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紧追穷寇——揭露托派与机会主义结合体共革阵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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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这个“共革阵”叽叽歪歪了半天,无非就是鼓吹泛民主那一套,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他们自由散漫的小组习气,以及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卑劣目的。他们面对工人群众,无比崇拜群众的自发性;面对先锋队政治领导的问题,也是崇拜基层同志的自发性——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党内清洗整顿的矛头永远是向上。先锋队整顿领导核心是如此,群众革命造反同样是如此。领导核心不纯化,自觉力量不集中,就斗不过党内自发势力和潜伏的机会主义分子,反而会被他们伺机挑起分歧、裹挟糊涂的多数,以清除自觉分子、篡夺领导权,最终葬送革命。
2、这些机会主义团体其实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革命,多半也没这个打算,为了谋取个人利益,骗取政治影响力,说了一堆漂亮的废话,对革命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这些机会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会破坏掉一个革命家组织,把这些毒草揉在一起,难道反而会形成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力量吗?只有在政治报路线下建立起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通过将无产阶级充分组织起来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来打倒中修,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没有组织,没有物质力量,单靠影响力、群众的自发运动,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托派与机会主义小团体的结合体——共革阵用华丽辞藻和各种黑话兜售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无法掩盖其反动本质。具体如下:

“为了建立起一个真正严密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必须依靠党内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幻想某个个人或小团体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永远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有把全党集体的经验、智慧和实践总结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路线和方针。党内的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的选举与监督——不能是装饰品,而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如果缺乏这样的民主,所谓的“集中”就会蜕变为少数人拍脑袋的独断,最终导致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分裂成派系。革命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党派,它不能容忍那种以小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派系存在。党内的分歧必须通过公开的、受保障的民主讨论来解决,而不是暗箱操作或小圈子争斗。一旦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全党就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这种高度统一的行动纪律,正是革命党区别于松散组织的根本所在。”

批判:讲了一堆正确的废话。“党内的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的选举与监督——不能是装饰品,而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只把民主说成是保证正确性的“唯一”途径,丝毫不提集中的政治灌输作用和重视少数先进分子的作用。这种做法颇似托派倡导什么“工人民主制度”,都是把民主当成救命稻草,然而,在机会主义路线占上风的情况下只重视民主的结果就是导致党在所谓的“公开的受保障地民主讨论”中被“光明正大”地篡权。又说什么“不容忍以小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派系存在”,说了这么多唯独不提集中。只有民主的结果必然是不可能形成高度统一的行动纪律,这一点我们机会主义先生根本想不到。

“党支部是我们真正的主力,和我们的重心,一定不能把领导层这个中心当成重心来看,导致政治完全包办、基层的同志们只是旁观者而非党实际工作的承担者。”

批判:还是闭口不提集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甚至反着说“不把领导层当成重心”。我们知道,列宁式政党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心的领导下按照严格的纪律进行革命活动的,怎么能不把领导层当成重心呢,这是民主集中制集中的一面。试问后面所谓导致政治包办又是哪里来的呢,把领导层当成重心会导致包办吗?这时民主集中制民主一面作用显露出来了,并不会。我们机会主义先生根本不了解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内涵,以非0即1的对立思维看待组织的制度。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改良斗争,而在于如何进行。改良斗争要在工人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找到切入点。比如在工厂里,工人们最直接的要求往往是工资、工时和安全保障。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工人把这些零散的诉求组织起来,从个别的讨薪行动发展为集体的谈判与罢工,使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只有在团结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斗争不仅能争取到眼前的利益,更能让工人亲身体验到阶级对抗的现实。事实上,改良斗争可以说是提升工人阶级意识的唯一现实途径。即使这种斗争并非在党直接领导下展开,它依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因为阶级意识并不是先验的灌输,而是在斗争中不断生成和深化的。改良斗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存在辩证关系:没有斗争,意识就会停滞;而在斗争中,意识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束缚,逐步走向觉醒。“

