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列宁同志是如何成为“列宁”的？正是因为他能够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发挥革命者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去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因为他戳破了机会主义的阴云，历经千难万险战胜了党内的危机，以正确的革命谋略指导党的建设，列宁同志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而绝不在于泛左翼所狂热崇拜的政治影响力。
在这关键的组织路线问题上坚定与列宁唱反调的人，除了孟什维克，还有罗莎·卢森堡。在《进一步，退两步》发表的同一时期，卢森堡就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严厉抨击列宁的革命路线是“极端集中主义的”、“具有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卢森堡在文中绞尽脑汁尝试把列宁的革命路线说得骇人听闻，而这正中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下怀。
当代机会主义者当然不敢公开反对列宁，这无异于乞丐砸掉自己的饭碗，于是，他们试图搬出卢森堡，试图在二者不同的路线中折衷（投机）。即借卢森堡的话原则支持列宁但反对具体执行措施，转而用“自觉革命组织源于实际斗争”这样的正确废话欺骗革命新芽参与到无结果的手工业自发融工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早已被大群批倒批臭的机会主义革命自发论，居然被机会主义者披了个“革命者卢森堡”的马甲再次粉墨登场了了。若有反对声音，机会主义者就会搬来列宁对卢森堡“虽然鹰有时飞的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的评价来掩人耳目。
裁剪历史、拼凑史料而妄下定义可不是马列毛主义者的态度，机会主义者想利用当代左翼对于卢森堡的定性模糊来借机推广机会主义路线，那么马列毛主义者就要为了捍卫革命路线而揭开卢森堡的虚伪面纱，揭露其深陷唯心主义泥潭的机会主义真面目！
这绝非什么暴论，也完全不与列宁的评价冲突。卢森堡虽然在抗击帝国主义战争、德国社民党改良主义路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时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但后续的民族自决权问题、土地革命问题、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组织路线问题上的重大自发性错误，已经完全暴露出她深陷唯心主义世界观，迷信资产阶级自发消亡的本质，在这种顽固的资产阶级意识驱使下，卢森堡抱着机会主义路线牺牲是必然的——卢森堡的死当然很可惜，所以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激浊扬清，辨清卢森堡的机会主义本质，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的革命新芽被机会主义路线蒙骗而步入卢森堡后尘。
列宁与卢森堡二者最核心的分歧，就是列宁的革命路线是坚定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研究帝国主义，来支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因此列宁强调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强调自觉的革命斗争；而卢森堡的革命路线是从辩证唯心主义出发，以共产主义下的种种概念原则出发，先验地去指导实际斗争——以这种唯心主义错误起点出发，导致卢森堡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成了自发的泛民主、“高于民族自决的人民民主”成了彻底局限于纸上的空谈、“资本积累”理论的分辨中彻底倒向了资本主义自发崩溃论，最后的结果就是强调用逻辑战胜资本主义，支持人民自发性斗争，仅仅谋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的存续。
可见，列宁对于卢森堡的批评，是对于其自发性路线的全盘否定，这二者的路线之间是完全对立的，绝不能容许机会主义者钻空子。这一点就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如此定性，才能够从根本上打击到那些以卢森堡作旗帜行招摇撞骗之事，宣扬、兜售反动路线的机会主义者们。
一、揭露卢森堡在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真面目
卢森堡说：
“
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地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正如列宁所说，“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卢森堡把列宁所主张的民主集中制等同于“要搞无条件集中于中央机关的”官僚集中制，把列宁主张的地上群众组织与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隔离理解为“脱离群众的布朗基主义”，无论是在20世纪，还是在21世纪，卢森堡的话都与机会主义者的话别无二致！
而卢森堡在这里的话中，用词用得很含混，她这里说的：“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指的是什么，是先进群众？是正在进行自发斗争的群众？是自发组成的小组？还是统一的打碎改组旧小组的统一革命政党？根本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卢森堡自己就把以上概念混在一起，实际上的结果，就是混淆自发性与自觉性，实际上支持了“小组大联合拼成革命共产党，自发斗争自动发展为自觉斗争”这样的机会主义路线。
改良主义的斗争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仅仅满足于经济福利的工人，自发斗争本身只能培养出自发意识，小组手工业的组织只能培养出松散的组织意识；只有革命家组织领导的自觉斗争才能培养工人的自觉性与共产主义意识，对卢森堡来说，这些人都属于他口中的“先锋队”，可见，卢森堡路线是不分自发与自觉、手工业小组与统一的革命党的，这样就是在实质上取消了自觉斗争与建设统一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搞自发性崇拜。
