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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共革阵之所以杂糅各路思想理论就是为了实现拉到更多人的投机目的，由于他们小资习气泛滥，因此拒绝政治报路线严密的纪律和义务劳动，歪曲政治报路线好方便他们迷惑更多的无产阶级。共革阵的伪民主集中制和经济斗争都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组织，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组织，广大革命萌芽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2、看看共革阵的思想来源就看出来了，其本质不过是一个机会主义小组的大杂揉，不论是哪路思想都拿过来用，只要能为他们的理论形成逻辑自洽，他们能舔着脸到处剽窃理论，以及将修正主义拿来用，他们的标新立异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投机目的服务，让他们能在自己的“圈子”狂欢，玩着政治游戏，但是现实的无产阶级的处境以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时必须要改变的，真正正确的路线必然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上去形成假大空的逻辑自洽，所以大群的政治报路线才是符合现实状况的，必然要先锋队领导群众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两百年革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革命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时，机会主义往往会尾随在革命身后，伺机对革命发展进行背刺。这种背刺的行为方法除了光明正大的和正确路线进行对抗（之前围剿大群的机会主义联盟）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塑造一个蛮像正确路线的傀儡，里面寄生着机会主义的真面孔，用真假并存的方法来尝试偷梁换柱，改朝换代。野火是这样的，今天要讲的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简称共革阵）也是这样的。它们表面都称自己是“政治报路线”，实际上背后则是自己的小九九。就让我们从他们的言行中看出大概。
一、挂着民主集中制的头卖泛民主的肉
我们非常有趣的看到，几乎任何机会主义的组织都是鼓吹泛民主，反对集中制的。从组织机会主义的老祖宗孟什维克到今天的机会主义小组都是这样。
共革阵讲到：
“为了建立起一个真正严密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必须依靠党内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幻想某个个人或小团体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永远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有把全党集体的经验、智慧和实践总结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路线和方针。党内的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的选举与监督——不能是装饰品，而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如果缺乏这样的民主，所谓的“集中”就会蜕变为少数人拍脑袋的独断，最终导致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
这是民主的描述，下面是集中的：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分裂成派系。革命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党派，它不能容忍那种以小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派系存在。党内的分歧必须通过公开的、受保障的民主讨论来解决，而不是暗箱操作或小圈子争斗。一旦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全党就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这种高度统一的行动纪律，正是革命党区别于松散组织的根本所在。”
共革阵对民主的理解基本是对的，党内民主确实是革命组织运营的必要因素，也是沿着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动力。但是起到这样重要作用的可不只是民主，民主与集中是并出的，像自行车的轴承和链带一样同时运转使革命组织这辆自行车能够向前运动。而在共革阵的理解中，似乎这个集中只是民主的下手，用民主“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之后“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这样便完成了集中的作用。共革阵这样的认识将集中制度的政治灌输和先进少数作用置于何处？我们从下一篇文字可以得出结论。
“党支部是我们真正的主力，和我们的重心，一定不能把领导层这个中心当成重心来看，导致政治完全包办、基层的同志们只是旁观者而非党实际工作的承担者”