批判:难道机会主义者的眼里只有经济斗争吗?请问这和那些手工业小组鼓吹的和工人交朋友一起罢工有什么区别呢?又何来”唯一途径”?事实上,提升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主要途径是政治灌输,改良斗争对工人非但没有作用,还会是工人产生工贼工贵倾向,在经济斗争中和资本家合流变成走狗。当然,也不完全反对经济斗争,但是经济斗争只是辅助作用,是争取群众的工具。真正建设群众组织的是来自地下党组织代办员的领导和义务劳动。按照机会主义者以经济斗争为唯一途径的路线来干,得到的群众组织就是一群“雇佣兵”

“工人政党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群众来进行领导,工人政党本身就是从工人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它们通过引发群众对现实有进一步认识、理论说服实现领导。革命和解放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恩赐,因为革命和解放本质上就是针对群众自己来说的。如果群众不去真正参与解放自己的运动,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对解放取得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在“革命”后明白如何自己管理自己,而革命和解放的目的之一是要群众自治。”

批判:机会主义者的自发性真是暴露无遗了,认为自发斗争(工人运动)能自动上升为自觉斗争(工人政党),后来又说什么狗屁“理论说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深深毒害的群众会被你理论说服吗?你的理论说服能匹敌中修的意识形态灌输吗?恰恰相反,工人政党正是要用严格的纪律和义务劳动领导群众,让群众通过民主集中制和政治报参与到革命中去,怎么能说群众没有真正参与解放呢?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群众自治?请问群众觉悟低的情况下实现自治除了能够得到工联主义还有什么?如果照着他们这套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自治”来搞,无异于放任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掌握多数、篡夺领导权。

“而可耻的绝不是工人阶级,只要工人阶级能够意识到自己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反抗的思潮会被点燃得比“犬儒”更加迅速无比。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与现代犬儒主义者接触时切忌一上来就从理论层面批判犬儒主义思想——那只会让你看上去像个夸夸其谈的自大狂,而是要通过一切组织力量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起来,鼓励并带领工人阶级践行现实的政治运动:罢工、集会、宣传等,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政治并不是远在天边的幻想,而是切实的、近在眼前的反抗武器。“

批判:马列毛主义者解决劳动群众的政治冷淡问题,靠得是让群众通过革命家组织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管理群众组织,而不是搞罢工、游行、集会之类的地上公开非法斗争,体现了共革阵的人是走政治影响力路线、冲塔路线的,深陷宣传主义泥潭无法自拔

”如果政党沦为密室中的少数人操控的暴力集团,就会失去群众基础,陷入自我封闭的循环。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等待某个“审判日”式的暴力爆发,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行动——在工厂、社区、学校、网络等空间培育、连接、引导分散的抵抗力量,使之逐步掌握实际权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群众创造力的组织者、社会关系的改造者,而不是孤立的地下暴力团伙。只有这样,它才能在长期斗争中积累力量,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并推动社会向消灭阶级对立、实现自由多元的共产主义迈进。“

批判:这根本就是在否定地下暴力的重要性,说什么狗屁”群众创造力的组织者“,让人感觉在看中修的水文。

”组织改组造成成员换血、团结、争取更多革命组织和革命者导致新的干部的加入,都会深刻地伤害仕途主义者的利益。一想到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就意味着把不了解也可能不信任自己的他人引入组织中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挑战,意味着要把权力分享给被新人信任的他人,仕途主义者不免会气到发抖。当然,这在形式上可以扮演成“引入落后分子损害队伍的纯洁性”“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我们是意见不统一的”的“客观”理由,再次提醒我们仔细甄别是革命团体的必要课题。那么如何保卫自己的地位呢?只要组织间不融合只业务合作就好了,因为“意见不统一”“只是工作有共同合作的点”。总之,组织的权利不应该向那些已经去信任别人的人分享。我们应该吸纳那些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组织的人进来,这难道不是仕途主义者对于可靠的、意见一致的革命者的理解吗?“

批判:机会主义者是这样,认为应该满口团结来团结去,实际上也是团结了一堆机会主义组织,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只会团结马列毛主义者

”我们认为危言耸听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和熟知的法西斯主义,不能通过部分政策的雷同而化为一类——因为分类不只是学究的争辩,而要采取相应的战术。中国如果是法西斯主义,那“工人阶级情绪不断高涨,革命日益成熟”的前景就成了自欺欺人。“

