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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由于反动统治阶级一贯的反人民性，他们必然要发明出各种捆住被统治阶级手脚的制度来，中修将早已被消灭的乡约制度从历史垃圾堆中搬出也是为了浇灭无产阶级反抗的火星。而如今无产阶级一轮接这一轮的自发性斗争都被中修统治阶级熄灭了，马列毛主义者要看清缺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自觉斗争是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只有组织，马列毛主义者也要组织起来将中修统治阶级和他们的乡约一起丢回历史垃圾堆中去。
2、中修把乡约这种封建时代用来统治人民群众的制度挖掘出来，不过是和过去统治阶级一脉相承的为了压迫人，是事实上的为了阶级统治，过去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就被这些乡约束缚镇压，现在资产阶级也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遵守所谓”乡约“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意志，人民群众的自发运动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走政治报路线，让先锋队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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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篇
自古以来，为了对底层人民进行永久的管控与压迫，统治阶级是费尽心思来找对策。在宋时期，朱熹找到了一条“妙计”，那就是上篇文章中所讲的乡贤、乡约制度。但事实证明，乡约并没有锁死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反而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反动而成为了激化底层矛盾的催化剂。本次就让我们好好继续探究一下古代农民反抗这种吃人的制度的历史与教训，并且得出对新时代中修推出新乡约意图继续将无产阶级束缚在无权地位的新乡约的破解之道。
一、明清两代
乡约这条制度在朱熹推出之后得到了大批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明清两代许多皇帝都对这种“天才”般的制度赞赏有加，说这是“治化之本”、能够“劝善惩淫”、“使民咸知所从”（「明实录」）。说白话就是要农民好好听话。但是显然农民不会合他们的意。明清两代，由于土地兼并矛盾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地步，封建制度正在加速它的灭亡路程，爆发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与起义。其中与乡约产生的矛盾更是不计其数。就用前文所提到了王阳明的例子。在王阳明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的文集中，讲了如此一段文字：
“乡约既立，豪猾者多不愿从，阴结徒党，伺隙行事，群聚欲殴约长，众遂哄扰。
守仁闻之，命抚谕以理，示以法禁。”
另一段是关于王阳明在赣州当官时官府的记录，内容大致一样：
“乡约既行，宗长豪猾者数人并不愿入，民信其言，聚而毁毁乡约榜，几成变。
守仁捕其首恶，众乃散。”
这两段记载内容差不多，都描写了人民对乡约这条链锁的自发抵触，描写手法也是极具恶意。一方是“伟大”了几百年的大哲学家，一方是衣冠禽兽的官府，对于这种反抗行为直接抛弃了平时官文的之乎者也，竟写出了如此阴暗扭曲的文字，将带头反抗农民说成“豪猾者”,“阴结徒党”，煽动了“愚昧无知”的人民，殴打了剥削势力乡长，撕毁了剥削锁链乡约的公文，如此好的很的行为在他们的心中自然是充满了怨恨。于是“好官”王守仁登场，逮捕了带头者，驱散了民众。这样的记录似乎对我们来说也是似曾相识。在当今的中修不也同样如此吗？对于人民的自发反抗，要么说成是“境外势力捣乱”，要么将事件定型为精神病人或仇恨社会者等少数人捣乱，企图将吃人不吐骨头的资产阶级统治面目藏在身后去。
到了清朝，矛盾更加激烈，清朝统治者一统中原后，由于面临反封建压迫的广大人民和反民族压迫的汉族及少数民族的双重反抗，不得不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度。在这时，新生的保甲制度和团练制度便应然诞生了。保甲法将人民以十户编成一甲，十甲编为一保，要求互相监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现状不满想要起义，身边人为了自保就不得不检举揭发，不然就要引发连坐。团练则是将基层人民武装起来当作“乡勇”，一方面将这些人民的造反道路堵窄，一方面当地方出现反行为时则能够及时动用乡勇来镇压。这两者与老的乡约一同配合，成为了笼罩在农民头上的一张巨网，妄想困住人民的反抗意志。
