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卢森堡的虚空打靶，列宁反驳道：“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
正如列宁所言，他不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而是在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组织原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卢森堡实际上是盲目地相信德国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而反对集中制的先锋队的，认为只需要少数人的引导，工人就能自动产生革命的组织，就能自己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然而无论是德国革命的失败还是今天各路机会主义分子在实践上的失败都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再完备，没有主观条件，没有一个先锋队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加以锻炼、改造和赤化，使其成为革命战士，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够脱离自发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不能自觉解放自己。
列宁指出“党内多数派在党总委员会占优势的时候，从来没有试图限制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但当党总委员会成了少数派手中的斗争工具以后，立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当机会主义者不掌握领导权的时候，就一个劲地要求自己路线的领导权，而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自然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也不会容许超出党内斗争的一般范畴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无谓争吵、胡搅蛮缠、无原则妥协乃至于分裂——也就是所谓的把行将碎裂的罐子捆紧，维护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而当机会主义掌握领导权的时候，就完全反过来了，他们就变成了他们一直反对的样子，而且做得更绝——一巴掌把罐子打碎。机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彻底推行他们的路线、达成他们的目的、维护个人和山头的私利，是不会罢休的，任何让步都会变成他们咄咄逼人的武器。既然如此，他们就必然在掌握领导权后全面推行自己的路线，并且运用组织权力培养拥趸、排除异己，用空谈原则、官僚打压等方式把一切敢于反对其个人权威和宗派利益的马列毛主义者除之而后快，最终导致党的彻底变质和分裂。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是机会主义者，就是代表一整条机会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一切涉及路线分歧的地方，都犯错，都反对正确路线。正确路线越是坚定，他们就越要胡搅蛮缠地反对，这就是立场分歧，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严肃、残酷的政治斗争、夺权斗争，谁的路线掌握了领导权，谁就决定了党的性质。
因此“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就是不正常的，少数派即使是正确的，也必须把自己的意见上升为多数，成为集体共识，以斗争求团结，求的是更高程度的团结。个别小组是不能承担党的领导职能的，撮合起来的众多小组也只能是在小组的泥潭中打转和低水平重复，表面上的人再多也照样是组织松散的、无纪律的、手工业的。
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卢森堡的根本性错误就是脱离了无产阶级面临的无组织的客观情况、忽视既有的党内斗争证明的事实，见物不见人，见概念不见事实，空谈抽象的正确的原则概念，掩盖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和辩证法上的无能和无用。对抗资产阶级需要物质的力量，对抗机会主义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则本身是打不倒机会主义的，空谈学理原则的人，再正确，也敌不过不讲原则、用流程和制度捆绑人、掌握自发性势力乃至于自发性司令部的机会主义政治流氓，刘邓篡权就是如此。他们把人打击了、把培养人的物质基础篡夺来培养他们的势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就被事实上架空了，正确路线再有力量都施展不出来了。因而我们说，一切理论路线的物质力量归根结底在于自觉的人，只有自觉的革命者把原则变成了理论定调、组织方法论、措施辩证法，变成了脚手架和新的物质基础，并利用这些物质力量，同机会主义做不调和的斗争，清洗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和发展壮大。
路线本身不是武器，破坏组织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斗争方法不可取，任何自觉的革命同志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原则和自觉践行这一路线并克服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跳出形而上学和固有规则的束缚，从更高原则的角度，去见微知著、有预见性地提出新的原则和制度，创造新的物质力量，服务于新的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