在这里，卢森堡正是因其哲学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问题，所以认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天然地拥有革命性，自发斗争等同于革命斗争的初级阶段，因为量变导致质变，因而自发性够高就能变成自觉性。我们已经见识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来实质上拒绝革命、用经济发展代替革命阶级斗争，见识到了当代机会主义者无师自通黑格尔主义哲学、用“庸俗量变促成质变”的逻辑鼓吹小组结合为党，亦可见卢森堡认识错误的严重程度。
俄国运动的历史本身提供了很多证据，表明上述意义上的集中制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中央机关把自己的权力仅仅限于党的活动的纯粹技术方面，限于调整鼓动工作方面的一些辅助性手段，例如运送党的文件，适当地分配鼓动力量和财政力量，那么象列宁所设想的那种几乎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的、大权在握的中央机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只有在中央机关运用它的力量来制定统一的斗争策略，解决俄国的重大政治行动的情况下，它才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俄国运动的变化中看到了什么呢？俄国运动近几十年来的最重要最有效的策略上的变化不是由运动的某些领导人“发明”的，更不用说是由领导机构“发明”的，而它们每次都是已经爆发起来的运动本身的自发产物。俄国的真正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阶段开始于1896年彼得堡爆发的自发的大罢工，并且开辟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经济行动的时代。第二阶段即街头政治游行示威阶段，也是这样。这一阶段完全自发地开始于1901年3月间彼得堡学生的行为。使他们大开眼界的下一个策略上的重大转折点是顿河岸罗斯托夫“自然而然”爆发的群众罢工，以及同这种罢工相联系的临时想起的街头鼓动、露天群众集会和公开演说，这些事在一年以前对社会民主党勇敢的突击手来说，还只是当作一种幻想而不敢大胆去设想的。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行动”总是先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首创性和自觉领导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不是由于这种专门组织对它应起的作用缺乏准备（尽管这一因素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发生了影响），更不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缺少一个象列宁所设计的掌握大权的中央机关。相反，这样一个机关很可能只会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不坚定性有增无已，并且加深奋起进攻的群众和踌躇不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制定策略时，党的领导的自觉首创性所起的作用很小，这种现象在德国可以看到，而且到处可以看到。（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卢森堡在以上这段话中，谈到了工人群众从认识到工厂老板是自己的敌人，发展到了认识到资产阶级政府是自己的敌人，在这段话中隐含了对自发运动的崇拜，认为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自发不满就足以推翻自觉行使专政权的资产阶级，鼓吹自发运动的“神圣”，并认为党领导群众是对群众革命首创精神的扼杀，认为党的机关总是保守的。这只能证明，卢森堡这里所说的党根本不是革命政党，而是机会主义者领导的“党”。用党的中央机关被机会主义所占据而导致的后果，来反对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领导作用，这是用一种错误倾向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用无政府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正是打着反机会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
同时，卢森堡也在这里说了很多群众创造的东西，赞扬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批评了党内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是，她没有注意到，自发性主导下的群众创造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且一个不落地被冷酷的国家机器所镇压。一时的激情澎湃的成果化为乌有，这正是对群众首创精神的最大伤害。正是因为缺乏了革命政党的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难以保留下来，更别谈把个别地方的群众经验推广开来了。