是的，原来党和组织的真正主力不是党中央，不是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彭真、曹荻秋、赵紫阳这样的地方党支部。如果让这三位修正主义当了“主力”，那文革路线可就难办了！诚然，文革的教训说明包办主义会导致当领导层变修时基层党组织只能束手就擒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抹杀，这也是民主集中制必需的原因，但集中的必要就在于一个组织的诞生一定会有理论成熟与不成熟之分，有先进分子有落后分子，有毛主席，有王张江姚，有陈永贵。这样的情况下在党内建立一个由先进领袖人物组成的中央司令部是必须的，下级服从中央指挥，服从纪律，部分部门受组织调遣，同时各基层组织群众运用自己的民主监督权罢免权。只有这样一个革命组织才能说的上运用了民主集中制，民主是组织的血液，集中是组织的肌肉，没有任何一项这个革命组织都不能活。共革阵这个机会主义为了推销他们的泛民主连党中央的必要性都敢否认，下一步是不是要从自由派那里取材，说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党中央是“独裁政府”？共革阵机会主义者本身是一群小资产阶级左派，他们害怕纪律，害怕先进人物和领袖，梦想着搞“列名入党”这是所有机会主义一锅出的毛病不足为奇，但是他们否定党中央的行为是意图埋葬整个左派的存在正当性！
二、逃避政治领导路线，投奔经济主义
经济主义路线是列宁在一百多年前批臭批烂了的古董化石，就连有些机会主义者都不屑于谈它。而我们的共革阵非常不挑食，为了走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把这也搬了出来：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改良斗争，而在于如何进行。改良斗争要在工人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找到切入点。比如在工厂里，工人们最直接的要求往往是工资、工时和安全保障。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工人把这些零散的诉求组织起来，从个别的讨薪行动发展为集体的谈判与罢工，使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只有在团结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斗争不仅能争取到眼前的利益，更能让工人亲身体验到阶级对抗的现实。事实上，改良斗争可以说是提升工人阶级意识的唯一现实途径。即使这种斗争并非在党直接领导下展开，它依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因为阶级意识并不是先验的灌输，而是在斗争中不断生成和深化的。改良斗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存在辩证关系：没有斗争，意识就会停滞；而在斗争中，意识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束缚，逐步走向觉醒。
马列毛主义的正确路线也是要搞经济斗争的这不假，但是在政治报的革命路线中，未来的融工路线应该是依托于经济互助组织这样的群众组织，在组织中确立代办员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用这些集中的元素来粘合住整个地上组织的，而不是机会主义者的改良斗争。共革阵更是妄言“改良斗争可以说是提升工人阶级意识的唯一现实途径”，这些机会主义者将组织灌输放在何处？可以看出共革阵的朋友们是真的不喜欢集中的革命家组织，为了不接受组织的政治灌输，为了在一个政治组织中搞去政治化，连经济主义都搬出来了，殊不知这种经济主义绝不可能像机会主义想的那样“一直经济主义一直改良，最后进入革命政治斗争”，只会一直停留在经济主义的泥潭中，最后要么长时间得不到正反馈工人们离去，要么狗急跳墙搞个大的被铁拳制裁。
他们的去政治化路线还没有止步于此：
“工人政党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群众来进行领导，工人政党本身就是从工人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它们通过引发群众对现实有进一步认识、理论说服实现领导。革命和解放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恩赐，因为革命和解放本质上就是针对群众自己来说的。如果群众不去真正参与解放自己的运动，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对解放取得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在“革命”后明白如何自己管理自己，而革命和解放的目的之一是要群众自治”
先反对党中央，又反对政治斗争，现在又反对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共革阵朋友们建议快去团结俄罗斯炸铁轨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像前面说的，工人阶级身处于资产阶级社会中，身上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刚进入组织必然会将这些思想带到组织中来。去除这些思想用他们的“*引发群众对现实有进一步认识、理论说服实现领导”*这个方法一点用也没有，只会将组织变成工人们抽烟侃大山的场所。只有通过群众组织的工作来实现对群众的领导，用长时间对群众的政治灌输才能够实现将鬼变成人的伟大改造。
三、迷信政治影响力
机会主义者的再一个共同点便是迷信政治影响力，他们总是幻想着自己通过三寸不烂之舌来制造红色奇观，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听他们领导。
“由此可见，中国维护其社会秩序并不主要依靠着警察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暴力机关”，年初的蒲城事件中群众突破警察封锁、驱逐警察从而占领学校的例子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暴力机关在面对愤怒的群众时是何等脆弱。中国共产党维持自己统治不只是简单依靠警察的棍棒的。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泛滥的“粉红”和“主流正能量”。
