个时候，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已开始形成一个特别的派别。它的本质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们觉得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机械的、公式化的。这样理解社会的发展就完全否认了群众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被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僵死的“发展阶段”。当然，现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能驳倒这种“机械论的”观点，但是那时我们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对这个问题却感到焦急不安。那时我们的理论修养还很差，例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外，不知道马克思的任何著作，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见过，仅仅是凭本能感觉到这种“机械论”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的。
市场问题是跟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总问题紧密相关的。
“机械论”的拥护者通常总是非常抽象地对待问题。
这已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遗憾的是我们谈到的这本笔记没有保存下来。
我只能谈谈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这位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市场问题提得特别具体，把它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整个问题的看法中都令人感觉到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环境和发展中考察一切现象的。
当时我很想进一步认识这个新来的人，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
谢肉节那天我才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决定在一位住在奥赫塔的工程师、彼得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拉桑（在这之前，我同克拉桑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工作过两年左右）家里举行一个会议，使彼得堡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个新从伏尔加河流域来的人见见面。②还弄了一些过节吃的薄饼来做掩护。这天出席的人，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有克拉桑、科罗勃科、谢烈布罗夫斯基、斯-伊-拉德琴柯等人。波特列索夫与司徒卢威也应该来，但似乎是没有来。我记得这么一件事。大家谈起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意见不知怎的不一致。有人——似乎是舍弗利亚金——说识字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他的笑声有点儿辛辣和无情，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他这样笑过。当时他笑着说：
“那好吧，谁乐意在识字委员会里拯救祖国，我们决不干涉。”③
应当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少年时代是亲眼目睹民意党人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是亲眼目睹自由派的“社会”开始是怎样竭力“表示同情”，而在民意党失败后便胆怯地夹起了尾巴，吓得草木皆兵，开始宣传“小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辛辣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他是来商量怎样一起去进行斗争，而听到的答复却是号召去散发识字委员会的小册子。
后来，当我们进一步熟悉了的时候，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了我自由派的“社会”对他的哥哥被捕所持的态度。所有的熟人都避开了乌里杨诺夫家，甚至连从前晚上总是来下棋的教书的老头儿也不来了。那时辛比尔斯克还没有铁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为了到彼得堡去——她儿子在那里坐牢，必须先乘马车到塞兹兰。曾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给母亲找个旅伴，可是谁也不愿意跟犯人的母亲同行。
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种普遍的懦怯行为当时给了他一个很强烈的印象。
毫无疑问，这种少年时代的体验，在伊里奇对“社会”、对自由派的态度上是有影响的。他很早就知道自由派的空谈有多大价值了。
当然，在“薄饼会”上什么也没有谈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少讲话，一直是在观察大家。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凝视下变得很窘。
记得我们从奥赫塔沿着涅瓦河回家时，有人第一次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哥哥的事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民意党人，1887年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沙皇的刽子手残杀了，被害时还未成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爱他的哥哥。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都喜欢独自安静地思考问题。他们通常住在一起，有一个时期住在一幢独立的小房子里，有年青人（他们的表兄弟和表姊妹是很多的）来到他们那儿的时候，他们爱说的一句话便是：“请走开，让我们享点清福吧。”兄弟两个都很用功，都有革命思想。大概是由于年龄不同，亚历山大-伊里奇并不是把一切问题都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我说：