此外，卢森堡的路线错误还体现在她对战争和布尔什维克夺权的误解上。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当中，她认同列宁的党是唯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的党，它通过提出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保证了革命向前的进程。布尔什维克不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一点是卢森堡根据布尔什维克革命策略路线作出的评价。当然，这绝不是提出口号就能实现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正确分析革命条件的辩证关系、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具体措施，在于各级组织以及苏维埃和党中央的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思想认识的联系，是无数次内部斗争清除错误意见的结果。卢森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夺权终结战争，但是对战争延续和对革命作用判断有误。然而卢森堡不赞成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不支持民族自决。这是她片面速胜的体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发动群众，保卫最核心的力量才能获取胜利。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永远不能按照考茨基的善意劝告，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不是背叛自己，背叛国际，背叛革命。他们恰恰应当并且必须立即劲头十足地、不屈不挠地、毫无顾虑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尽管卢森堡承认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政治目标的正确性与必要性，但她却又在事实上否定了苏维埃俄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反而将其称之为是一小撮人统治的资产阶级专政，再次鼓吹起了“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放弃先锋队的领导、否认无产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必要，活脱脱重现了其“自我集中制”的机会主义论调。卢森堡在经历了列宁对其的批判、波兰党的支离破碎、孟什维克的失败等事件后，依旧死心不改地支持机会主义路线，可见其机会主义本质。
综上，我们完全可以明白，在组织问题上，卢森堡是完全的机会主义者，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反对那种以高度集中和纪律著称的党组织形式，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主张党应更多是群众自发性的“反映”，警惕“中央集权”的危险这样一个鼓吹群众自发性的观点，在《群众罢工》中她强调群众运动、群众自发性的原动力作用，把大众行动的自发性看作革命的中心动力之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卢森堡把“自发性”、“民主反映”置于先锋队、集中制之上,这是她核心的机会主义路线。顽固地反对先进政党领导的自觉斗争，为自发运动路线摇旗呐喊。1903年错判孟什维克性质，为机会主义站台，之后仍然反对列宁的革命谋略。在1906年左右，卢森堡等人领导下的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整整一年不属于党了……它既没有同党中央发生组织联系，也没有同取消派的所谓组织委员会发生组织联系。”完全成为了党同伐异的所谓组织工具。1914年7月甚至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王德维尔得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1918年后仍对于十月革命认识具有错误。这说明卢森堡在世界观上就没有坚定支持辩证唯物主义，用理论逻辑战胜资产阶级，屡次在现实的斗争中钻牛角尖误入歧途，是彻底的机会主义立场。这就导致在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多次工人运动与革命浪潮中，缺乏能够把自发性斗争高潮吸纳、组织并转化为统一战略与政治权力的坚强组织，最后在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下一败涂地。可见，她在路线上完全同孟什维克保持一致，是在为机会主义者站台。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她在“专政问题”上是完全机会主义的，陷入了空洞的人道主义和形式民主的幻想。
卢森堡的错误绝非一时糊涂的偶然，而是长期坚持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反动立场思考革命事业所酿就的必然，最后卢森堡也为顽固支持机会主义路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去对于卢森堡本人的机会主义定调，不去坚决肃清机会主义路线，就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更多人沦为机会主义路线下的牺牲品。
二、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立场决定了卢森堡的机会主义性质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而要以阶级立场为根本，看他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持何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其路线的合理性，从根本阶级利益的角度判断其路线所服务的对象，一句话，种种事实能够证明其革命立场坚定，且能够出色掌握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为革命服务的革命者才是自觉的马列毛主义革命家；种种事实能够证明其反动立场根深蒂固，深陷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潭中，顽固支持反动路线、为反动阶级利益服务的就是确凿的机会主义者
那么，就从马列毛主义的视角，结合历史斗争中，卢森堡的诸次表现，来看看她是不是机会主义者。她在民族自决权问题、土地革命问题、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组织路线问题和十月革命认识等问题均犯严重自发性错误，荒唐且顽固，均是具有原则上严重错误的：