为了推行政治影响力路线，他们把蒲城事件推了出来，先是弱化中修暴力机关的能力，由此导出中修的真正威胁是“影响力”和宣传机构，那好哇！我们依靠地下组织也将影响搞大和中修打擂台，我们这边有人民一定能赢！真是可笑又可悲，先不说中修的宣传机构他们打擂台属于和龙王比宝的弱者行为，中修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是中修掌握着的一国暴力机关，是中修帝国主义强大的军队和武警部队。像毛主席说过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无产阶级政权由枪杆子里出，资产阶级也是一样。走资派有枪杆子，所以林彪韦国清能够屠杀造反派，叶剑英能够戒严北京威胁上海实现改朝换代，中修能够有惊无险化解一切自发人民运动。而共革阵拎出来的蒲城事件也正是证明枪杆子政权的必要性，由于人民是自发的，零散的，所以中修的武警可以将这么多人民参与的集会和平清场，他们能够从周围调来武警增援部队，能够使用先进的防御装备和信息屏障技术，能够使用战术纪律来分隔、打击群众队伍。这些是自发的人民群众万万不可能具有的，于是人民需要一个自觉的战斗组织，需要用完备的组织武装起来。而共革阵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理论，竟然堂而皇之的胡说什么“暴力机关在面对愤怒的群众时是何等脆弱”，请问这样面临人民自发运动又一次失败的悲剧不去自省却连连叫好的行为和让人民白白流血的自由派领导人柴玲有何不同？？这难道不是对革命事业，对人民的无耻背叛？！
四、污蔑大群地上地下隔离的政治路线，自己却大摇大摆冲塔
在这群机会主义者实行自己的一套黑路线前，有一座巨石挡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大群的政治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面前，他们的路线显的那样荒唐可笑。于是在进行他们的浑水摸鱼活动前必然要先处理大群问题。先是抄一点普遍正确无害的路线（民主集中制和政治报的皮毛），然后将要害进行抹黑：
这些组织、这些人，不再把革命之安全——即工人阶级是否能夺取政权作为政治出发点，而是把个人的安全、职业发展视为首要。他们打着“革命视数十年为一日”的旗号，把大量满腔热血的共产主义者们塞到了所谓的“秘密干部党”和“地下组织”里，不推进这个组织走向正式化、成熟化，不推进革命团体去建设自己的力量、发展出群众性的工作，实际上干的却都是繁杂的“党务”和毫无意义的低质量时评、念经。
他们以虚拟为居所，以分裂为荣耀，打造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左翼迷宫”。所有试图跨出屏幕、建立现实行动的尝试，都会在第一时间遭遇他们的抵制与打压，甚至连军警宪特都还没开始行动，这些人就开始在自己的圈子里大吵大闹。每当真正试图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革命力量萌芽时，这些取消主义者就会立刻发动攻击：他们不组织自己，却热衷瓦解他人，不自己带头，却穷尽一切手段断绝他路。通过对其他革命组织的污名化，将其描绘为“危险分子”、“夸大形势”、“警察间谍”、“叛徒”……疯狂的翻找历史引经据典就是要把真正的革命者塑造成原罪之人，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无能。这些现代取消主义者善于狡辩为什么不该干事，却从来不敢也不会自己干事，更无法把组织力量落实到地
这些言论已经不稀奇了，他们这些机会主义什么都不干，不去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却一直说别人不做事。地上地下隔离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前面所提，现在的无产阶级身处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组织不能够一开始就接纳，必须要循序渐进的吸收，从地上到地下之间要实行隔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组织能够安稳发展不至于刚开始就被中修扼杀在摇篮里。共革阵对这一措施的必要性不屑一顾，自己竟然敢于搞线下活动：
北京时间2025年7月8日、9日为期两天，本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正式召开了全组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经过仔细考察具有经济能力、绝对的安全意识和严肃性的代表同志来到马来西亚，共同商讨组织的未来的计划以及对各地区各种问题的反馈。这是中国左派近几十年第一次在统一纲领的指导之下，以最严肃的、最紧迫的态度共同地去往同一个地点，探讨同一个问题，也是真正意义上被组织起来的第一次
这些人待在那样漏洞百出四面漏风的组织竟然敢于和组员们线下聚在一起，我们应该佩服他们的勇气还是嘲笑他们的愚蠢？或者说他们就是柴玲的左派形象代表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像在天堂里一样什么都不用担忧？正常人是理解不了的。我们只能指出，像他们这样毫不注意保护目前本就不多的左派力量去搞线下公开见面的行为正是他们骂的那种革命取消派不打算革命的行为。
共革阵一边坚守着冲塔论的残余基地，一边骂着大群，一边却又要抄大群的政治报路线。可能有些同志觉得这样的行为十分矛盾，其实共革阵朋友们将这些矛盾事件巧妙的统一了起来：
我们要真的做群众工作，不可能是原子化的单打独斗，而是搞线下的党支部，建立全国网络，而我们也不能只是用线上报刊的方式去招募，而是重点通过线下招募，在我们身边的群众搞类似政治结社（但是首先得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比方说，工人党员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起互助会或是其他工人组织；学生党员也是同样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起马克思主义学会或是其他学生社团。此外，我们也得认识到，不同于学生（他们可以耐心读理论），工人们只能是在实践（即通过一般的生活和工作）中认识到自己要团结起来的，在早期，我们则需要先进工人去做这些工人的工作。学生在发展工作时，他们也不仅接触学生，也会接触到工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身边能够被组织起来的同志，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百人中有一个就很好了，我们必须长时间，用艰苦卓绝的实验去摸索。如果平时没有以这种方式搭建组织，那么革命形势来了，给了你机会，你也什么都干不了。我们的文章理论再好，没有长期的革命工作和宣传，一切都是白搭。
