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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自由派的这种所谓的“抗议”，不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无聊丑剧罢了，自由派总是幻想着搞搞所谓的宣传揭露，然后就可以召集“百万大军”跟随了。但这可能吗？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为中修是一个自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在面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所谓揭露时，能够直接调遣军队进行暴力镇压，而无组织的自由派却不能有任何的反击，只能够任由其屠杀。这一切其实就和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论的反动路线是一致的。没有组织，就根本不可能战胜中修，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革命的胜利，对于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了无数次了。
2、自由派的老爷们总是期盼着自己振臂一呼就能引来群众们的造反，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实际上，自由派们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是愚昧无知的才是自由派真正的嘴脸，他们用自己送死冲塔的行为来彰显自己有多么革命，实际上之沦为人们的笑柄，难道无产阶级群众们受的苦还要你们自由派来讲吗？与此同时机会主义者们也站了出来大叫融工！进厂！实际上和自由派是坐一桌的，没有组织群众凭什么相信你们？由此可见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们都是一样的愚蠢。
近年，中国各地反抗中修法西斯的自发运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显眼位置拉横幅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抗议方式。从2022年10月13日的北京四通桥抗议，到今年4月15日的成都高架桥抗议、8月底的重庆戚洪抗议，再到近日的北京三里屯抗议，其中以四通桥抗议最为典型，也最广为人知。正值四通桥抗议三周年，作为一位马列毛主义者，笔者在此谈谈对四通桥抗议以及抗议者诉求的看法，推而广之，可延及大量类似抗议。
四通桥抗议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这场抗议发生的时间，正是中修新冠封控政策不断极端化的阶段，也是中修二十大的前夕。抗议者彭立发是一位自由派运动人士。在发起抗议前，他事先准备了一份《致全国同胞书》，抨击习近平当局“以袁世凯和金正恩为导师，做着不穿黄袍穿西装的皇帝梦”，呼吁全国军人和警察“像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一样勇敢，不要助纣为虐，不要为独裁者卖命，不要为独裁者当炮灰”。同时，他又在ResearchGate网站上留下宣传材料，呼吁民众在10月16日（二十大开幕当天，周日）开展罢课罢工以及汽车鸣笛等行动。10月13日，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拉起横幅，左侧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右侧横幅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起来，不愿意做独裁者奴隶的人们！反独裁反专制救中国，一人一票选主席！！！”同时使用广播设备播放诉求：“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为了吸引行人注意，彭立发又焚烧轮胎，制造出滚滚黑烟。他随后被赶来的警察带走。16日当天，彭立发料想的“全国性民主抗议”并没有发生。而他之前被清空的推特又发出了一条预先设置的定时推送，内容是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文。”
一、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彼岸”的虚伪
彭立发的抗议诉求讲了不少，一言蔽之，就是推动中修的“民主化”。而这种“民主化”，所谓“一人一票选主席”“不做奴才做公民”云云，其实就是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我们必须承认，自由民主制是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一种很有调节能力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上升的阶段，它保证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能分得资本家的残膏賸馥——偶尔还相当丰盛——各个利益集团也能轮流坐庄，不会像法西斯政权那样一党通吃一切。在不触碰资本主义社会根基的前提下，这几乎已经是仁慈的极限了。因此，各大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便鼓吹这种自由民主制是最优等的制度，甚至说什么这是“历史的终结”“未来的永恒”（如福山）。
这种观点实则是唯心且反动的。首先，必须认清，政治制度、法律权利、甚至“自由”与“民主”这些理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抽象普遍价值，而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所决定的历史产物。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一套“自由民主”，根本上是受限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自由”主要是个人私有权的自由。你有买卖的自由、契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迁徙的自由，但这些自由的实现都以“你拥有私有财产”或“有货币去交换”为前提。一个失业的穷光蛋，他能有什么自由呢？他只有纸面上的“自由”，以及是饿死还是提前自我了断的自由。所以说，工人虽然法律上自由，但他们“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实质上仍是被迫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选择就会饿死。这是形式上的自由与现实的不自由。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对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而言，始终都是虚伪的。“民主”亦然。《共产党宣言》教导我们：“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只不过在自由民主制下，这样的委员会可以轮流坐庄，不是一家独大。可对于最广大劳动群众而言，这样的民主选举不过是“选择题”而非“填空题”，他们只不过是在各家资产阶级代言人中挑一个不那么糟糕的人选。而他们“选”上来的人，无不仍然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来不会真正俯身为台下的人民考虑。哪怕一个泛左有志青年，想搞和平斗争、议会路线，最终也无不被资本体制同化，成了最初理想的叛徒。
其次，还应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主导下的“自由民主”，实则是十分脆弱的。资产阶级确实可以在他们的“盛世”对他们的剥削对象展现出小恩小惠，来欺骗无产阶级继续为他们卖身卖命。可一旦遇到经济危机，他们便立马凶相毕露，展现出剥削者的真面目。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便是典例。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残酷镇压了十一月革命后，便仓促制定魏玛宪法，成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魏玛宪法确实在纸面上保证了广大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可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彻底击碎了德国的宪政。资本家不满于原先宪法对工人阶级的过分仁慈，最终选上了纳粹党的希特勒。事实上，当时的民调显示，大部分工人群众都更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获得的最高支持率不过32.7%。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利润率，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慷慨赞助纳粹党，创立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冲锋队。美国的大资本家，如福特等，也暗中与纳粹党达成交易。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联合操纵下，纳粹党最终夺取了德国的政权。由此可见，只要资产阶级专政不变，任何纸面上的“自由民主”，面对经济危机，都是十分脆弱的。它可以在资本家的裹挟下，无缝衔接为法西斯专政。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广大群众企盼资本主义的自由体制给自己带来“永恒的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在一个社会中占比最庞大的群体——即无产阶级——的专政下，民主制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平演变”的幻想