如在有关民族自决权争论中，列宁认为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上落后地位的民族国家必须要首先取得民族自决权，这才是进一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这也为中国及广大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而卢森堡则认为不该支持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人民自治才是民族自治的基础”，支持民族自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用处——卢森堡只认同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的这个逻辑，却罔顾帝国主义的奴役体系正在形成，民族解放必然成为共运潮流的事实，在逻辑概念上固步自封、自入圈套。
在资本积累理论上的分歧中，卢森堡否认俄国革命者的成熟认识，将资本增值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市场与货币），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本质上抹消了阶级性，将其视为一般的劳动生产规律，将资本主义的内核转变为它的外壳，认为资本积累来源于生产劳动之外的非资本主义因素——最后成为了市场决定生产，彻底因为资产阶级的逻辑哲学而将本末倒置，成为了“资本主义自发崩溃论”的信徒。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卢森堡居然以私有制关于农民问题上，罗莎卢森堡也是按照私有财产的形而上观点出发，比如她对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进行批评：这种做法的结果简直是突然无秩序地把大地产转变成农民的地产。由此产生的不是社会财产，而是新的私有财产，而且是把大财产分散成中等财产和小财产，把比较进步的大经营分散成在技术上用法老时代的手段劳动的原始的小经营… （《论俄国革命》罗莎·卢森堡）这简直就是空谈！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国不提土地国有化，是因为俄国农业经济包含大量的封建因素，农民从农奴制脱离并不久，是因为暂时需要存在工业和农业的商品交换行为。并且列宁认识到了，农民的小生产性的私有制关系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毛主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农民没有通过贫农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合作社的公有制的集体基础的情况下，强行剥夺其自营土地权力，就是使得农民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投靠自发性。我们都知道，小生产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土壤，列宁正是通过自上而下将商品交换限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经济。从而实现自由贸易掌控，限制，乃至逐渐消灭。
卢森堡却否认列宁的支持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的路线。列宁指出的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将农民作为广大革命的主力军，目的就是为了在俄国获得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群众基础。罗莎卢森堡实际上是伪装在激进的国际主义之下的自发性路线，而非在革命自觉性上强调独立自主的解放道路。
以上种种自发性错误简直荒谬到了极致，不仅反对民族解放、土地革命，还否认资本增值来源于剥削剩余价值，乃至完全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曾经的革命者为何出现如此不可理喻的，理论思想与方法论上的大退步？正是因为卢森堡根本没有从无产阶级政治的立场，从实际出发思考如何战胜资产阶级！以上谬论根本就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服务的，恰恰相反，是以资产阶级逻辑哲学思考，服务于机会主义破坏革命的路线的，卢森堡次次都在路线问题上为机会主义路线站台，难道她不是一个确凿的机会主义者吗？
为什么否认资本增值的剥削性质，鼓吹资产阶级在扩张中自行消亡？就是因为其理论完全是服务于机会主义者用资产阶级改良来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
为什么否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鼓吹形式上的“民族自治”？就是因为其思想完全是服务于机会主义者瓦解民族解放阵线，给出泛民主空头支票让资产阶级苟延残喘而服务的；
为什么否认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污蔑其是复辟落后生产关系？就是因为其组织方法论完全是为了机会主义者挑拨工农，维护富农利益而服务的；
为什么否认列宁的从《怎么办》到《进一步，退两步》的革命谋略，鼓吹革命源于自发的反动论调？就是因为其组织路线完全是为了机会主义者沽名钓誉，空念原则，逃避革命义务欺骗革命青年，将无产阶级革命引入歧途而服务的！
可见，卢森堡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来指导革命的，她只是将自己看作一个杰出的论述家、严肃的理论家，她的观念思想，对经济和政治的理解，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法则，远离实际的阶级斗争现实。当卢森堡发现自己的观点和马克思、列宁不同的时候，她并没有出于反思，去思考问题出自于哪里，而是坚持自己作为理论家的自负，从而不断去修改马克思主义，沦为了彻底的机会主义分子，她的理论主张无法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其机会主义倾向也必然给无产阶级工人革命事业带来灾难。
以上错误仅仅是冰山一角，其中，卢森堡最重要的错误是在于组织路线上的错误。她始终反对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党路线，反对建立高度自觉的，具有严密组织纪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先锋队去组织和改造广大群众。依旧顽固坚持自发性崇拜——如同当代的机会主义者一样：
