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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大学的所谓教育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培养温良的奴仆和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手段，同时更是资本主义关系生产的一环。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和阶级矛盾的愈发尖锐，中修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变得愈发反动地压迫无产阶级群众及其子女。大学的所谓“高中化”，正是中修在教育中的愈发反动嚣张地进行阶级压迫的铁证。大学绝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世外桃源，它时时刻刻浸染着剥削阶级的腐臭，处处逃不脱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手。要想改变无产阶级的根本地位，还教育一个清净，单靠一个领域不掌握政权的解决问题是徒劳。这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在先锋队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进行彻底的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实现。
2、教育的本质是阶级再生产，学校不仅承担着灌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到无产阶级子女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组织学生这个群体的作用。中修总是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历年高校的招生人数，以保持一个劳动力市场不断有人失业以压低劳动力价格加重剥削，进一步从无产阶级身上赚取更多剩余价值，也防止因失业人口过多来缓解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同志。大学高中化的背后是阶级斗争的尖锐使得大多数青年自发的意识到中修的反动性，原本只作用于高中的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也同样延展到大学，进一步加强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毒害。
大学为何“高中化”?疫情以来，大学生普遍感受到：课程被安排得密密麻麻，签到考勤、打卡、卫生检查、纪律通报无处不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化、空洞化，而学生的自主空间越来越小。这被广泛称为“大学高中化”。但如果仅把它理解为教育体制僵化、官僚化的产物，那就堕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潭，从马列毛主义立场出发，这一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无权。
大学高中化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对青年的意识形态驯化工程，在社会主义被颠覆、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大学早已不再是人民教育的场所，而是资本主义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不是“培养人才”，而是训练顺从的劳动力与温驯的学者。大学“高中化”的实质，就是在教育领域里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逻辑—服从、竞争、绩效、监控—全面制度化。这种资产阶级“管卡压”体系，使青年逐渐丧失政治思考与集体行动能力，只剩下服从与焦虑，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资产阶级统治在青年领域中的“预防性反革命”，因为中修作为一个修正主义政权，非常害怕人民群众识破它的真面目，造反，由此，在他们看来，思想的自由和闲散的时间比任何疫情都危险；因此，他们明知道学生会怨声载道，可还是一意孤行贯彻它的反动教育路线。
一方面资产阶级并非只在“群众自发暴动”时才进行镇压，而往往在“无产阶级群众处于在自在阶段”时，就会提前进行预防性压制，这也即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压迫阶级的恐惧感，并非只来源于现实的自发暴动，更来源于未来必然由革命组织领导的自觉革命。疫情的三年，对青年、工人、农民都是一次深刻的物质与精神冲击。大学生经历了封控、封寝、核酸、健康码、物资短缺—他们直接感受到了国家机器的冷漠、管理的荒谬与命运的无力。这种体验虽然未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但已在心理上动摇了“国家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神话，因为:“工人无法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但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中修政权正是察觉到这种潜在危机，才在疫情后全盘推进所谓“秩序恢复”，实则是思想再驯化。所以说：“大学高中化”并非为了应对现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乱象，而是预防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在青年中萌芽。统治阶级当然知道自由派无足轻重，他们要防的不是自由派，而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青年。
另一方面，疫情之后，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就业率骤降、制造业萎缩、资本利润空间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再也无法假装是“知识殿堂”，它必须直接为资本服务，培养出更听话、更廉价的劳动者。所谓“抓考勤”“严纪律”“加课程”“不许请假”，从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实质上是劳动力纪律再教育问题，这是为了提前训练学生的服从性，让他们进入社会后不质疑、不反抗，因此，大学高中化是经济危机与阶级再分化的反映。在危机时期，统治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稳定的思想控制与纪律系统。哪怕青年没有造反，也必须防止他们有朝一日产生“造反的可能”。
无产阶级子弟的“无权选择”，无产阶级的阶级命运在这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固然是不幸的，表现为无产阶级子弟无法选择进入“理想大学”，甚至无法选择“不被高中化”的教育形态，这不是偶然的不公，而是阶级压迫在教育领域的延伸。资产阶级子女从出生起就拥有文化资本、金钱资源与社会关系；小资产阶级子女被教育为“努力向上爬”，实现阶级跃迁；而无产阶级子弟则被分配到被严格纪律化的体制中，被训练成资本可用的螺丝钉。这说明：“大学高中化”本身，就是阶级分化的表现。无产阶级青年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教育，也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思想。他们被系统地剥夺了政治权力，而反动教育正是这种剥夺的意识形态手段。
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常呼吁“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自治”，似乎只要放松控制、提升质量，就能恢复“大学精神”。这是极端虚伪的幻想。因为他们从未触及教育背后的权力结构：大学的“官僚化”不是意外，而是资产阶级专政下意识形态统治的必要形式。他们反对的是“粗糙的官僚控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本身。他们希望恢复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治的特权地位，而不是无产阶级教育权的解放。所以，他们的所谓“改革方案”，无非是从“纪律工厂”回到“贵族书斋”，看似前进，实则依旧反动。
既然大学高中化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的无权，那么要根治这一现象，就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其阶级统治，让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在框架内修补。而要想革命，离不开一个革命组织，革命组织的发展壮大，更离不开一个正确的革命路线，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就是列宁的政治报路线。
政治报路线是在地上地下全国一盘棋战略下，先建立政治上远离中修、秘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地下组织，以政治报工作为脚手架，通过义务劳动和组织纪律锻炼出政治素养合格的地下革命家，待地下革命家数量足够在全国扩散出去时，就由地下组织派往全国各地成立地上组织，地上组织不谈政治，实行贯彻政治隔离原则，一般通过经济互助组织的形式出现，通过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筛选其中的先进分子，再由地下组织派往的流动代办员将其吸纳，从而达成地上输血地下、地下反哺地上的联系，如此一来，随着革命组织的不断发展，革命力量也会不断增强，就在局部乃至全局由之前的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届时，革命的火焰扫除一切丑恶，无产阶级重新掌握政权，教育这个阵地也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