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日台海争端——无产阶级的出路究竟应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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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各个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不在美化自身的侵略行径,这是资产阶级自觉地行使定性权和专政权,给无产阶级群众灌输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叙事,给自己标榜伟光正的形象,实则自己才是无产阶级群众受尽剥削压迫的罪魁祸首!一些群众自发性地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难以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无法全面的看清事物的本质,因此当代的革命者必须进行组织建设活动,坚持正确的全国一盘棋的革命路线,尽快将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提升群众的阶级觉悟、提升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实现阶级力量的扭转,最终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
2、帝国主义争霸导致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上演,事实证明各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会不顾一切,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夺取专政权,摧毁资产阶级赖以维系其统治的物质基础、暴力机器,才能够真正杜绝帝国主义争霸所带来无限血泪。只有先锋队路线与政治报才是唯一可行的革命路线。

距离高市早苗作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使中日矛盾迅速白热化后已经过了一段时日,我们不再那么频繁和广泛地浏览到相关信息,对大众的影响仿佛在逐渐消去,生活又归于平静当中。然而读者朋友们应该很清楚这都只是表象,这种平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照这么下去中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有一战,这只是时间问题。中修对民族主义日益露骨地灌输、尘嚣日上地宣传就是为了这场反动战争所打的预防针。那么中日之间这次声势如此浩大的闹剧能让无产阶级、让革命者学到些什么呢?中日矛盾整起事件的本身,本刊已经有非常多好文章解释得比较详尽了,这次让笔者带领各位读者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遍与之紧密相连的各事件的始末。

首先是中修各喉舌们的发言。在事件最开始,在墙内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要数中修驻大阪总领事馆领事薛剑搞出的所谓“战狼式外交”了。薛剑先生说什么“那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你们做好觉悟了吗?” ,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其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说什么“擅自闯入”,说得好像台湾天生就是中修的后院一样(当然中修官方也是这么宣传的,“自古以来”),这纯粹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行径辩护的混账逻辑。“肮脏头颅”“毫不犹豫斩掉”就是摆明了搞威胁恐吓,摆明了搞民族主义。我们完全可以调转过来想想,中修鼓吹台湾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对于“擅自闯入者”要“毫不犹豫地斩掉”,九十年前的日帝,同样鼓吹满洲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破坏分子要杀无赦,二者是何其相似!中修还好意思说“(日本)企图用美化侵略的叙事和“避而不谈”的手法,让世人遗忘,为自己‘松绑’”,完全是在打着灯笼照自己,搞笑的可以! 无论日帝、美帝还是中帝、俄帝,帝国主义国家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上都是同样一套听着很唬人看着很美妙的说辞:纳粹说他们是去“求一块阳光下的土地”的,美帝说他们是去“传播民主自由”的,中修说他们是去“建立和平秩序”的,如果只流于词句的窠臼不深究背后的实质,就会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所裹挟,成为他们的帮凶。这在下面这件事里更能得到印证:

新华社11月15日发表题为《什么样的“毒土”,长什么样的“毒苗”》的评论,指出了日本产生所谓“毒苗”的四种“毒土”,即“历史修正主义”、“对台殖民情结”、“军国主义幽灵”和“错误对华认知”,并对日本政府提出警告

真是让笔者笑掉大牙,中修还有脸跳出来说别人是“历史修正主义”、“对台殖民情结”、“军国主义幽灵”?真正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对台湾有殖民情结,给军国主义招魂的就是中修自己!中修官媒用这些看似很“革命”,很马克思的词,无非是想将阶级矛盾转移出去,再把身上的假红皮裹紧一点,掩盖自己反人民的本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怎么看待中台之间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决定权交与台湾的无产阶级自己。台湾人民虽然不属于少数民族的行列,但仍可以效仿民族自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就像蒙古的独立: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时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与伟大的世界领袖斯大林,并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等到两岸人民在先锋队的领导下通力合作,共同推翻两岸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统治,无产阶级翻身当家作主后,再由台湾的无产阶级同胞自主决定是去是留。亲不亲阶级分而非国家分,搞国际主义而非国家主义,只要两岸无产阶级事实上团结如一体,那为何还执拗于形式上在不在一个国家内呢?