有没有看出来？共革阵在前几句话抄袭了大群的全国一盘棋理论，之后却话锋一转开始歪曲这个理论搞地上冲塔。如果这样的捏造拼接技术用在生活中共革阵的朋友们都能变成匠人精神传承人。共革阵认为他们搞的是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全国范围内的单兵冲塔，毫无纵深地直接让群众接触政治，搞政治结社，在中修的统治下恐怕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五、共革阵与红中网，刘少奇遇见王光美
从之前的机会主义围剿大群活动可以看出，机会主义者们从来都是惺惺相惜的，共革阵也是如此。这不，他们与红中网搞起了友好外交
有位读者同志曾经反应我们缺乏一个系统性介绍自己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导致前来了解的同志只能碎片化、断断续续地认识我们。据说这给很多宗派主义者机会，让他们挑出一两篇文章断章取义来“净化共产主义队伍”。正好在本周，应《红色中国网》邀请，组织方面写出了这个长期缺席的“名片”。在这里我们将发布于红色中国网论坛上的原文进行转载以供同志们阅读。
我们都知道红中网的黑路线，大群已经批判了很多次，在此不多作赘述。和这样的组织混在一起，必然意味着它们的臭味相投。从下面一段也能够看出来，他们和红中网一样是半外围的拥簇：
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制度转型期……这一阶段还没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但是改革已经为2001年的彻底复辟打下了基础。
……
因此，习近平治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死路。……最终，这条道路可能在三种情境下走向终结：一种是国际资本体系的重大危机迫使中国失去赖以生存的外部支撑，在美国与欧洲政权率先崩溃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安全港湾；一种是民族主义反噬推动中国走向高风险的对外冲突乃至全面战争；而最后一种，则是国内阶级矛盾的积累突破民族主义的桎梏，让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诉求重新进入历史舞台。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在于彻底超越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牢笼，打破中共作为全球资本代理人的地位。
我们先对这个2001彻底复辟的像闹着玩一样的理论按下不表，之后再来看这个理论的来源。我们先将视角聚焦在“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牢笼”上，请问中修难道不是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吗？中修不是正在进行着自己的帝国主义霸权建设吗？虽然由于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强大中修目前还没捞到太多实利，对美国的依赖和被卡脖子现象依然存在，但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中修是全球资本的代理人”。这在目前的墙外左翼组织中几乎已经成了共识，共革阵连这都能否定，可见与红中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六、南湖划船的小组路线，迷信影响力
事实证明共革阵组织不仅团结了红中网，还与红贝同舟共济，从红贝那里学来了南湖划船小组论：
所有共产主义者现在需要的，首先就是放下那种高傲的态度，结束所谓“宽于待己，严以待人”的幼稚心理。我们会想起自己一开始步入革命事业时的轻浮和不成熟，往往都一笑了之，说这是“正常的过程”。这个说的没错，但自己有了进步后看待其他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就变成了五年级笑话二年级还要家长接送上下学一样，开始双标然后用最生硬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去“批判”。
……
其次（准确说是落实“首先”部分所说的态度后）我们所需的，就是尽可能团结组织起来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们。我们需要的是在当下中国革命的纲领之下建立这么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全方面地锻炼每位同志的政治、组织、交涉、群众工作等方面的能力。一个革命党立足的基石是它的革命者。革命者想要被聚集在一起，主观上需要我们用之前所说的灵活开放的方法，客观上需要扩大影响力——就是我们嗓门声音的大小——来将这些思想传达到四处。各种宗派主义者都在阻挠这个进程，他们以“立场原因而非认知原因”、“披着左皮的反革命”、“间谍、打入主义”等等理由去排挤任何非我者声音的传播，稳固自己在山头的地位，稳固自己山头在左派政治圈里的地位，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位？早抛到脑后了。他们禁止任何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发表危害自己山头正当性的言论，无论这个言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否对于推进革命工作有利。我们不能退缩或者服软，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其一样的愚蠢水平参与骂战。我们要让听到声音的严肃、有希望的革命者们（群众这方面本身宗派主义者也是处处碰壁所以无需担心）能经过比较和思考意识到老路的不通。我们要向也如此想的革命者敞开大门。