但事实证明，只要剥削压迫人的制度还存在一天，那么人民的造反行为就永远不会中止。据史料粗略统计，在清朝三百年间民众起义惊动中央的起义就达三百多起，加上小规模暴动数量估计能达2000次以上，统治者的管控措施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这些农民起义触动了封建统治的根本，但由于农民的局限性，几乎都失败了，这样的原因便是因为农民并没有组织成完整有力量组织，虽然对统治者不满，但是自发性的不满与抗争是极其脆弱的，即使打破了基层封建统治爪牙的扼杀，当惊动中央派重兵围剿时也只能败下阵来。在当今的社会不能不说也是如此。无产阶级生活在如此水深火热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的艰苦，一部分自发先进人员也能够意识到需要反抗来获得权益。但是，当今的无产阶级处于原子化阶段，没有一个先锋队组织能够将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够将自己观念中的自发性自觉的驱逐出去，于是便形成饿肚子就拿枪，吃饱了就撂枪的现状，即使聚集起了有一定规模的罢工抗议（东北国企工人罢工、广东外企工人罢工、外卖骑手抗议等等），也是千疮百孔，给些经济条件就能满足，这样的下场即使不被秋后算账也只能继续在这个社会中遭剥削，得到的经济好处也不可能是长久的。泛左翼将这种完全不可持续的自发经济斗争奉为圭臬，他们满含热泪，说“工人站起来了！”，脑中幻想当这种抗议在全国范围达到了某个数值，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那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中修便能溃坝倒塌。其实不过是自己的颅内高潮，用自己影响力挂帅的宣传路线来人脑遥控革命，不愿意亲自投入到革命建设中去，实际上就是一群战略游戏痴。
二、民国时期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想必大家在粉红时期都经常听见，中修也热衷于引用这句话，但是带来的最宝贵的除了革命理论外还有是什么呢？中修宣传口的先生们似乎并不喜欢讲。这就是列宁革命时期的党组织建设方法论。列宁同志讲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贯彻了这条路线，将其运用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来，以乡约为首的封建基层自治制度终于能够敲响丧钟了。据各地革命史料记载，多起农民群众与乡约起矛盾的案例中，共产党赤卫队与地方委员会都起到了为农民撑腰的作用。在湖南平江起义中，“乡约多为劣绅操纵，严科派捐，平江工农赤卫队至某乡，群众诉其苦，因联合农协冲乡约所，殴约长。乡约旗帜悉被撒下”，在面临千百年来农民不计其数的一次被压迫时，终于有了赤卫队这样一个能够带领农民进行造反的势力。在处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势力范围内，“各乡旧有乡约，动辄罚钱役人，为群众所深疾。中共永定、上杭县委指示农协清除乡约组织，乡众在农协召集下毁其会所。原约长多被迫交出册籍受审。”农民群众终于看到了将千百年来压迫他们的天网彻底揭开的希望。这就充分的说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党组织带领下的人民群众才能将旧的秩序破坏掉，只有组织才能带领人民走向最终决战的胜利。
三，眼前
在当代，面临中修意欲将旧式乡村秩序重新挖出来，妄图将人民重新包裹在他们的统治大网中的措施人民应该怎么做？首先是应该要建成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运用列宁式政治报路线的脚手架来巩固组织建设组织，在组织内消除自发性，培养自觉性。当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可以派出大量代办员到全国范围各地方去，建成地上的去政治化组织，贯彻好地上地下隔离的原则，利用经济互助组织来吸收工人，通过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来培养他们，使其具备一定条件与觉悟后吸收进地下，给地下革命家组织造血，也将同志们进一步培养成优秀的革命战士。
随着组织的发展和力量的壮大，便足以建成地下无产阶级专政雏型的小政权，能够建立地下红军和赤卫队，有了地下法庭等行政机关。这些机关慢慢地蚕食中修的基层组织，就会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中修依然是明面上的统治者，依然贯彻着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在基层社会，在广大的工业区、农村、生活区等早就成为了地下政权的地盘。在这些地盘中，组织运用自己的行政单位，将类似乡贤、居委会等组织夺权，将人民仇视的公敌（如蒲城事件的校长、三鹿奶粉的管理层、组织的叛徒）等等通过人民的揭发进行地下审判、地下处决。这就慢慢削弱乃至消除了中修的力量，使基层管控秩序直接崩溃，人民地下政府取而代之。长久下去便形成了像农村包围城市那样的局面，山河四省包围北京，工业区包围华尔街，将敌困于孤城。即使中修察觉到异样，意图派遣武警部队甚至军队来“剿匪”，地下政权也能熟练地像中共解放前一样调动全国一盘棋体系进行熟练穿插迂回与翻边，拖敌脚步，扰敌视线，击敌后方，抓住机会以多打少，迎头痛击。长久以往，中修必然顾头不顾尾，只能躲在华尔街与京二环中，就像睡在灯下的人，浑不知四周黑暗中已经人头涌动，枪口直指其要害，只待力量成熟，便能扣响扳机。
当枪响的那一刻，人民便重新迎回了阔别已久的无产阶级专政，在那时，就不会再有人能够重新把乡约这种历史垃圾重新摆回台面上，人民将真正能够当家做主，迎来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