哥哥是学自然科学的。他最后一次回家度夏天时，正在准备写关于环节动物的学位论文，一天到晚看显微镜。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光亮，他天一亮就起床开始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当时我认为哥哥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家，革命家不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来研究环节动物。”不久，他就发觉自己的看法错了。
毫无疑问，哥哥的遭遇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有深刻的影响的。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已经在独立地思考许多事情，并且已经在给自己解答必须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然的话，哥哥的遭遇也许只会使他感到深沉的悲痛，或者顶多只能使他决心走哥哥的道路。但在上述的情况下，哥哥的遭遇只是使他更加认真地思考，把他锻炼得异常冷静，善于正视现实，一分钟也不为漂亮的词句和空想所迷惑，对待一切问题都极其诚实。
1894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的小组里宣读了他的著作《人民之友》④。我还记得这本书是怎样地吸引着大家。这本书异常明确地提出了斗争的目标。《人民之友》胶印出版之后，在大家手里流传着，代号是《黄笔记本》。书上没有署名。读的人相当多。毫无疑问，这本书对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是有强烈的影响的。1896年，我在波尔塔瓦时，刚刚出狱的、当时曾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彼-彼-鲁勉采夫说：《人民之友》是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阐述得最好、最有力、最完满的一本书。
1894年冬天，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相当熟了。他在涅瓦关卡外的工人小组中讲课；我在那里的斯摩梭斯克星期日夜校中已教了三年书，相当熟悉什吕谢尔堡大路⑤的生活。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活动的那些小组中，有许多工人是我的星期日夜校的学生，如：巴布石金、波罗甫可夫、格里巴金、博德罗夫兄弟——阿尔谢尼和菲力浦、茹柯夫等等。当时星期日夜校是广泛了解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劳动条件和情绪的最好的场所。除了夜校技术班、附属女子学校和奥布霍夫学校以外，斯摩梭斯克学校有六百个学生。必须说，工人对于“女教师”是无限信任的：格罗莫夫贮木场的忧郁的看守人笑容满面地向女教师报告他家生了一个儿子；一个生肺病的纺织工人因为女教师教会他识字而祝福她找到一个健壮的爱人；一个一辈子求神的工人——教派分子满意地写道，他在复活节前一礼拜听鲁达科夫（该校的另一个学生）说根本没有神，于是一下子觉得轻松起来，因为再没有比做神的奴隶更坏的了，神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做人的奴隶却比较容易，还有反抗的余地；一个每星期日都喝得酩酊大醉的烟草工人，浑身散发着烟草气味，当你低下头来看他的笔记本时，头都要发昏，他丢字母掉音节，潦潦草草地写道：他们在街上拾到一个三岁的小女孩，现在把她放在劳动组合里，必须把她送到警察局去，可是舍不得；一个丧失了一条腿的士兵到学校来说：去年在你们这里学识字的米哈伊拉给工作累垮了，已经死了，临死的时候想到了你们，嘱托我向你们致意并祝你们长寿；一个过去曾竭力拥护沙皇和神父的纺织工人告诉我们：“必须当心那个坏蛋，他总到哥罗霍娃亚街去”⑥；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他决不能辞去教会的执事，“因为神父们最能欺骗老百姓，必须揭发他们，而他自己已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根本不相信教会”，等等。加入了组织的工人们到学校里来，是为了观察群众，看看可以把谁吸收到小组里来，吸收到组织里来。在他们眼里，女教师们并不是一样的，他们已经看出她们之中谁的觉悟如何。如果他们认定女教师是“自己人”，就用话暗示她，比如说，在讨论手工业问题时说一句：“手工业者不能同大生产竞争”，或者提个问题：“彼得堡工人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农民有什么不同？”然后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来看女教师，行礼的样子也不同，仿佛在说：“我们知道你是自己人”。
工人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立刻来反映；他们知道女教师们会转告组织的。
这好象是有着某种默契似的。
虽然没有密探的教室是不多的，但实际上在学校里仍然可以谈论一切问题；只要不用“沙皇”、“罢工”等等可怕的字眼，最基本的问题也可以谈。而按正式规定是任何问题也不许谈的：有一次解散了一个所谓复习小组，因为突然来到的督学看到在那里教小数，而教学大纲规定只许教算术四则的。
那时我住在旧涅瓦大街一座有过道院子的房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个星期日从工人小组上课回来时，多半要顺便到我这儿来，我们就开始长谈起来。当时我很爱学校，只要同我谈学校，谈学生，谈谢缅尼科夫工厂，谈托伦顿工厂、马克斯韦尔工厂以及涅瓦大街的其他工厂，不给我面包吃都行。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对每个能表明工人生活状况的细小事情都感兴趣，力求根据个别细小特征来了解工人的全部生活，力求找到可以抓住的事实，以便更好地去向工人进行革命宣传。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大了解工人。知识分子到工人小组里来上课，像讲演一样。工人小组用很长时间根据译文手抄本学习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工人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讲解，后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并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告诉他们怎样、用什么方法可以改造现存制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人小组中讲课的特点。我们小组的其他组员也渐渐地开始采取这种方法了。第二年出现了在维尔诺胶版印刷的小册子《论鼓动》——进行传单鼓动的基础已完全准备好了，就只剩动手干了。根据工人日常需要进行鼓动工作的方法，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已根深蒂固了。我是很晚才了解到这种方法的全部好处的，那是在我侨居法国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在巴黎邮电工人大罢工的时期，法国社会党袖手旁观，根本不参预这一罢工，认为这是工会的事，而党只是进行政治斗争。