不得不说共革阵是个非常厉害的学习者，可以说是集了百家之长。可惜，是机会主义的百家。又是南湖划船，建一个小组将影响力扩大吸引其他“同志”，搞路线斗争调和。这样的小组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大群和东风、野火、工农解放社等各式各样的组织路线都混在这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里一起“团结起来”，这样的组织难道能有一点团结的元素吗？怕不是像社民党二大那样刚提出个党纲便吵作一团了！列宁时期社民党是从分裂小组统一成的党有这种分歧割裂是正常的，我们现在难道还要再走一遍弯路？诚然我们现在需要团结无产阶级乃至所有具有革命性的市民阶层，但是这种团结的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要认同组织纲领，就像想在大群发言就要认可政治报路线，不认可者不得发言一样。机会主义者们搞的泛团结只会将自己组织的路线（即使是机会主义中为数不多的正确理论）搞得乱七八糟甚至一步步退让，阳和平，普列汉诺夫从先锋队退化成机会主义乃至取消革命的例子难道还不能够说明吗？
组织改组造成成员换血、团结、争取更多革命组织和革命者导致新的干部的加入，都会深刻地伤害仕途主义者的利益。一想到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就意味着把不了解也可能不信任自己的他人引入组织中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挑战，意味着要把权力分享给被新人信任的他人，仕途主义者不免会气到发抖。当然，这在形式上可以扮演成“引入落后分子损害队伍的纯洁性”“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我们是意见不统一的”的“客观”理由，再次提醒我们仔细甄别是革命团体的必要课题。那么如何保卫自己的地位呢？只要组织间不融合只业务合作就好了，因为“意见不统一”“只是工作有共同合作的点”。总之，组织的权利不应该向那些已经去信任别人的人分享。我们应该吸纳那些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组织的人进来，这难道不是仕途主义者仕途主义者对于可靠的、意见一致的革命者的理解吗？
从这段也能看出同样的黑货。原来组织的权利，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可以对组织一部分决策造成影响的权利，是可以向“已经信任别人的人（不如直白点，已经投靠其他山头例如安托西修，其他机会主义，甚至自由派的人）发放的，而要求组员认可组织路线的意见便是“仕途主义者”的意见。这样的组织哪还有一点凝聚力！怕不是一经上台面便立刻被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路线寄生！共革阵为了逃避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战斗型革命组织，将他们的老祖宗马尔托夫列名入党的路线搬了出来，他们“不是共产党，崇尚泥潭先”！
但其实我们也有些冤枉他们了，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联合，比如大群的人员，他们便不屑一顾，对此这么写道：
他们只看到了其他组织“有资源”的表象，却看不到其本质。我们去反对宗派主义的组织，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的资源不是用来为革命服务的，而是用来为了自己心所谓目中的正确理论来进行辩护和伸张，因此我们不会去联合这些组织。
因为大群是宗派主义，所以大群不能被联合。为什么大群是宗派主义的呢？因为大群“为了自己心所谓目中的正确理论来进行辩护和伸张”。将它翻译成人话便是：因为大群捍卫自己的政治路线，对其他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打压，于是大群是不可教化的，绝不能团结！这些机会主义朋友们把保卫正确路线的行动与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又极其害怕大群，乃至于连南湖划船理论里的泛团结都要把大群刨除去。只是大群并不屑于和你们团结，恰恰相反，我们要将你们的真实黑路线连根拔出，让群众看到你们的真面目！
七、对马列毛主义理论进行修正
共革阵这个组织是继承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前辈，但又似乎不满足于在路线和组织建设问题上的投机，于是又将目光瞄到了基本认识上，又拜了个新老师伯恩施坦，和这个庸师一起搞修正主义，通过修正基础理论给他们的黑路线作背书，这可真是高明，在被修正过的理论地基上建设他们的黑路线，确实比一些普通机会主义坚固一些。因此马列毛主义者也要看清他们是如何修正的，将他们的地基炸毁。
我们认为危言耸听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和熟知的法西斯主义，不能通过部分政策的雷同而化为一类——因为分类不只是学究的争辩，而要采取相应的战术。中国如果是法西斯主义，那“工人阶级情绪不断高涨，革命日益成熟”的前景就成了自欺欺人。
共革阵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有趣观点：中修是波拿巴主义的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国家！这个理论可真是新奇，拿破仑一世和希特勒几乎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鼓吹本民族优越性，倾国之力对外征战压榨人民，甚至可以说拿破仑一世时期诞生的沙文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源头之一。到了共革阵这里，因为“工人阶级情绪不断高涨，革命日益成熟”的前景就成了自欺欺人”所以中国不是法西斯主义是波拿巴主义，这样的划分可见他们根本连法西斯主义是什么都不懂。二战时期日本同样是法西斯主义妨碍日共领导日本人民反战了吗？墨索里尼同样是法西斯主义妨碍人民推翻处决他吗？说法西斯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革命胜利，这样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恐怕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取消革命理论而生造的。
