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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什么树开什么花，资产阶级做出了“公正”的行为，也不是真的公正，而是为了欺骗人，显得自己公正，以稳坐江山，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更何况什么刑讯逼供之类的事情，根本上都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中修这是贼喊捉贼！
2、资产阶级专政下冤假错案如此之多不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而是在于无产阶级在他们眼中就是可以随意被污蔑的，就是可以拉来当替罪羊的，而在利益挂帅下这种情况加剧，靠大量的污蔑无产阶级可以给他们的政绩财富等来了好处，因此不遗余力的打击无产阶级是他们的财富来源。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专政的只能是资产阶级。
最近，一份名叫《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 的文件被墙内媒体曝光，这份文件对指居——也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上收审批权，办案与执行人员分离，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等。原因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指居”措施被异化、刑事诉讼推进受阻等严重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前两天被爆出的暴钦瑞事件，受害者在指居期间受到警方的轮番审讯，在遭受长时间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的折磨后去世。媒体普遍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此举是法治的进步，支持改良，另一派则认为应该取消指居这一恶法，由此陷入了无意义的争论。马列毛主义者则主张从空洞的二元对立中跳出来，认清楚哪个阶级专政才是根本所在。
刑讯逼供乱象何处来
纵观历史，自1976年修正主义者篡夺政权，资产阶级复辟，社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回退到资产阶级专政以来，资产阶级就一直在“加强法制建设”，可始终存在着刑事逼供的问题，在特色最高检察院于2015年发布的《刑讯逼供的中国治理》中就亲口承认：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一书披露，自1979至1989年，全国平均每年查处刑讯逼供案360件。而1991至1998年，平均每年查处400多件。21世纪后，仅有零星公布的数据，譬如2003年1-10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刑讯逼供立案400多件。……如2002年年底，据当时公安部负责人指出：2002年1-11月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所留置室中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群众谈留置室色变，刑讯逼供形势依然严峻。
这还只是特色官方记录在册的，可见一斑。直到现在，“大记忆恢复术”、“执法摄像头没电了”的梗也依然在网上流传。为什么刑讯逼供的现象始终无法遏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以利润挂帅。结案速度越快、结案率越高就越有利润，个人赚到的钱就越多，因此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快速结案。由此便造成了一系列的刑讯逼供的乱象，进而出现的冤假错案更是数不胜数，“女神探”聂海芬借助刑讯逼供达成的百分百破案率中又有多少无产阶级是被迫屈打成招的，经她主办一审就判处死刑的数百起案件中，又有多少清白的无产阶级因此枉死。因此，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刑讯逼供的乱象来源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利润挂帅，就算特色再出台更多的新规，刑讯逼供的现象也不会消失。
司法的本质是阶级专政
有的人可能认为，新规是特色颁布的，那说明他们还是想要变好的，只是下面执行的人有问题，暴钦瑞事件中的犯人不就被判刑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资产阶级只是为了彰显出自己是想要“公正司法”的，好继续蒙骗无产阶级，这些人被拉出来判刑只是为了让无产阶级相信“青天大老爷”还是存在的，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资产阶级把控着司法机关，法律就算再公正也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是在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服务，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权力，才能让法律为无产阶级而服务。
怎么办
那么既然出台新规是毫无意义的，官僚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要出台新规，答案是和把替罪羊推出来一样，消解自发斗争，平息群众。可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自发斗争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只有像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一样：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
对群众进行政治灌输，从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斗争才能认识到根本矛盾是阶级矛盾。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时认清特色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只有走政治报路线，先在地下发展一个能承担起全国一盘棋融工的革命家组织，再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派出代办员进行融工，建立地上工人组织，通过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筛选出先进工人进入地下接受政治灌输、加入地下红军，通过行使地下执法权扫清资产阶级的基层节点，进一步帮助地上组织发展，从而实现地下根据地和地下红军的壮大。同时锻炼武工队执行翻边战术，把白区翻成红区，通过十六字诀不断消耗特色的镇压力量，帮助地下根据地扩大。由此实现阶级力量对比的翻转，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地下红军行使执法权时，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事实上遵守的法律便是无产阶级的法律。资产阶级的法律由于是资产阶级利润挂帅，因此只是进行压迫，而无产阶级下以政治挂帅，主要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法律就变成了以改造人为目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就给出了好例子，在初期，让犯人通过参加劳动生产从而改造，而在文革期间，更是“砍监放犯”，发动群众来进行民主监督改造。张角同志在《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中就描述过：
文革中一个规模庞大的“砍监放犯”实践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典范。“黑龙江开监放犯十余万，从 1967 年至 1970 年，全省 59 个单位先后砍掉 57 个”；“新疆 1970 年 3 月 1 日至 1973 年 3 月 10 日，除第一监狱外，19 个在押犯单位整建制地移交”；“江西到 1969年 4 月，省劳改局和全省各劳改、就业单位，全部或分别被撤消或交出”；“安徽 38200名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
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让无产阶级掌握权力，才能让刑讯逼供，冤假错案产生的源头——资产阶级利润挂帅——被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