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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本文纪录片中的无产阶级妇女们的悲惨处境一直都存在，只要中修资产阶级政权还存在一天，广大无产阶级生活的主旋律就还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群众们只能在日复一日的雇佣劳动中被剥削的一干二净。改良主义是救不了无产阶级的，只是为了继续延续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不允许揭露出激烈的阶级矛盾的，本文所提的纪录片到头来也抵不过中修的专政镇压。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走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起来新的属于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2、纪录片中女性无产者们悲惨至极的处境令人悲痛，令人愤怒，而这还仅仅是中国上亿受尽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中修对无产阶级犯下的滔天大罪在其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而要怎样做，才能改变这些无产者悲惨的处境呢？些许的改良和善心连救下这数十名无产者都勉强，还迅速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下消失殆尽了，就连对这些无产阶级悲惨现状的自发揭露，也在中修的专政下被轻易封杀。显然，要想让广大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政治报路线组织起来，用暴力革命推翻中修，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最近找到一部2010年的纪录片，纪录的是吉林一家2元女子宿舍的真实情景。笔者看完感慨良多，借着剧情简介为大家分析揭露一下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
女子宿舍环境
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导演戚)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二元女子宿舍顾名思义，二元钱就能住一天，二十多个人住在两件房间，床铺密度比高中学校的宿舍还高，床铺的质量更是十分低劣，与其说是床铺倒不如说是砖头垫高的木板再铺层被褥而已。而选择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底层的无产阶级们，她们不会在乎这里低劣的住宿环境（或者说她们没得选），他们白天在工地、农田、工厂、商店像蜜蜂一样辛勤的工作，然而到晚上却变成蚂蚁爬回了女子宿舍这个蚁巢。大多数住户要省吃俭用，或者是为了供子女上学、或者是留一笔钱预防生病、亦或是为以后子女彩礼嫁妆攒钱。楼下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住户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在这里她们竞相拍卖自己，力气大、壮实、年轻的劳动者能买出个好价钱，竞争到报酬高的岗位；而对于这里的众多住户——中老年无产阶级女性们，则只能寄希望于可以找到些费力气更轻些的工作，如掰苞米、刷碗、发传单。
张燕秒母子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啥用，白扯！”
丈夫的离世让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落到了张雪秒一个人身上，没有了丈夫的保护，只靠孤单的母女俩是守不住房子与土地的，于是三十岁的张雪秒只能带着女儿来到城里某个生计。但是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并不会随着城乡差异就消失不见，进城打工14年，到头来母女依然只能住在简陋的两元女子宿舍中。资本主义的是要压迫每一个无产者的，“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这些在社会主义下本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甚至有的都不会发生，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却都成了压倒无产者的一根根稻草。每一个来到女子宿舍中的住客，用哭泣发泄着心中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哭！哭当啥用，白扯！“恐怕老住户们是对的，哭泣是无法改变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的。无产阶级的哭声从1976年末持续到了现在，但是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依然在持续着，不改变无产阶级无权处境就绝不能终止无产阶级的哭泣声。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一个在女子宿舍中长大的少女恨着女子宿舍、想要和住在女子宿舍中的母亲划清界限，这不是因为什么年少叛逆，也不是因为什么忘恩负义。这只是一个无产者想要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维持无产阶级作为人的尊严。无产阶级劳动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他们为资产阶级建造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却连一间独自的房间都无法拥有、他们为资产阶级清理了一条条柏油路面，却连一个体面的生活都无法获得。资产阶级动用宣传机器，鼓吹什么无产阶级是肮脏贫穷的、势利粗鄙的，而资产阶级则是洁净富有的、高贵优雅的。但是无产阶级的肮脏贫穷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敲骨吸髓，资产阶级的洁净富有是由每一个无产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的，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连饭都吃不到。更不要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势利粗鄙的诽谤，资产阶级装作平等、富有爱心实际上，却是为了利益可以随时撕破脸皮，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只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兄弟反目、夫妻争斗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连亲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更别提不同资产者间的关系了。而无产阶级的势利粗鄙只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罢了，资产阶级满脸溃疡，他们戴上面具后却嘲笑起被他们传染上痘痘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灌输反动毒草、糟粕思想，什么神仙皇帝、什么王子迎娶灰姑娘、什么小资爱情肥皂剧，资产阶级制造了一个个的幻想，可是每一个无产者只要从资产阶级捏造的幻想中往前踏出一步，又会坠入冰冷的现实——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下，身无分文、没有权力的无产者必须回到女子宿舍，否则就只能睡马路。
68岁的宋淑文