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虽然宣称马克思主义，但其在实践上已经脱离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这个说法也是模糊不清、并非唯物主义的，包含了对前一种社会制度的思念和肯定。它潜意识认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只是“思想上走歪了”，就和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的辩论一样，是“共产主义思想内部的斗争”。虽有有一定道理，但这一词实际上不太适合当前中国，因为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修正可以概括的了，而且经过历史上不堪的滥用，这个词早就与一开始的意义有距离了。
在说完中修不是法西斯之后又说中修不是修正主义，共革阵这样的明目张胆颠倒黑白的行为不批行吗？？将修正主义说成共产主义思想内部的斗争，这就是说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赫鲁晓夫和毛主席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共革阵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老师真是恭敬至极，哪怕是泛左翼都要踩的修正主义者共革阵都要给他们捞出来！
在欧美、日本等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等正式渠道表达其利益诉求，并形成统一的阶级政治纲领。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与制度的独特性，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异常尖锐，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自主的政治力量。这种分裂主要体现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房地产资本之间的深层矛盾。
……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种结构性的弱点，使得资本家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寻求庇护。这种依附性反过来强化了国家机器的“仲裁者”角色，使其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并最终使得党国官僚系统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唯一有效代理人。这种因果链条构成了波拿巴主义在中国得以成立的统治基础。
先是胡说欧美资产阶级阶级统一的方法是靠议会制度等正规渠道，之后又说中国资产阶级无法统一，是一盘散沙状态，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也是和他们这些小组一样自发松散的，不是自觉阶级，那我们还组什么自觉组织？用自发的斗争便能够和中修对抗！共革阵对资产阶级性质的歪曲本质上还是为自己的自发形态辩护，对敌人抱有幻想和轻视，根本不想好好建设革命组织。
1976-1992-中国工人国家的最后岁月
1992年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专政被彻底瓦解的关键转折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其“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的号召，明确了市场化方向的不可逆转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发生的，这场运动所暴露出的来自群众不满，促使官僚阶层意识到，必须通过加速经济改革来维护其统治。同时，苏联和东欧各工人国家的倒台也为中国的官僚们敲响了警钟，他们将这些国家的剧变归咎于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停滞，并害怕自己的命运会和它们一样，因此更加坚定了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巩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决心。于是，紧随其后，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决定性意识形态转变”，它不再将市场机制视为指令性计划的补充，而是将其提升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到1992年，国有企业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56%下降到40%，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到60%。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决定把经济制度从“计划为主”彻底改变为“市场为主”，这个时候官僚们完全不打算继续维持工人阶级的阶级统治了，因而这个时候国家的性质也完成了转变。这个时候，中国在经济基础上还没有完成彻底的转变，但是上层建筑已经资本主义化了
