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拟定俄共（布）纲领时曾经有过“国际共产党”的设想，列宁认为这个“国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
列宁在草案里这样写：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列宁认为这个国际共产党要把全世界无产者组织起来去反抗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他说：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理解列宁这个设想，需要一些想象力，因为这不同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因为她们只是国际协调组织，只要缴纳费用，连俄国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都可以吸纳进来，甚至孙中山的兴中会一度想要加入第二国际。
设立共产国际是实现列宁这个设想的重要步骤。
根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43338 ）的第16条：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
第17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第18条：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
上述3条特别具有党纲党章的含义：要有统一的党纲，要履行民主集中制，各国的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然而在实践层面展开时，列宁所提到具有中央性质的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后来变相被俄共（布）所包办，即过早地设立这样一个全世界全体共产主义者中央一级的权力机构也存在制度瑕疵。后来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的指导存在一些错误也是由此产生的。从当代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来看，理想的顺序应该是各国的党（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的各个职能部门能够有充分的磨合后产生一个中央一级的权力机构，这个磨合过程中也将具有路线斗争的意义。
当然瑕不掩瑜，未来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最为有利。在迈向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或许仍然需要马列毛主义的国际组织作为过渡，因为需要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斯大林在《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里说：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其次，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所以斯大林及其战友加入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而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是孟什维克的老巢。这个机会主义政党后来在格鲁吉亚建立了短命政权，最终被红军消灭。
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
这些名称里，没有什么民族传统、民族利益、民族要求，但却镌刻了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史、全新的国体与政体，所以名称问题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说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比较有利呢？下面就此问题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毛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里开头就直接写：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后来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这两句话，理由是这两句话 “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主席断然拒绝，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但是英国的版本最终还是删去了这两句话。这本来是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英国共产党修正主义倾向的一次大暴露。但是中共和英共是两个党，这个国际官司很难打，也没办法开除这个波立特。所以后来英国共产党与苏修搞到一起是有迹可循的。据说赫鲁晓夫与该党达成了一项协议，每年向该党提供金额超过十万英镑的秘密资助，以此换取该党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支持。1968年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该党也站在苏修一边，由此获得了Tankie的谑称（即坦克党）。此后该党就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
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问题，毛主席跟澳共的总书记夏基也谈过（1959.10.26），特别谈到波立特“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毛主席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几乎是倾囊相授了，他说：“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但是这些共产党领袖仍然是不开窍，或许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中共与澳共是两个共产党，只能看着这个澳共后来走上弯路，走向分裂，也没有切实的办法去避免这些事情，当然也谈不上更换领导层。后来澳共的希尔等人造反，成立了澳共（马列）。夏基是支持苏修的，希尔在文革时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希尔还翻译过希腊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革命的道理并不深奥，但是认真照做的很少。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不成器的，对于搞革命非常外行，很多党迂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平均水平就是英共、澳共这种水平。你跟他说革命暴力吧，他说这些东西我们这里不适用，我们要利用议会进行斗争，然后就祭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但是这些党搞议会斗争其实也没什么成绩，也是外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提的一些原理在一百年后的当代是否适用的问题。这一点我们需要展开讲一讲。
