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具体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如果没有具体的事实例证去分析，没有抓住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往往就违背辩证法，而所谓的真理就会沦为一些正确的空话废话，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结论。
在分析事物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搞混淆，抓小放大，把眼光放在次要矛盾上去了。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卢森堡关注的东西跟我们在辑录本上看到的重点很不一样，就像列宁指出：“卢森堡同志完全忽视了对我们党内各派的实际分析。而我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恰恰是根据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进行这种分析的，在序言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想要谈论我们党的现状，但同时却完全无视奠定我们党的真正基础的党代表大会。”，卢森堡不去关注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同少数派，中派，泥潭派的斗争情况，最后就只能得出一些无关痛痒，毫无作用的结论。正是喜欢空洞地运用原则和理论，不深入分析事物的发展，才会导致许多人恰恰成了机会主义者的拥护者，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如果不抓住主要矛盾，不抓住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反而去死扣细枝末节，最后的结果只能分析一半天，尽是些空话废话。
列宁是这样批评罗莎·卢森堡所犯的根本性的错误：她只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不去努力弄清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她用各种各样的骇人之谈来进行恫吓，而不去研究争论的真正根源。她硬说，我写的是一些泛泛的言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和论点，一些绝对真理，而对那些完全有肯定的事实根据的和只有我才运用的相对真理，却竭力避而不谈。她还指责我们死抠公式，并且为此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搬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位尊敬的同志的文章，满篇都是臆造的死板公式，恰恰是她的文章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相违背。这个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当时党内的问题并不是集中程度大小的问题，而是中央机关是否应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方针，即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问题，卢森堡在这里是明显的抛开事实不谈。马列毛主义者要知道，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充分的民主，集中就容易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极权专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然后集中是民主的保障没有统一的集中，民主讨论就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难以形成决策，甚至导致组织的混乱和分裂。
同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在路线上进行，根本上是政治斗争，但这是用无产阶级的路线去打到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为了打倒某个个人的斗争，根本上是为了清算其背后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绝不能把这种斗争矮化为个人权力的斗争。清楚了这个目的，才能实现在斗争中求团结。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少数派不停地污蔑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搞“官僚主义、极端集中制、形式主义、雅各宾主义”，然而当他们占据上风时，却开始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新《火星报》拒绝发表多数派的文章，将列宁创办的多数派出版社列为党的非法组织，完全就是专制的波拿巴主义。他们使用的一切手段是为了打压异己，用专制的手段去排挤多数派，结果就是手段代替了目的，他们的虚伪面目也彻底暴露出来。
而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真正去维护这些东西。列宁说：“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对于组织内的同志同样是如此。对于那些因为对于事实分析不清而受了机会主义者迷惑的同志进行团结—批评—再团结的策略，而对于那些机会主义者头头我们也并非不能接受，不管是早期的李立三，博古这些著名的机会主义者头头，只要能够接受组织的正确路线，并在组织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都是可以给予机会。而像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毛主席也是在他虚伪地认错以后多次给予机会。尽管毛主席知道永不翻案靠不住。但因为只有自觉力量够强，打倒一系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让自发性司令部垮台破产，才能真正地让正确的路线一直坚持下去，做到让邓小平这样的死硬分子永不翻案，而这正是党的生命力或者赤化能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