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魂》2008年第1期
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年会的前一周，发表了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们（指发展中国家———编者注）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傲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及其阴谋，我被惊呆了。”
斯蒂格利茨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的关系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先后签署了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因为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最初是不相信“阴谋论”观点的，同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上。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受援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而当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再自由地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又将进一步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受援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到半死不活这步田地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印尼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严重后果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使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第四副药：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他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摘自宋鸿兵《货币战争》一书，中信出版社出版。题目系本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