那时候，他们完全不懂得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当时在彼得堡工作的许多同志，看到传单鼓动的效果，就迷恋于这一工作形式，忘记了这只是群众工作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因而走上了臭名远扬的“经济主义”道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其他工作形式。1895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⑦。在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在应当怎样对待当时的中等工人这一问题上，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他根据中等工人的需要逐步地把他们引导到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上来。许多知识分子觉得这本小册子枯燥、不紧凑，但是工人们读兴趣盎然地读着它：它是工人们所明了的，亲切的（这本小册子是在民意社的印刷所印出来散布到工人中间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注意地研究了工厂法，他认为讲解这种法律，特别容易向工人们阐明他们的地位与国家制度的关系。这种研究工作的结果表现在当时伊里奇给工人们写出的许许多多的论文和小册子中，表现在《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谈谈罢工》、《论工业法庭》等论文中⑧。
到各工人小组去进行活动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我们活动的监视加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我们整个小组中最通晓秘密工作的人：他熟悉有过道的院子，善于巧妙地愚弄暗探，教我们怎样用化学方法在书上写字，怎样在书上加点，怎样作暗号，还想出了许多绰号。总之，他熟练地掌握了民意党人的那一套本事。难怪他用那样尊敬的心情谈老民意党人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由于在做秘密工作时坚毅、沉着而获得了“管院子的”的绰号。监视愈来愈厉害，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坚决主张指定一个不受监视的“继承者”，把一切关系交给他。我那时是最“干净”的人，于是决定要我作“继承者”。在复活节的第一天，我们五六个人到当时在皇村当家庭教师的、我们小组里的组员西尔文那里去“庆祝复活节”⑨。在火车上我们装作素不相识的人。在西尔文那里，几乎一整天都是讨论我们应当保持哪些关系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我们写密码。几乎把半本书都写满了。可惜后来我不能分辨清楚这初次的集体创造的密码了。可聊以自慰的是：当需要解译这些密码时，绝大多数的“关系”都已经失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细心地收集这些“关系”，到处物色那些对革命工作或多或少有用的人。记得有一次，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召开了我们小组的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象还有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与星期日夜校女教师小组的会议⑩。后来她们几乎都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其中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是个老民意党人，不久便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党的老干部都还记得她。她具有非凡的革命毅力，对己对人都严格，极会了解人，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都会得到她的爱护和关怀，她一下子就推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革命家。她担负同民意社的印刷所的联络工作：打交涉，送稿子，从那里取回印好的小册子，用篮子把书装起来送到熟人那里，组织大家把书刊散发给工人们。在她被捕的时候——由于印刷所一个排字工人成了叛徒，把她出卖了——在她的许多熟人那里搜出了十二篮子非法的小册子。民意社分子当时给工人印了大量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以及《沙皇——饥饿之魔》等等。两个曾在拉赫塔印刷所工作的民意社分子——沙波瓦洛夫和卡坦斯卡娅——现在都加入了共产党。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现已去世。她死在1920年，她在克里木度过了晚年，那时克里木还在白匪的控制之下。她临死的时候，在昏迷中还想念着自己的人，想念着共产党人，她是口里叨念着她最宝贵的共产党的名字死去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女教师中间好象还有普-弗-库杰利、安-伊-美舍利亚科娃（她俩现在读是党员）和其他人。当时在涅瓦关卡外教书的还有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卡尔梅柯娃，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师（我还记得她给工人们讲解国家预算的情形），在利齐尧区她有一个书库。那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也很熟。司徒卢威是她的学生，司徒卢威中学时代的同学波特列索夫也常去她那里。后来，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用自己的钱支持旧《火星报》，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止。司徒卢威转向自由派的时候，她没有跟司徒卢威走，而坚决地同火星派组织联系在一起。她的绰号是“大婶”。她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好。现在她已经死了，在去世前，她在儿童村疗养院里整整躺了两年，不能起床。附近保育院的孩子们有时到她那里去。她给孩子们讲伊里奇的故事。1924年春天，她给我写信，说应当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7年写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当时对群众有很大影响的、慷慨激昂的号召，集成单行本出版。1922年，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给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写了几行只有他才能写出的充满热情的问候信。