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
这可不是什么“有趣的理论问题”，而是流血的斗争！正是由于她的机会主义路线，使得德国无产阶级无法及时组建先锋队，无法在先锋队领导下自觉组织起来，造成了德国革命失败，千百万人头落地（包括她自己），这是多么严重的危害，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所有罗莎·卢森堡同列宁持不同观点的问题上，她的意见都是错的，以至于整个德国左派极端组织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清晰性和革命的坚定性上都大为落后于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的这个评价是非常正确的，罗莎·卢森堡正是因为其路线的问题，才导致了最终遭致自由军团杀害的结局，才导致了德国十一月革命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因其错误路线行进下的必然。这就好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机会主义者“洪流”，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是始终走在错误的路线之上，坚定为反动路线站台，最后在手工业融工中过劳死，可惜，也可恨。
而当下的机会主义者忽略洪流本身的路线问题，吃他的人血馒头，继续宣扬他们的错误路线，就如借用罗莎·卢森堡的错误言论来为自己的反动路线作辩护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将错误的定性给他翻回来，以断绝这帮机会主义者继续哄骗革命新芽的反动企图！
批判卢森堡及其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的重要之处在于与当下机会主义组织路线彻底划清界限。中共是在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确立了自己的组织路线，所以除托陈取消派外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什么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而当代革命者处于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失去政权的革命背景下，无产阶级必须遵循政治报路线从无到有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以领导革命。从阳和平到工农解放社，各路机会主义者无不是在组织路线上顽固反对政治报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集中制鼓吹小组习气。
因此，今天批判卢森堡机会主义，其目的就是在于为当下的路线斗争服务，与此类洪流式机会主义者彻底的划清界线，即便他们也有一腔革命献身精神，但毫无疑问，他们错误路线下的实践对革命是有着巨大危害的。因此，当下将罗莎·卢森堡定性为机会主义者，是完全合理的，这对于当下的马列毛主义者识别和斗争洪流式的机会主义者是有帮助的，也有利于将曾经广泛存在的错误论调给掰正回来，使更多的革命新芽明白机会主义者的用心险恶，以将他们吸纳进正确路线之中来。
我们要明白，卢森堡已经实际上发展出了一条独立的组织路线，是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者，她在种种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她存在根深蒂固的始终无法抹去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即从资产阶级逻辑哲学出发，不做物质上消灭资产阶级的准备，最终偏离无产阶级立场，从被机会主义利用，到最终走向自觉的机会主义。
马列毛主义者对于历史人物定性绝不能陷入学理主义，要抓住主要矛盾，及其革命路线、阶级立场。 批判卢森堡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彰显学识，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为当代革命实践服务。要毫不留情地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批判以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出发，罔顾阶级斗争事实，空洞地在理论、制度、流程上炮制出毒草迫害革命同志，损害革命利益的行为。以警醒马列毛主义革命者应当坚持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严肃而活泼的路线斗争，与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结语
列宁评价卢森堡“虽然鹰有时飞的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相信读到这里的同志都已经理解了这句话。机会主义者想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是欺骗不了马列毛主义者的，事实上，这句话形容地相当恰当，并不是在给卢森堡的机会主义立场洗白，而是承认其路线的重大错误，同时肯定其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即罗莎卢森堡曾坚定反对德国社民党的投敌策略，支持无产阶级夺权理论；在第二国际坚定反对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改良论，支持暴力革命路线；坚定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一切帝国主义战争；能够整体肯定俄国革命的历史价值等。
