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的文章是应了新火星报，也就是机会主义的机关报的要求而写出，可以看得出，历史上德国社民党和俄国机会主义派孟什维克在路线上是有着一致认同的，在机会主义者篡夺、掌握专政权的组织、机关报内，他们就是绝不允许刊登革命派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不允许革命派发声，不允许存在革命派的权力，而且会逐步清洗掉革命派，列宁同志的回复文章被拒绝刊载就证明了这一点，革命组织的专政权掌握在贯彻哪条路线的集体的手中，是决定这个组织的性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策略、以及发展方向趋势的根本问题。
卢森堡首先就是把路线斗争矮化为制度之争，就是只谈独立于路线之外的抽象的制度、策略，列宁同志讲得很明白，整个代表大会前中后的斗争都是始终围绕在党的原则下，也就是围绕在正确路线政治报的组织路线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党性原则下，只有建立正确路线的基础，才是衍生出利于组织建设发展的政策策略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革命者绝不能脱离根本的道路、路线问题、把道路、路线和制度、策略抽离、拆分开来，去单纯研究制度策略的表象问题，这就是舍本逐末。所以革命组织内的重大分歧斗争，绝不是仅仅是表面的制度之争，而绝大多数是自发和自觉、毁灭组织和发展组织的两条路线斗争；路线是组织的生命线，机会主义者就是在把路线和制度拆开来，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用以淡化模糊路线斗争继而尝试夺权的伎俩。
俄国革命时期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特殊性，在一段时期内划分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两个领导中心：中央机关报担负思想上的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担负直接的实际的领导工作。两个组织的行动统一，由统一的党纲，以及两个组织的成员和经常定期的联席会议来保证。这样既避免了中央机关报不受俄国宪兵的破坏，中央委员会也可以经常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同中央机关报协调一致，并且可以相当自由地直接处理运动中的一切实际问题。
但是卢森堡把列宁同志提出的组织草案和委员会的修正草案、以及大会通过的章程混淆在一起，歪曲列宁的话，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割裂对立起来，这种观点背后所代表着的是一条挑动两个领导中心互相对抗，制造组织分裂和思想混乱的机会主义路线。卢森堡又将在组织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归结为集中程度大小的分歧，依旧是用表象掩盖本质，集中制确立的背后，根本上就是革命党究竟是要小组自上而下捏合捆绑组党的路线，还是要打碎所有小组，立刻着手以政治报作为脚手架自上而下地建立工业化的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路线的斗争，卢森堡否定以路线斗争的视角分析问题，根本上是因为政治报路线的胜利、小组路线的彻底破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公认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正确路线领导下，党就是趋于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紧密，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完善的。卢森堡是在用量变取代质变，否定路线上的质变。
卢森堡机械地拿历史上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划分硬套到俄国革命当中，完全忽略对俄国社民党内各派的实际分析。列宁划分出几个派别的依据就是基于党代表大会，基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在诸多组织重大问题当中的表态，党代表大会是路线斗争的舞台，使少数派的当前政治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出来。在党代表大会进行这一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火星派在数十个问题上，在数十次表决中，都是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的；而讨论的问题愈是具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基本内容愈是肯定，要求实现旧《火星报》的不可动摇的计划愈是迫切，“泥潭派”就愈是坚决地站到反火星派方面去。这就是在组织重大问题上的表态，是判断背后路线立场问题的原则，机会主义者在几乎所有组织路线的重大问题上，全部站在维护旧的小组，并且用他们的票决权投票反对服从党。我们党内有些少数派知识分子表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把自己的无纪律行为强加于无产者。事实上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要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政治报的组织路线。
路线斗争是激烈的且有着巨大变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也被机会主义者篡权与孟什维克在路线和组织上沆瀣一气，列宁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力也被剥夺。这种对于革命暂时不利情况下，列宁同志则是更加坚定地与机会主义的司令部划清界限，写出了进一步退两步，并且在党的两个领导中心都被机会主义者夺权、党中央变修的情况下，列宁同志展现出了另起炉灶的反潮流精神和组织能力，通过路线上不断划清界限，筹备召开三大，以组织路线问题的表决团结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反对被机会主义路线篡权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并且通过斗争使得新的从路线实质到组织形式上的集中统一的党中央也逐步确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