列宁为什么要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呢？因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使得当时欧洲的一些共产主义者看到了希望，但是这些人有种赶时髦的三分钟热度，比如荷兰与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想要绕过议会制度直接搞苏维埃。列宁对此非常担心，基于布尔什维克的议会斗争经验，列宁很担心他们步当年“召回派”之后尘，所以特别写了这个小册子。整个小册子分两部分，前四章是第一部分，介绍了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历程。第二部分就是直接批评了荷兰与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列宁论证的落脚点在于：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化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但是列宁布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截止到目前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没有创造出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这些不成器的共产党基本上都在以一种了无生趣的低水平重复的方式进行着议会活动（假如该国的政治环境下议会活动是合法的话），而在中修这种法西斯国家里没有议会活动的空间，泛左翼则把列宁的论述理解为要搞三勤三化。可以这样讲，列宁的这本小册子被全世界的泥潭派当作无害的神龛，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列宁在讲什么，却一直长篇累牍地在那里念经。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曾经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也曾经获得了总统的宝座。尼共（毛）放弃了武装斗争后进入议会多次实现组阁，并一度与尼共（联合马列）合并成为尼泊尔的第一大党，在议会占据三分之二强的票仓。这些选战成绩已经是各国共产党所能想象到的成就巅峰了，但是革命并没有胜利。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后来选战失利，一蹶不振。尼共（毛）在2025年的人民运动面前成了一个笑话。普拉昌达修正主义集团很尴尬，既要切割又要自保，处于两难境地。普拉昌达的女婿通过教育部“快速通道”拿到了英国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而同期1200名普通申请者被刷。普拉昌达的小姨子以“专家顾问”名义在尼泊尔电力局挂名领薪，却从未到岗。Nepo Kid 二代炫富丑闻发酵后，普拉昌达第一时间把矛头指向大会党（“教育部是大会党地盘”），试图转移火力。同时私下又和大会党达成 “互不揭短”协议：尼共毛不推动对大会党子女的听证，大会党也不深挖尼共毛亲属的电力局合同。
列宁希望通过议会斗争来收集“易燃物”最终炸毁旧世界，而一百多年来不成器的各国共产党偶尔能通过议会斗争获得“肥缺”，而大多数情况下一事无成。列宁说：“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象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然而事实上各国变修的共产党都是自己主动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转身一变成了那个江湖骗子，并且说议会斗争或者三勤三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最著名的江湖骗子就是苏修。苏修在1960年6月10、12日接连以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为名，发表文章影射批判中共的“教条主义”。赫鲁晓夫狂妄到口无遮拦的地步，对毛主席极尽嘲讽挖苦。他说毛主席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指责毛主席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称现代战争打起来，能活下来的人怕是也会因残废而死亡。赫鲁晓夫最恶毒的话是：“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你们的赌注下的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所以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修正主义者最爱拿这本小册子来断章取义，或者说全世界的泥潭派曲解这本小册子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现象。列宁确实讲了很多议会斗争重要性的论述，但是不成器的共产党读了这些论述却不知道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什么，那就变成一种买椟还珠的愚蠢了。
毛主席戎马倥偬间都带着这本小册子，后来巡视大江南北期间也要在书箱里放上这本小册子。毛主席在里面读到的是革命的谋略，是肃清、克服、摆脱左倾学理主义（这本小册子有大段的论述）。毛主席透过字面读到了列宁的真义：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象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为此，基于毛主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基本原理以及“和平与战争两条腿走路”的革命谋略，我们有必要把列宁小册子里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经验所没有论述的，或者说列宁留白的那部分内容描述出来，这些内容本来就属于小册子的应有之义，只是被修正主义者们故意遮蔽了。
毛主席说：“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与澳共的总书记夏基的谈话》）所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议会斗争的胜利，而是交替使用和平与战争两条腿走路谋略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沙俄的军队疲惫不堪，二月革命的政权交替使得军队进一步混乱，资产阶级政府想要通过继续战争的方式来动员军队，到了七月间甚至考虑用军事政变的方式来残酷镇压人民运动，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这些策略是相互打架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给宕机的资产阶级政府致命一击。此时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没有掌握很多的军队，但是在起义最关键的地方还是配置了自己最精锐的武装，比如在彼得格勒就是著名的拉脱维亚步兵团。没有这些枪杆子的力量，起义是不可能成功的。被击溃的资产阶级想要通过立宪会议翻盘，于是列宁又果断解散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了中央政权，就要把这种权力发挥到极致：复员了沙俄的旧军队，并号召成立新的红军。接下来就是三年国内革命战争，这个阶段类似于中国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之际一个新兴的中央政权果断削藩，直至荡平诸雄的过程。一个中央政权在极其漫长的战线上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手段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反扑逐个击破。
结论就是：苏维埃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仍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经想要复制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他们以为只要模仿彼得格勒的行动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彻彻底底估计错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同样的，一百多年来各国不成器的共产党也想要复制列宁小册子上的只言片语，但是他们彻彻底底陷入了各种泥潭而不能自拔。没有一次伟大的革命胜利在细节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每一次伟大的革命胜利在原理上和革命谋略上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就无法普及革命中心任务的基本原理，就不能拥有一致的革命谋略，这样一种状况事实上就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