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同“劳动解放社”有密切的联系。有一个时候（大概是1899年），当查苏利奇到俄国的时候，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把她秘密地安顿下来，并且经常与她会面。⑾在开始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劳动解放社”的文章和书籍的影响下，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下，波特列索夫左倾了，司徒卢威也一度左倾过。经过一连串初步的磋商，找到了同他们进行共同工作的基础。大家想共同出版一个文集，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我们小组参加编辑部的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塔尔科夫和斯-伊-拉德琴柯，他们那边参加编辑部的有：司徒卢威、波特列索夫和克拉桑。这个文集的命运是大家都知道的。它被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焚毁了。1895年春天，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在出国之前，更是常到奥泽尔诺依胡同波特列索夫的住所去忙着结束工作。
1895年的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国外度过的⑿。一部分时间是在柏林度过的，他在那里参加了一些工人集会；一部分时间是在瑞士度过的，他在那里初次见到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载着各种印象回来了，并从国外带来了一个夹底箱子，在这个箱子的两层底中间装满了秘密书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监视他，监视这只箱子。我有一个堂妹那时在住址问询所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两天以后，堂妹告诉我说，夜间在她值班的时候，来了个暗探，翻阅着住址卡（住址问询所把住址卡按字母表的顺序排好穿在弧形的铁签上），夸口说：“我们发觉了重要的国事犯乌里扬诺夫的踪迹，他的哥哥被绞死了，他是从国外回来的，现在已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堂妹知道我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当然立刻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万分地谨慎了。但是事情不能等待。工作开展起来了。按区域分配了工作，实行了分工。开始编写和散发传单了。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谢缅尼科夫工厂工人写了第一份传单⒀。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技术设备。传单以印刷体字母抄写出来，由巴布石金散发。四份传单中有两份给看门人捡走了，另外两份由大家传阅。别的区里也在散发传单。例如，在瓦西里岛上给拉费尔姆烟草工厂的女工写了传单。阿-亚-雅库波娃和季-巴-涅甫佐罗娃（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散传单的方法是：把传单卷成可以方便地一张张抽出来的小卷，妥藏在围裙底下，下工的汽笛一响，她们就快步迎上从工厂门口成群结队出来的女工，从她们身旁跑步走过，把传单塞在感到困惑的女工手里。传单收到了效果，传单和小册子使工人们动起来了。因为有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决定再出版一种通俗杂志《工人事业》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细心地给《工人事业》杂志准备材料，每一行字句都经过他的手。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住所举行会议，扎波罗热茨津津有味地说起他在莫斯科关卡外制鞋厂收集到的材料。他说：“样样事都罚钱，把皮鞋后跟钉歪了也罚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嗯，皮鞋后跟钉歪了要罚钱，大概还说是为了工作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细心地收集和检查材料。比如说，我还记得他收集关于托伦顿工厂的材料的情形。那时决定由我把我的一个学生克罗利科夫——他是托伦顿工厂的检验员，以前曾被逐出彼得堡——找来，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拟订的提纲从他那里收集材料。克罗利科夫穿着不知从谁那里借来的一件漂亮的皮大衣，带来了一整本材料，同时还作了口头补充。这些材料是非常宝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这些材料。后来我又和阿-亚-雅库波娃系起头巾来，打扮成女工模样，亲身到托伦顿工厂的宿舍去了一趟，拜访了一部分独身工人和一部分有家属的工人。那里的情况是骇人听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根据这样收集来的材料写成了通讯和传单。大家可以看看他写的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这份传单⒂。从那里面可以看出他对托伦顿工厂的情形是多么熟悉。这对于当时的全体工作同志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啊！我们从那时起就向他学习“注意小事情”了。这些小事情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工人事业》杂志未能出版。12月8日在我的住所开会，最后地宣读了已准备好付印的稿件。稿件一式两份。瓦涅也夫拿去一份作最后一次审阅，另一份留在我这儿。清早我到瓦涅也夫那儿去取校对好的那一份时，他的女佣人告诉我说，他昨天就离开家了。事先，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约好，在发生怀疑的时候，我就到他的熟人切博塔辽夫那儿去打听消息；我当时在铁路管理总局工作，切博塔辽夫是我的同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到他那儿去，在那里吃饭。切博塔辽夫没有上班，我就到他家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去吃饭：显然他是被捕了。我把保存在我这儿的那份《工人事业》杂志原稿，带到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格尔德那里托她保管。她是我的中学时代的女友，司徒卢威未来的妻子。为了不使更多的人被捕，当时决定《工人事业》杂志暂不出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时期在彼得堡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并不显著、不为人注意的工作。他自己就这样评论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工作并没有效果。问题并不在于建立英雄的功勋，而在于怎样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怎样接近群众，学会表达群众的良好的愿望，使群众了解而且感到亲切，学会领导群众。正是在彼得堡工作的这一时期，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锻炼成了一个工人群众的领袖。