卢森堡的路线固然是彻底失败的，她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去做真正打败资产阶级的物质理论准备，导致之后她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机会主义的末路中，“飞得比鸡还低”，虽具有“鹰”一般为革命牺牲的觉悟，但是本人极其糊涂地顽固支持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沦为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若是此次批判就着卢森堡的历史表现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定性为有缺陷的革命同志，那实际上就如卢森堡的理论一样，是在谈论空话、搬弄是非、摆弄逻辑，为反动路线而服务。马列毛主义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定性，必须要服务于实际的阶级斗争，服务于当下的路线。这才是正确的对历史人物进行定性的方法论，如果不从路线角度进行分析，而是单看所谓的贡献，从材料挂帅的角度来进行定性，而忽略了其路线的实质的话，只能得到形式主义的结论，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附录
考虑正文简明扼要，精悍有力，故删减了部分论述内容，附在后文
卢森堡主要自发性错误论述
1.在有关民族自决权争论中，列宁认为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上落后地位的民族国家必须要首先取得民族自决权，这才是进一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自治的基础（这也为中国及广大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而卢森堡则认为不该支持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人民自治才是民族自治的基础”，支持民族自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用处——卢森堡只认同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的这个逻辑，却罔顾帝国主义的奴役体系正在形成，民族解放必然成为共运潮流的事实，在逻辑概念上固步自封、自入圈套，在波兰独立事件上犯了错误。
列宁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有利于’‘坏透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是幼稚的胡说，因为承认这种权利，既毫不排斥反对分离的鼓动和宣传，也毫不排斥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揭露。但是，否认分离权则对坏透了的大俄罗斯黑帮分子的民族主义‘有利’，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
而卢森堡这里始终抱着坚持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而否认在实际斗争大国沙文主义和弱势的民族矛盾会发生转化。否认客观上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存在少数民族被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等高压政策。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是为了使得少数民族能够独立自主的摆脱大国，强化执行被剥夺压迫民族的政权、语言、文化，为何强调民族自决权？ 实际上就是讲究的从独立自主的解放道路的问题还是包办代替的问题。因此，罗莎·卢森堡这里是完全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只从概念到概念，完全以一种形式逻辑的世界观来分析具体问题。
2.资本积累理论上的分歧中：我们知道，资本增值靠的是剥削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是具备鲜明阶级性的。而卢森堡研究这个问题时，否认俄国革命者的认识，错误的将资本构成（不变资本之于可变资本——c/v）抹去阶级性，认为这不是资本主义下具备鲜明阶级性的生产方式，而仅仅是“资本家口中的一般劳动生产率”。要知道，单从商品总价值的构成（c/v）中，不变资本（厂房、燃料等生产资料部分）远远优于可变资本（支出的工资）就可以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特殊生产规律了（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卢森堡却本质上抹消了阶级性，将其视为一般的劳动生产规律，将资本主义的内核转变为它的外壳，认为资本积累来源于生产劳动之外的非资本主义因素——最后成为了市场决定生产，彻底因为资产阶级的逻辑哲学而将本末倒置。
卢森堡认为，尽管铁矿石需要煤，钢铁需要铁矿石，而机械制造业和制造消费资料的机器都需要钢铁，但剩余价值不首先成为“价值的纯粹模式”的话就不能进入下一轮生产。“价值的纯粹模式”显然就是货币和利润。
就这样，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在这种寻找外部因素（市场与货币）中自发地陷入混乱与崩溃，完全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背道而驰，得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将会自行崩溃的结论，成了资本主义自发崩溃论的信徒。既然资本主义是自行崩溃，那么也就不需要先锋队的斗争了。这是完全与卢森堡后续反对列宁的组织谋略，为自发性工人运动路线站台相吻合的。在这里，卢森堡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积极组织斗争，反而跑去期待、等待起了这种必然到达的崩溃时刻。因而在这一点上，她是完全的机会主义者！
作为革命者的卢森堡,她的理论和她的革命行动之间存在着万丈深渊,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非但不反思自己的理论问题，学习正确先进经验，却跑去为自己错误理论开始打圆场，说什么“早在资本主义因非资本主义世界被耗尽而崩溃之前，资本主义内外的矛盾就会到达极限以至于无产阶级将会推翻它。”
而卢森堡为了维护自己这一条错误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而不断走偏，她本来是多次意识到有问题，本来可以继续返回到正确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但她却每次都拒绝了，反而出于维护自己的理论，越走越偏，到最后被迫得出来很多和自己革命立场南辕北辙的观点，她为了寻找“非资本主义环境”以提供“有效需求”，最后甚至“被迫”得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最新理论所期望的结论!