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显著加速，最终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完成了在经济基础上的彻底改造，从而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彻底复辟
共革阵这帮取消革命的书呆子们连中国资产阶级复辟历史都歪曲，中国工人阶级最后的岁月就是毛主席去世到中央文革小组被逮捕的这段时光，在这之后华叶汪就对全国范围内的工人造反派进行了清算镇压，并下架“反击”等继续革命题材艺术作品，推出一系列暗中反对文革的作品（画廊一夜、帽子工厂等等），这就已经从政治和文艺两方面完成了资产阶级复辟，至于经济复辟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是时间问题和复辟程度问题。这些书呆子只看经济所有制和各种数值统计，就是为他们的去政治化作背书！他们应该去资产阶级大学搞统计学研究而不是在左派这里混淆视听！
自从中共在内战中胜利，建立起全国性的工人政权以后，新文艺方面的这一种民族化趋势，不但继续着，而且加强了。它被规定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中。在文艺领域中，这个口号无疑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特别在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方面，它确实尽了些起死回生的作用，做了些改旧创新的工作。它也确曾相当刺激起群众的创造努力，大大提高了中国文艺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但是不幸得很，上述种种成就，还只在初见端倪的时候，却很快被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另一个因素，即继承自斯大林主义的那个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压倒的优势摧残了。文艺必须为政治口号服务，它必须成为这些口号的文学上与艺术上的表现，结果便把文艺因民族化及群众化而获得的若干生机窒息了。
“毛泽东文艺思想里的斯大林主义毒素”，看来共革阵朋友们的恩师还有一个托洛茨基。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便讲过文艺是必然要为政治服务的，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样的理论本以为在左派心中应该是像共产主义必将胜利这样的原则一样根深蒂固，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共革阵的反动程度。共革阵用文艺的例子实际上是利用“斯大林主义毒素”来指代大群的“独裁”，推销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比解放后的历次群众运动有着更多的自发性。毛泽东所赐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造反派提供了一个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无法相比的较大的政治活动自由空间。人们可以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办报、自由游行、自由表达对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其中包括“当权派”和官方组织的好恶。尽管这种自由和权利最终仍受到一个不可渝越的规范的制约，即“不准攻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比起17年以来的政治运动，这却是第一次真正掺和了群众自己意愿的政治运动。17年体制在政治及经济上与职工利益的冲突，在工人造反派运动中得到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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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人整人运动模式反感的造反派们，自己的运动方式仍然没有超出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整人模式。这些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和“领导阶级”，始终没有形成任何一场大革命中领导集团所应该具有的独立的政治立场，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以上海“工总司”为例，其成立宣言通篇只是对当时报纸上的社论以及红卫兵小报的拙劣重复。除了短暂的经济主义要求，我们很难再看到工人造反派提出过什么其他真正属于自己的要求。他们给对手所安的罪名始终没有跳出十七年阶级斗争所固有的罪名，诸如“出身不好”、“修正主义”、“思想右倾”、“反对毛泽东思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至于“文革”中的新罪名诸如“反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等，与17年的政治罪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发明权也不是工人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造反派运动始终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虽然比起17其他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工人造反派们自己的意愿，但这种意愿始终只停留在个人好恶和欲望上，停留在颠倒位置的造反水平上，未上升为理论或纲领。