在我们的人被捕后，我第一次到学校的时候，巴布石金把我叫到楼梯下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把工人就逮捕事件写成的一份传单交给我。传单是纯粹政治性的。巴布石金要我把传单交给印刷所印出来，由他们拿去散发。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直接同他谈过我与组织有联系。我把传单交给了我们的人。我记得是在斯- 伊-拉德琴柯的家里开的会。小组里剩下的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读完传单以后，利亚霍夫斯基喊道：“难道这个传单可以印吗，——这个传单写的纯粹是政治问题呀！”但是，毫无疑问，传单是工人们主动写的，工人们要求一定把它印出来，因此我们也就决定同意并把传单印出来了。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联系上了。那时可以给关押在拘留所的人随便送多少书进去，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当然，在检查的时候，若发现在字母中间有小点点和书纸的颜色稍有变化（因为用牛奶写上了字）是不行的。我们秘密通信的技术很快地就完善起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监狱里的同志的关怀是很突出的。他写给外边的每一封信里总是有许多与监狱里的同志有关的委托；没有人来看某人，必须给他找个“未婚妻”；通过亲属探监时转告某人，要他到监狱图书馆某本书某一页里去找一封信；给某人送一双保暖的靴子来，等等。他同监狱里的很多同志通信，他的信对这些同志有着巨大的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洋溢着乐观精神，谈论着工作。同志们看到这些信就忘记了自己是关在监狱里，也干起工作来了。我还记得这些信给我的印象（1896年8月我也坐牢了）。牛奶写成的信由狱外的同志在送书的日子——星期六——送来了。看见书中的暗号，就会肯定书中有信。每天六点钟送完开水后，看守人就带着刑事犯到教堂里去。在这之前，我就把信撕成一些长纸条，泡上茶，看守人一走，我便把这些长纸条放到热茶里，——信就显影出来了（狱中不便把信放在烛上显影，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想出一个用热水泡的办法）。信真能鼓舞人，看了真叫人高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监狱外是整个工作的中心，在监狱里也是与狱外联系的中心。
此外，他在监狱里还做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做好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公开的信中订购了必需的材料 ——统计资料汇编。“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一点，能再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弄到参考书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释放出狱时这样开玩笑地说。在监狱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仅写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写过传单和秘密的小册子，写好了准备提交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党纲草案（这次代表大会是在1898年召开的，但原定日期要早一些），并对当时在组织内讨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为了在用牛奶写东西的时候不被发现，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用面包做了一些盛牛奶的小墨水瓶，只要通风窗一响，他就很快地把它吞到嘴里去。“今天吃了六个墨水瓶，”他在一封信里这样诙谐地说。
但是不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会控制自己，不管他怎样会使自己适应一定的制度，显然，狱中的苦闷也袭击了他。在一封信里他想出这样一个办法。他们被带出来放风的时候，有一瞬间可以从走廊的一个窗户里看到什帕列尔街人行道上的一小块地方。于是，他就想起要我和阿波利纳里娅-亚历山大罗夫娜-雅库波娃在一定的时刻站在人行道的那块地方，那时他就会看见我们。不知为什么雅库波娃没能去，但我去了几天，每次都在那块小地方站很久。不过他的办法完全没能实现，我已不记得那是因为什么缘故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外边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工人运动自发地发展着。马尔托夫和利亚霍夫斯基等人被捕以后，我们小组的力量更加削弱了。固然，组内增加了新同志，但是这些同志的思想上的锻炼是差一些的，又没有时间学习，而运动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力量。全部精力都用到鼓动上去，没有时间考虑宣传问题了。传单鼓动收到很大的效果。1896年夏天在彼得堡爆发了三万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下进行的，许多人因而冲昏了头脑。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8月初）在巴甫洛夫斯克的树林子里开会，西尔文朗读传单的草稿。
草稿上有个句子简直是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西尔文读了这句话后，就停下了。“嗳，写错了，怎么搞的，”他笑着说。这句话被删掉了。1896年夏天，拉赫塔印刷所被破获了，出版小册子的可能性没有了，出版杂志的打算也只好长期放弃了。
