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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法律是资产阶级用于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怎么说怎么执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意志。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走狗们说的合法斗争就是让无产阶级群众们送死，群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用资产阶级的工具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能让无产阶级在雇佣劳动的剥削下解放出来的，只用通过暴力革命把资产阶级拉下马，通过建立先锋队，把群众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
2、法律本身不过是一纸空文，它由资产阶级制定，之所以具有强制性，也全部仰仗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执行，所以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统统都是资产阶级说了算，因此它注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环，永远不会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系列有组织的专政，资产阶级才能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要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就需要走上政治报的路线，建起一个强有力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再以此为基础有组织地进行地上群众工作，将广大无产阶级同样组织起来，把他们分散而松散的自发反抗变为有组织的自觉斗争。
近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被法院下达“限制高消费令”后，仅数小时便光速解禁。这一闹剧彻底撕下了中修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遮羞布，暴露出资产阶级专政下“法治”不过是权贵阶级玩弄无产阶级的工具。当普通百姓因债务纠纷被列入失信名单后寸步难行时，资产阶级权贵却能凭借政治权力与资本勾结轻松豁免——这便是“中修特色资本主义”最真实的运行逻辑。
中修鼓吹的“依法治国”从来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法律根本就无法带来所谓的“公平正义”，法律反而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暴力工具。王健林事件中，法院的“限高令”本是对债务违约者的常规制裁，但这一程序在资产阶级权贵面前瞬间失效。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司法体系本质上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
万达集团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表，与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早已形成利益共生关系。其庞大的地产帝国依赖土地财政、金融杠杆和政策倾斜，而政权则通过资本集团汲取剩余价值、维持经济“稳定”。当王健林面临法律风险时，官僚机器必然优先保障资本再生产的需求——毕竟“企业家是宝贵资源”。相比之下，普通劳动者因工伤维权、欠薪讨债被列入“失信名单”后，却连购买高铁票的权利都被剥夺。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规范化表达”。
王健林事件的另一重背景，是中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化。近年来，万达集团深陷债务泥潭，其商业模式（高杠杆、高周转）正是中修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缩影。中修当局之所以对王健林“网开一面”，绝非出于“法治精神”，而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资本链条。一旦万达暴雷，将引发金融系统连锁反应，威胁中修资产阶级整体利益。
这种“大而不能倒”的救市逻辑，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本质：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用于填补资本家的投机窟窿，而劳动者自身却在996、失业潮与物价飞涨中挣扎求生。2023年以来，碧桂园、中植系等巨头接连爆雷，但政权对它们的救助力度远胜于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烂尾楼业主的敷衍。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调控”手段，归根结底是为了延缓利润率下降，仅仅只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绝不是什么可笑的“保障人民福祉”。
面对“王健林们”的特权，无产阶级若仅以个体维权或网络曝光反抗，注定徒劳无功。中修早已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镇压体系：法律武器针对底层民众高效运转，而对权贵则自动失效。舆论管控迅速屏蔽“敏感信息”，警察暴力随时镇压集体行动。从唐山打人事件到河南储户维权，无数案例证明，在资产阶级有组织的专政机器面前，分散的无产阶级如同待宰羔羊。
要打破这一死局，唯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组织化斗争。王健林事件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中修政权“人民至上”口号的虚伪性。当资产阶级可以随意践踏法律时，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过是维稳剧本中的道具。要终结这一切，空谈“改良”或“曝光”毫无意义，唯有以组织对抗组织、以专政推翻专政。
列宁早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今天的任务，就是继承马列毛主义的革命传统，将分散的怒火转化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直至彻底砸碎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与垄断资本勾结的罪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