因此，这套理论居然被资产阶级经济学拿走，被支持消费不足理论的人用来扮上马克思主义的装饰，她有关扩大再生产取决于有效需求的理论，恰好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当前理论琴瑟和谐，居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缝缝补补的一种理论。
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则正确地坚持了马列毛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素养，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才是其发展的本源，是工人的剩余价值养育了资本的积累——这才是真正从物质上解释了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无产者要夺取生产资料这个关乎革命可行性的重要问题，反之卢森堡就只能陷入无产阶级自发具有革命性，资本主义逻辑上必然消亡的空洞的决定论中。因而最终只是在逻辑上战胜了资产阶级。
3.关于农民问题上，罗莎卢森堡也是按照私有财产的形而上观点出发，比如她对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进行批评：“（土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要消灭农业和工业分离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为两者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为按照统一的观点全面安排农业和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不管具体说来如何实际经营，是象有些人提议的那样由城市公社还是由国家中心经营，无论如何，前提是要有一次统一实行的、由中央开展的改革，而这一改革的前提就是土地国有化。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由农民占有土地是按照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提出的简单扼要的口号办事的：去把土地拿过来！这种做法的结果简直是突然无秩序地把大地产转变成农民的地产。由此产生的不是社会财产，而是新的私有财产，而且是把大财产分散成中等财产和小财产，把比较进步的大经营分散成在技术上用法老时代的手段劳动的原始的小经营…任何一个人无须思索就可以明白，分配土地的结果是，农民内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没有消除，而只有加深，那里的阶级矛盾激化了。但是这一权力转移肯定是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没有好处的… …列宁的演说讲到必须实行工业的集中化，银行、贸易和工业的国有化。为什么不提土地国有化呢？在这一方面却相反，是实行分散化和私有制。”（《论俄国革命》罗莎·卢森堡）
农业要和工业消灭分离，首要的就是农业的集体化。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国不提土地国有化，是因为俄国农业经济包含大量的封建因素，农民从农奴制脱离并不久，是因为历史性暂时需要存在工业和农业的商品交换行为。并且列宁认识到了，农民的小生产性的私有制关系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毛主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农民没有通过贫农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合作社的公有制的集体基础的情况下，强行剥夺其自营土地权力，就是使得农民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投靠自发性。我们都知道，小生产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土壤，列宁正是通过自上而下将商品交换限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经济。从而实现自由贸易掌控，限制，乃至逐渐消灭。
卢森堡否认列宁的支持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的路线。列宁指出的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将农民作为广大革命的主力军，目的就是为了在俄国获得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群众基础。罗莎卢森堡实际上是伪装在激进的国际主义之下的自发性路线，而非在革命自觉性上强调独立自主的解放道路。
4.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卢森堡刻意忽略了党派选举背后的政治划分，鼓吹起了泛民主的多党选举，谈论什么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就比如在《论俄国革命》中，罗莎卢森堡否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将一切权力收归苏维埃政府等一系列捍卫无产阶级的专政行动，她是这样评价的：“列宁说：…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那么罗莎卢森堡给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她说：“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尽管有死板的党的标志，过时的候选名单等等。”
我们都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自觉地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给无产阶级灌输系统的反动意识形态，从而在觉悟上限制他们、在政治上分裂他们，以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维持在低水平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联合成为几个大大小小的党派，认为工人群众们也可以“自觉”（实际上就是自发的）组建几个党团与它们在议会上进行交锋，这种无原则的统治机构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大民主最大的阻碍。实际上，卢森堡的这个建议，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议会政体，只是在空谈抽象的“民主的教育作用”，然而代议制议会是按照资产阶级原则组织起来的“清谈馆”，只能被走资派用来制造空谈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炮制骗局来忽悠群众。除了刚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或者人民民主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代议制（不得不实行各阶级联合专政），其他情况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应该采用代议制，应努力去建立并采用以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为典型的代表制。
在资产阶级法权尚且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这种泛民主议会又必然会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被残余的或新生的资产阶级彻底颠覆，导致无产阶级的政治联合与统一被侵蚀与瓦解。罗莎卢森堡空谈多党选举、民主监督这一个个梦幻却又空洞的词句，美其名曰是对工人阶级实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即便革命事业受到重大挫折也可以不加分析思考地美化成“对工人群众的教训”），实际上就是拿革命的前途开玩笑。阶级专政必然表现为某一具有阶级觉悟、有组织性的自为阶级对另一敌对阶级的镇压，只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党政军民学均受党的一元化领导，才称得上真正的民主，才能真正在迂回曲折的路线斗争中实行党对群众、先进对落后的政治教育，才能实现先锋队消亡—革命委员会消亡—群众代表会消亡-人类社会进入更高阶段的过程。