1896年罢工期间，绰号叫“猴子”的塔赫塔廖夫小组和绰号叫“雄鸡”的车尔尼晓夫小组加入了我们的小组⒃。当“十二月党人”还被关在监狱里并跟狱外保持着联系的时候，工作仍然循着旧的轨道进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狱时⒄，我还在狱里。尽管因刚出狱而显得兴奋激动，而且会议很多，但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仍然能设法写信，把工作情况告诉我。妈妈说，他在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在“韦特罗娃事件”（韦特罗娃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时自焚死了）之后，我很快地就被释放了。宪兵放出了许多被监禁的妇女，我也被释放出来，并被留在彼得堡等候结束案件；有两个密探到处跟着我。我出来的时候，正赶上组织处于最悲惨的状态。过去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了斯-伊-拉德琴柯和他的妻子。他已不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但他仍然是我们联系的中心并保持着关系，他也和司徒卢威保持着关系。司徒卢威很快地就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尼-亚-格尔德结婚了。司徒卢威本人在那个时候也是赞成社会民主主义的。他完全没有在组织里、尤其是在地下的组织里工作的能力，但大家向他求教，这无疑是使他感到很得意的。他甚至给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写好了宣言。1897年冬天，我经常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到司徒卢威那里去，——那时司徒卢威在出版《新言论》杂志，再说我跟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本来就有很多联系。我仔细地打量过司徒卢威。那时他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那种书呆子气和几乎对“茂盛的生活之树”的毫不感兴趣；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的兴趣则是极其浓厚的。司徒卢威给我弄到一本东西翻译，自己担任校订工作。这件工作显然使他感到吃力，他很快就厌倦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这种工作可以连续作几小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态度完全不同，他全神贯注在工作里，甚至做翻译工作时也是这样）。司徒卢威在休息的时候喜欢读费特的作品。有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费特的作品。这是不对的。费特是一个露骨的农奴主，他根本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司徒卢威却真的喜欢他。
我也认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我和他的妻子莉迪娅-卡尔洛夫娜-达威多娃是同学（她是《世间》杂志出版者的女儿）。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莉迪娅-卡尔洛夫娜虽然意志薄弱，却是一个很聪明善良的女人，她比她的丈夫聪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谈话经常使人觉得他是外人。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募捐以支援罢工（大概是科斯特罗马罢工）。募到了几个卢布，记不清是几个了，但却听了他的一通议论：“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支援罢工，——罢工不是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我拿到钱就急忙地走开了。
我把所见所闻都写信告诉在流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但是关于组织的工作，当时可写的却太少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组织里只有四个人：斯 -伊-拉德琴柯、他的妻子柳波芙-尼古拉也夫娜、萨美尔和我。斯切潘-伊万诺维奇是我们的代表。但他开完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关于大会进行的情形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从书脊里抽出一份司徒卢威写的、经代表大会通过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宣言》，接着就大哭起来，原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几个人几乎都被逮捕了。
我被判流放乌法省三年⒅，我要求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的米努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去，为此我说明了我是他的“未婚妻”。
原书编者注
① 指《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59——105页）。
② 会议是在1894年2月底举行的。
③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1925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版第7页《探照灯》丛书第2册）中写道：“我和科罗勃科坐在隔壁房间里，通过敞开着的门倾听里面的谈话。克拉桑走了过来。他摸着胡子激动地说：‘天晓得他这是在说些什么’。‘怎么啦’，科罗勃科答道，‘他说得对，我们是些什么样的革命者啊。’”
④ 指《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
⑤ 是彼得堡市郊的工人区，位于涅瓦关卡外；从前叫做涅瓦区，现在叫做沃洛达尔斯基区。有一条邮路沿着涅瓦河经由该区通往什滤谢尔堡。区内工厂多在这条大路两侧。——娜-克-注
⑥ 哥罗霍娃亚街设有保安局。
⑦ 《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2页。
⑧ 同上书第2卷第228——271页；第4卷第273——282页，第261——272页。
⑨ 那次会议是在1895年4月2日（14日）举行的。
⑩ 与星期日夜校女教师小组开的那次会议是在1895年4月25日（5月7日）以前举行的。
⑾ 维-伊-查苏利奇于1900年初到俄国。
⑿ 列宁于1895年4月25日（5月7日）出国，同年9月7日（19日）回国。
⒀ 告谢缅尼科夫工厂工人这份传单，是1894年12月24日（1895年1月5日）以后写的。这份传单没有找到。
⒁ 指正在筹备出版的《工人事业报》。
⒂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0——64页。
⒃ 1896年8月12日又遭受一次挫折：几乎全部“老头”和许多“雄鸡”都被捕了。我当时也被捕了。——娜-克-注
⒄ 列宁是1897年2月14日（26日）获释出狱的。
⒅ 1895年秋，列宁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成一个组织，称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进行革命活动。克鲁普斯卡娅因“斗争协会”案被捕后被判处流刑三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