当谈论“自由”“民主”这些概念时，资产阶级自由派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仿佛他们就是从自由世界派来给苦难民众带来福音的布道人。可是一旦谈到如何行动、如何革命，他们的种种幻想却幼稚得可笑。
中国自由派对革命的态度出奇一致，那就是抗拒暴力、恐惧暴力。他们总是幻想，通过自己的“布道”去“启蒙”群众的民权意识，进而鼓动群众冲中修法西斯的塔，中修就会不堪重负而垮台。彭立发所谓10月16日（中修二十大）当天，全国罢工罢课、汽车鸣笛示威的幻想，就是生动的案例。自由派的这般幻想，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自由派所代表的，始终都是私人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社会中也是剥削者的存在，在阶级上与广大劳动群众也是对立的关系。因此，随着私人资产阶级与中修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加深，自由派一方面希望中修垮台，皇帝也让我坐庄；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广大群众，不希望群众运动超越他们划定的界限，亦即资产阶级政权更替的界限。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对待群众问题上十分扭曲：他们既需要无产阶级帮他们干脏活累活，又不希望无产阶级在此过程中真正解放手脚，夺取自主权。在这种心态下，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然恐惧暴力。他们所鼓吹的，是群众的和平且自发的冲塔行为。这正是因为这样的自发运动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因而自由派可以一面将群众运动揽为己功，展示自己的“抗争精神”，一面又不用担心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继而超出自己的掌控。
由于恐惧群众、抗拒暴力，资产阶级自由派继而转向“和平演变”路线。他们一方面抨击中修国家机器的残暴，一方面却始终对中修国家机器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仿佛他们一番“爱与和平”的说教，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能主动放下屠刀，真可谓是“跪着闹革命”。彭立发所谓呼吁全国军警“不要助纣为虐”如此，今年戚洪留给警方的信“枪口抬高一厘米”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当今自由派衮衮诸公还不如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米涅。米涅在《法国革命史》导论中写道：
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加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个人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是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实现。除了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从古至今，国家一直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愚蠢的自由派以为，只要通过“我们都是人”的“人道主义”说教，唤醒“人性”中的“普世价值”，国家机器的压迫属性就会自动解除。这是幻想用意识决定物质，颠倒因果，令人齿冷。六四事件中，最后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学生领袖们意外获得了一把步枪。领袖之一的刘晓波见状，立刻抄起步枪往平台栏杆上猛砸，试图砸毁该枪，以展示自己“和平抗争”的初衷。可是，他的这番“君子举动”，有半点影响邓匪军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吗？列宁教导我们，每当一场革命发生，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不愿再以旧方式生活，统治阶级也无法继续以旧方式统治。在这种情形下，革命一方与反革命一方，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幻想和平抗争，唯一的结局就是广大运动群众白白倒在中修匪军的枪口下。不过，这不正是骨子里害怕劳动群众越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心深处所希望看到的吗？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暴力革命，不能掺杂一点对“和平演变”的幻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教导我们：“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中修法西斯的专政，依靠军警宪特、法院监狱垄断暴力，面对无产阶级的反抗，不可能束手缴械。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路线，就是用同样组织起来的暴力去对冲。暴力并非革命者的本意，而是历史转型过程中旧制度抵抗的必然结果。旧制度若以暴力维持其统治（警察、国安、军队镇压），那么革命中的“暴力”只是一种“反暴力”罢了。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总是需要无产阶级为他们作苦力、干脏活。可一旦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不惮立即掉转枪口，昨日还是“革命同盟”，今天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维稳对象。资产阶级需要对地主阶级专政，又不忍脏血污了他们的锦袍，暴力的活全揽给了无产阶级。等到资产阶级坐稳了皇帝宝座，却反手给无产阶级扣上了“暴民”“愚民”的屎盆子。在大西洋革命的年代，资产阶级（相较于地主阶级）尚还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阶级，对待无产阶级，已然如此背信弃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足够腐朽的今天，无产阶级想要夺取革命胜利、夺取属于自己的民主，必须要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划清界限。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佳路线，就是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因此，当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借助政治报的脚手架，通过长期的义务劳动工作协同筛选并锻炼合格的革命者，培养出一支能够进退统一、步调一致的军队般的革命家队伍，搭建出一个有着高度自觉性的地下工业化革命家组织。也只有这样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才能在全国各地广泛开花。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便可类比地下革命家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地上建立不谈政治的、贯彻民主集中制、服从革命家组织领导的地上工人互助组织，以地下组织限权委托书实现地下革命家组织对地上工人组织的领导，再通过组织的正确路线从地上为地下斗争引流，借助暴力值班、义务劳动筛选出积极分子，引入地下进行工业化政治灌输和组织培养，组建地下红军。随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全国整体虽然是“敌强我弱”，但在无产阶级的地下聚集区则是“敌弱我强”。此时就可以进行翻边战术打击敌人薄弱地区，当敌人调集力量打击某一地区时，其他的地方敌人的力量就会空虚，地下红军就可以“避实击虚”，打击薄弱白区的敌人夺取政权，随着敌消我涨逐渐扭转全国的资无力量对比，最后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集中力量对中修反动派发起总进攻，解放全中国，重新夺回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