她(宋淑文)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如果说中年女性无产者还能勉强维持生活的话，那么老年无产者们的处境就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才能生存下去。68岁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本应该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然而对于广大底层无产阶级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幻想罢了。宋淑文涂上雪花膏、画上眉笔线，却掩盖不了自己的年迈，更无法掩盖的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他们榨干无产者的青壮劳力，等到其年老时就要将其抛到一边等死。宋淑文眼睛出了问题，为什么她不去医院呢？因为没有钱，过去在中国大地上服务于广大无产阶级的赤脚医生制度，在中修复辟后便被丢到一边。中修将医疗资源集中到城市中去，将医疗部重新变为城市老爷部，而就医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广大无产阶级小病硬抗、大病不治，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科学技术，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感冒发烧去趟医院就要就要花掉半个月工资、更别提其他大病，没个几万、十几万根本不给治疗。眼睛不好的秘密是不能轻易外泄的，否则就会进一步降低自己的“身价”，本身就是年老体衰，再加上眼睛问题，就更难找到工作了。在资本主义之下，无产阶级被物化为了一件件商品，年龄、健康、耐力都成为了衡量无产阶级的劳动能力的标准，而未达标准的无产者们就只能被迫贱卖自己、忍受更高强度的剥削压迫。在每天的劳累过后，恐怕每一位无产阶级都会开始怀疑，然而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灌输下，无产阶级不是将矛头指向剥削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而是怀疑起了自己、都怪自己没有努力，没有内卷、或者是怪自己命运不好，想要一死了之。虽然宋淑文遇到了另一个好心的无产者的微小帮助，让自己重新想要活下去，但是要看到，这并没有改变宋被剥削的状况，宋每天醒来后依然要拼尽全力去生存，依然要蜗居在女子宿舍中，依然处在极端无权的状况。
老板娘“孙二娘”与导演戚小光
尽管她（老板娘）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
老板娘与戚小光两人差不多，都是同情无产阶级的好心人，他们自发的进行着改良的活动。老板娘算不上是资产阶级，她也只是个境况没那么差的小资产阶级，曾经是她也是楼下劳动市场中的一个无产者，在后来攒了一些钱后看到广大无产阶级有居住的需求，于是开了这件女子宿舍。老板娘可以说一个好心人，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一手建立了这个2元女子宿舍，为部分底层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廉价居住场所，甚至可以说是倒贴钱来让她们居住。然而要看到这种轻微的改良是无能为力的，一个好心的老板娘给了二十多人一个居住场所，改变不了楼下劳动市场的众多无产阶级依然无处居住，并且这个女子宿舍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下只会日趋衰落，没有足够的利润就注定了女子宿舍只能是沧海一粟，无法被资本大量推广。导演戚小光比老板的境况更好，他能在5年内持续拍摄女子宿舍就说明其是小资产阶级中层甚至是资产阶级，他希望拍摄这个纪录片能够让人们注意到底层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处境、也让中修去改善底层无产阶级处境。他的心很好，却改变不了什么，正如做一桌大菜给女子宿舍作为年夜饭，改变不了下一年的年夜饭依然要啃馒头吃咸菜；拍摄纪录片也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花费5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上映后没过多久就被中修封杀，而这家女子宿舍据说也被中修政府关停。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是无法通过改良积累来改变的，因为处境悲惨来源于无产阶级的无权，无权管理生产、无权掌控生活、只能听任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只能蜗居在拥挤的女子宿舍。只有改变无产阶级无权现状才能真正让无产阶级笑起来。
罪魁祸首
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已经说的够多了，该谈谈背后的罪魁祸首——中修了。自从走资派复辟以来，中国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彻彻底底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而中修复辟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国家机器从无产阶级用来专政的工具变为专政无产阶级的工具，将中央文革小组打为四人帮、反革命，将全国造反派关入监狱，而广大无产阶级重新沦为无权无势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下艰难维生、受尽剥削。粉红们可能要反驳了，他们说这是2010年的纪录片，那时候中国还不发达，发展很不足，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就没那么苦了。 先不说中国的崛起靠的是残酷剥削广大无产阶级，难道崛起后无产阶级因为能多分到一点残羹剩饭，就能改变其被剥削的实质吗？过去的无产阶级是被工头监视工作，现在的无产阶级是由摄像头自动识别监视工作；过去无产阶级啃馒头咸菜，现在无产阶级吃廉价拼好饭；过去无产阶级住廉价宿舍、或睡公园长椅，现在无产阶级连长椅都睡不了。发展的蛋糕被资产阶级瓜分完毕，而无产阶级只能捡点剩下的蛋糕渣滓，就这样还要被资产阶级蛊惑要学会感恩，感恩自己捡的蛋糕渣滓比过去大。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永无翻身之日，只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让无产阶级重新当家作主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悲惨现状。
路在何方
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而无产阶级最关键的权力就是政权，只有夺取政权、推翻中修才能还无产阶级一个朗朗乾坤。而想要凝聚出推翻中修的力量就要靠列宁的政治报路线。目前是全局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第一阶段，就要用义务劳动的脚手架培养纪律严明的革命家，搭建出一条分工明确的革命家流水线，通过这条流水线来完成组织各项任务，而每一项组织任务的目的都是推动组织发展壮大。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壮大，当组织程度能够承担起全国一盘棋融工时就进入了战略防御第二节阶段，此时便要派出代办员到地上进行工业化融工，建立地上工人组织，组织通过经济互助解决群众生活的困难，比如这里就是用地上经济互助解决居住难题，而组织内则通过义务劳动与暴力值班来锻炼与筛选先进工人。代办员将先进工人上报地下组织，组织派出流动宣传员进行引流，先进工人被引流到地下接受政治灌输与政治考察，成为地下群众。地下群众再进一步考验后则担任地下红军士兵的职务，成为地下暴力的一员。地下暴力打击地上的资本家打手与黑社会，保卫地上组织发展，同时用地下执法权对群众斗争的首恶开展逮捕审判执法，为群众伸张正义，为地上组织发展扫清障碍，也扩大了向地下组织的输血管道。当地下组织能够系统派出武装工作队，在局部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时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派出武工队到中修专政力量末梢区域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覆盖面，形成地下根据地。而中修调集力量镇压时就要让地上地下组织收缩触手、隐蔽蛰伏与中修镇压力量周旋，同时用武工队翻到敌后被调走力量的区域歼灭敌人守备力量并发展地上组织，建立党支部，进而将白区翻为红区，让中修疲于奔命从而瓦解中修进攻。就这样不断运用翻边战术，中修力量被不断消耗，而革命的力量不断积累，直到全局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乃至革命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