可见在任何和列宁的分歧上罗莎·卢森堡都没有布尔什维克观点。站队都是错的。我们说判断一个人从他的各方面的联系出发，而从以上种种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森堡根本上是在以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分析具体问题，是在逻辑上“战胜”资产阶级，而没有做好事实上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她不去考察实际的阶级斗争，而是以自己在资产阶级教育下所获得的这种知识，重新审视和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她的背离，从而得出逻辑上的结论，所以才导致了这些如此荒谬的结论。而这一点，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地更为淋漓尽致，这也是为什么卢森堡最终因其错误路线而死的关键原因。
卢森堡的客观贡献及末路
伯恩斯坦在1896年底起，借“批评自由”，在德国社民党机关报《新时代》上发表《社会主义问题》，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说其已经过时并宣扬其修正主义反动理论时，德国社民党左翼积极地开展了同伯恩斯坦的斗争，卢森堡就是其中的先锋。她在1898年发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批判伯恩斯坦的“调和手段”（发展信贷、垄断和提高中等企业的稳定性）是将社会主义革命置于空想，而不是客观的必然。同时也驳斥了修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监督”，说成社会利益的捍卫者的泛阶级言论。
虽然卢森堡尖锐批判了伯恩斯坦的合法斗争、工会斗争，并从中捍卫了无产阶级暴力夺权的立场，但是这种捍卫是不深入的，不彻底的 ，体现在她没有及时地与机会主义者切割，维护的是党的团结而非党的纯洁性，在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革命群众中也起来准备推翻政府的时候，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斯巴达克”派（后来的“斯巴达克同盟”），还没有另起炉灶，同考茨基的独立社民党藕断丝连，没有彻底地同其进行决裂。而按照卢森堡的想法，他认为可以重新夺回德国社民党的领导权将其变为一个革命的党，但是德国社民党的上层已经被修正主义者夺权，至此还没意识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因此到了德国革命进入高潮时，面对德国反动统治，由于没能有效的组织起人民来走在了群众后面，迷信崇拜自发性，领导人民斗争的方法只有号召，缺乏与群众的联系和组织领导群众的能力，导致柏林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的有革命思想的群众被机会主义者操纵夺权，使得“斯巴达克”派的左派成为少数派，
而此时的地方工人组织已经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卢森堡却认为时机不成熟，认为现在另起炉灶无法教育群众，因而又一次走在了群众后面。此前卢森堡不认同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斗争的、资产阶级急于将革命变为资产阶级能控制的立宪议会，甚至认为昨天解散了改良主义的议会，那么今天要以新的立宪议会来代替，而经历了德国无产阶级夺权失败的现实后，卢森堡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立场，明确了苏维埃的路线，否定了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合法立宪议会来实现社会主义。进一步，她也丢掉了过去迷信民主，忽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认识到了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无产阶级的民主。
后来德国工人在“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化”的口号下开始罢工，卢森堡认为罢工是群众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手段。在这里，她又成为了群众的尾巴，夺权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巩固发展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就不能夺权，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后面革命的形势又一次证明了卢森堡的崇拜自发，他对工会式的经济斗争的暧昧，以及夸大了经济斗争在革命中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宣扬经济派观点的变体，“社会主义应当由群众，由每一个无产者来实现，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只表明了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斗争的崇拜，而怎样让每个无产者来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如何组织起无产者来，这个关键问题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列宁的十月革命里已经得到了回答，就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斯巴达克同盟”只在理论上明确了苏维埃的路线，但是领导工人斗争的党组织依旧没有建立起来，现实中德国反动派的阵地很坚固，苏维埃的力量却很弱小，这是因为卢森堡等人确认苏维埃的路线实际上也只是表现了他们崇拜自发，关于领导苏维埃斗争的组织却无任何的路线确认，而党因为没有明确路线而软弱，没有一个有力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工人武装，面对反动“自由军团”的进攻无力抵抗，最后革命失败。罗莎·卢森堡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总结下来就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广泛的工人运动缺乏一个能领导这种广泛运动的自觉的政党，列宁此前就预料了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革命的最大不幸就是在决战的关键时刻缺乏一个革命的党，卢森堡的一次次落后在了群众后面，即便自己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彻底反对议会斗争，走苏维埃斗争的路线、另起炉灶建立德国共产党、认为布尔什维克就是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等等，但是这种认识一方面是有缺陷的——崇拜自发的经济斗争，认为罢工是实现社会主义唯一的手段，另一方面是赶不上革命发展的形势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得不到巩固，而反动派的力量却无时无刻不在巩固中。
光有觉悟是不够的，要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路线错了，付出再多的牺牲也是无助于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