继续从托洛茨基的骨灰中挖舍利子来砸大群，攻击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反对党中央的必要性。先是污蔑工总司在内的造反派组织是自发性的没有政治纲领和政治要求又说他们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共产党和毛主席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反对刘邓陶、林陈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捍卫继续革命路线难道不是造反派的政治要求和纲领吗？在上海市委打压造反派时勇敢站出来造反反潮流难道不是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体系吗？就非得像黄金海回忆录里的那个在大街上一边杀猫一边骂毛主席的人一样才叫有“属于自己的要求”？共革阵名字叫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恐怕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阵线，是刘邓的潜在信徒。
对于一个在全球资本体系中高度融入、高度服从的政府而言，这种压力是致命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虽然具备了与美欧核心资本集团进行全面、长期冲突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绝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最后一步——中国政府高官子女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欧美国家，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依赖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主导的结算网络，中国资本家的国际市场需求仍是外贸和产业链稳定的生命线。一旦因国内民族主义推动而采取激进的外交或军事行动导致外贸与投资渠道受阻，中国资本家将彻底被“逼上梁山”，丧失最后闪转腾挪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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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路径的最大局限在于，它注定无法兑现对国内群众的承诺。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还是南海、台海、边境的“斗争姿态”，最终都无法转化为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福利的现实成果。相反，工人阶级为这些资本主义扩张项目付出的，是被压低的工资、被剥夺的劳动权利、被削减的公共服务，以及被民族主义狂热所取代的的阶级意识。民族主义反噬的风险在中共的统治逻辑中越来越突出。习近平路线依赖民族主义动员来维系统治，却又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展现出不敢越界的保守本质。这种反差让部分民族主义者感到愤怒，并推动他们走向更激进的立场——要求彻底对抗西方、要求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国家统一、要求用“硬实力”证明中国的崛起——本文已经反复证明，这些诉求和资本主义中国的生存逻辑直接冲突，因为真正的全面对抗将动摇老爷们赖以生存的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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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向外转移的逻辑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宿命轨迹。列强的扩张史无不证明，当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市场和殖民掠夺暂时缓解国内危机时，它同时也在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积累条件——对外依赖一旦受到冲击，国内危机便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对外扩张必须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体系中进行，必须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世界核心资本集团形成合作与分工，而这恰恰注定了，资本主义中国绝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霸权挑战者。
又是否认中帝论的论调。中修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复辟过程，到了习近平一代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内部矛盾的恶化必然使其加速对外争霸的速度，否认这点就是否认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说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就是说中修有可能自然崩溃。共革阵玩这一套已经不足为奇了。
结语：
共革阵可谓是机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们不仅四处拜师和盗窃，将各路人马的理论都生搬来给自己用，还自己修正了一大批基础理论，可谓是造、买、租合为一体了。但是白骨精就是妖精，再怎么颠倒黑白也不能逃过马列毛主义的火眼金睛，马列毛主义者要把握住正确路线的武器，在机会主义者们闹出更大的影响之前将其诛杀，团结在政治报路线周围，持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