以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看来,中修之心可谓是人尽皆知,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群众也对此产生了“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完全是自发性的。在两国资产阶级反动派国家机器紧锣密鼓的渲染和鼓吹下,“立即开战”的民族主义思潮被保证始终处于主流的位置。对于“热爱和平”的两国群众,首先无法对“为什么不打”产生全面科学的认识,也认识不到和平也有阶级性,更何况和平不是光靠热爱就能爱来的。同时因为没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热爱和平的自发认识很容易就被裹挟走,要么被民族主义说服,要么滑向改良主义,这都是完全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的。不信请君看看日本群众的斗争:

11月15日、11月21日,日本爆发了群众自发游行的运动,11月28日游行规模进一步升级,东京、大阪等地爆发了连日未停的抗议游行。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外,数百名民众举起标语参加抗议活动。集会定于当地时间晚上8时开始,但晚上7时前后,便有民众陆续赶到现场。抗议者们举着写有「撤回言论反对战争」「因高市才有事」「高市下台」等标语牌,高喊「禁止军国主义复燃」等口号。多名抗议者要求高市对其涉台言论负责并辞去首相职务。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高市下台了吗?没有,相关言论撤回了吗?没有,两国的军国主义思潮停止复燃了吗?也没有!这样的自发斗争重复一千遍,也不会起到什么真正的效果,于革命而言也不会起到半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习修、高市不会自己滚下台去,两国人民脑中的错误思想不扫是不会自己走的!除了这次日本群众的自发游行,其他群众的自发运动难道还少了吗?群众无权的困境得到一丝一毫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吗?没有!自由主义先生们高呼“democracy and liberty”,机会主义先生们高呼“到人民中去”,他们打着一副帮群众解决困难的样子,实际就是冲到群众后面当尾巴主义,完全是把事物推向反面!群众们是“自由”了,像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一样自由地享有罢工/游行的权利,然而最关键、最实质的问题得到过哪怕一次的解决吗?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无一不反映着一个深刻的事实,就是先锋队的缺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先锋队、一个坚强的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群众们澎湃的阶级情感就能转化成实际的革命动力而完全不至于采取去上街游行、静坐的形式。这种形式收效甚微不说,还完全是把自己放到刀尖上蹦跶,一旦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利益就会遭到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镇压。只有在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他们才能真正做到为自己更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发展出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对抗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什么样的革命家组织?日共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日共一开始不注重地上地下的隔离,随便一个人只要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参与到大小组织事务中(甚至包括刺杀和破坏的重要任务),整个组织像个透风的筛子,结果就是遭到日本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和血腥屠杀。战后更是放弃武装斗争,取消组织建设转而做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党,彻底背叛无产阶级。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革命家组织的正确性实际在于路线的正确性,而政治报路线就是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正确路线。首先就是做好地上地下的隔离,地上地下问题实际上是哪个阶级专政的问题,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下在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世界观的改造和自觉性的培养,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来说都是这个同样的道理。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革命家组织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派出代办员建立地上群众组织,通过经济互助的形式吸引群众的加入。地上群众组织的根本目的依然是服务于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实现地上到地下的大规模引流,所以群众加入地上组织后会接受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的考验和锻炼,其中先进分子将由代办员和流动宣传员引流到地下。同时在这一阶段革命家组织将会发展地下红军,由地下红军开展地下暴力斗争,开展地下审判和执法,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关键力量。在这一阶段中,革命家组织得以与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后,才足够称得上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修的统治末梢开始出现局部敌弱我强形势,革命党便会利用局部敌弱我强的优势实行翻边战术,做到敌进我进、避实击虚,实现根据地的动态扩大和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等到阶级力量最终逆转,笼罩于无产阶级头上的帝国主义战争阴云将会彻底地消弭于无形,中日台海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