批判:这是在说如果中修是法西斯主义那革命就成功不了了,实际上中修就是赤裸的法西斯主义,敌人是什么主义不重要,我们不是机会主义很重要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种结构性的弱点,使得资本家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寻求庇护。这种依附性反过来强化了国家机器的“仲裁者”角色,使其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并最终使得党国官僚系统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唯一有效代理人。这种因果链条构成了波拿巴主义在中国得以成立的统治基础。“

批判:说一堆狗屁黑话,让人以为在看西方资产阶级经院派的书,实际上就是对中修抱有幻想,认为敌人很弱

““官僚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核心谬误在于,它混淆了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支配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诚然,中国的官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通过国家机构集体性地影响和支配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制定经济政策,并从中牟取私利。然而,这种权力是职务性的、非继承性的。官僚的特权随其职位的获得而产生,也随其职位的失去而消失。他们无法像真正的资产阶级那样,将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通过产权制度合法地、排他性传给后代。”

批判:他们甚至连中修的资产阶级都要洗白了,还说什么”真正的资产阶级“,难道中修是虚假的资产阶级?江泽民胡锦涛的特权有没有因为他们不再担任主席而消失?叶剑英的子孙现在在两广和中央是什么地位?这些显而易见的证据难道我们共革阵看不见吗?还是仍然抱着”中修不是资产阶级“的幻想自我安慰呢?

”到1992年,国有企业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56%下降到40%,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到60%。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决定把经济制度从“计划为主”彻底改变为“市场为主”,这个时候官僚们完全不打算继续维持工人阶级的阶级统治了,因而这个时候国家的性质也完成了转变。这个时候,中国在经济基础上还没有完成彻底的转变,但是上层建筑已经资本主义化了。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显著加速,最终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完成了在经济基础上的彻底改造,从而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彻底复辟。“

批判:原来这帮机会主义分子判断是否中国变修的方式不是看政权掌握在谁手中,而是形而上学地去翻中修给的破数据!甚至还说”官僚不打算维持工人统治“,难道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靠”官僚维持“的吗?难道92年前邓小平赏赐工人阶级继续统治吗?“2001实现复辟”,这说法和泛左翼说的91年苏联解体导致资本家卷土重来何等类似!他们不知道一个根本原则:即判断是否复辟是要看政权是在谁手里,而不是什么狗屁经济指数

“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体上的毒瘤,即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工人官僚存在其“特殊利益”,而这种利益显然是和实现共产主义所冲突的,因此工人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呈现的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所以,要说官僚阶层是“走资派”,并且要打倒他们,在最终意义上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工人官僚的特殊性,它不是从始至终的直接甚至不是间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在最后讲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时详细论述。”

批判:托派本质暴露无遗了。请问文革时期的官僚阶级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他们有完整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和策略,懂得组织,是一个自觉的阶级资本主义复辟是走资派、官僚资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走资派通过篡夺局部的生产领导权,局部复辟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后篡夺局部的、地方的专政权,实现局部的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就是利用局部优势,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群众,实现全面复辟。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概括一下是这样的

“上述种种成就,还只在初见端倪的时候,却很快被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另一个因素,即继承自斯大林主义的那个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压倒的优势摧残了。文艺必须为政治口号服务,它必须成为这些口号的文学上与艺术上的表现,结果便把文艺因民族化及群众化而获得的若干生机窒息了。”

批判:没错,我们的托派先生们又是最经典地批判斯大林,胡说有什么“斯大林主义”,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就是列宁主义!而后又堂而皇之地反对政治挂帅,胡说这是什么“窒息生机”,从这点上说他们与中修的说辞并无二致。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比解放后的历次群众运动有着更多的自发性。”

批判:文革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群众针对资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只不过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会出现派性问题,何来的“更多自发性”?

总结:共革阵实质上是托派与一些机会主义小团体的结合体,他们许多理论都与托派相似,在路线方面又与机会主义团体类似,都反对先锋队领导,走政治影响力和宣传主义路线,兜售地上暴力,同志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决批判这类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