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三大差别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要想缩小甚至消灭三大差别，就需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为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逐步消失。而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基础上，没有政治报路线建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没有战略阶段论实现阶级力量的扭转，就无法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更难以在各个领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者的所有行动都要紧紧围绕组织建设服务，从而为革命事业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中修的基建只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建立并扩大“北上广深”大城市群对全国各地的吸血管道，第二是建立全国性的各地镇压力量的调动网络。就连这些基建的建设过程，也是建立在对工人的血汗剥削之上。总之，中修的基建为剥削与镇压劳动群众服务，绝不是像他们口头上宣传的那样，是“为人民服务”，中修宣传这种超级工程，不过用民族主义给血色基建涂抹脂粉罢了。
要消灭大城市对全国的剥削，消灭对临时工的压榨，绝不是依靠改良主义的立法能做到的。只有走地下政治报路线，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建立全国地下网络，进而用社会主义的义务劳动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群众组织，进而建立地下政权与地下红军，逐渐扭转阶级力量对此，准备全国起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代的革命道路。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通车！”“亚洲最大火车站广州白云站建成！”这样的新闻总是出现在群众的耳朵里。在中修的喉舌的大肆宣传中，中国建成了一系列的超级工程，用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促进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在粉饰的狂欢过后，可以看见更加扩大的城乡差别：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更加繁荣，而贫困地区的现状却难以改观，劳动力流失的现象没有根本扭转；也可以看见在基建工程中劳动的无产阶级临时工，他们拿不到工资，出卖劳力却过着贫困的生活，被迫出来维权。全国联通却扩大差别，有钱基建却欠发工资，中修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基建强国”。
为什么总是在基建的路上？
中修是“基建强国”，这是全国、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作为一个后发而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和中低端制造业是中修帝国主义的工业特色。出于对利润的最大化需求，中修也要出大价钱投资基建，加快所谓的“生产要素流动”。另外，和中修在全国布置的“天网系统”同理，这些交通基建还肩负着镇压革命的运输任务。最重要的是，为了时刻保护和发展中修的钢铁、煤炭、电力等经济命脉，它必须相应地发展这些产业的下游或者动力来源，也就有了“自主化”和大发展的需要…中修基建“永远在路上”的原因有很多，但说到底都是要去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名为全国发展，实则扩大城乡差别
中修经常讲到“人民铁路为人民”等等一系列“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但是事实揭穿了中修的谎言。中修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资产阶级利益集中的区域大搞基建，光是京津、沪宁、广深之间的线路就有很多条，偶尔去看看边远的省份，修几座“北盘江大桥”来打通全国交通大动脉（此桥是杭瑞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而对很多急需优化、提速、电气化的公铁路却视为次要目标，缓修甚至不修。
有群众或许会认为：“基建毕竟是好的嘛！从xx农村去北上广深更加方便了。”这就掉进了中修预设好的逻辑陷阱。毛主席和张春桥等同志曾经多次提出要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城乡差别赫列其中。纵观中修的众多基建工程，什么时候不是在扩大几个城市群的优势？中修花主要精力在大都市修成那么多高铁、城际、高速、地铁，降低了城市群内无产阶级自由流动和资产阶级用工剥削的成本，自然也就提高了利润率，对中小城市形成了全面的比较优势，对广大农村更是如此。中修“差别基建”的本质就是扩大城乡差别，加强农村、乡镇和小城市对大都市的依附关系。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部署了成昆铁路等众多基建工程，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减小因我国自然环境差异造成的城乡差别。在多山多铁矿的四川南部，毛主席没有把这里定义成提供原料的“纯矿区”，而是规划建设了全套的钢铁产业，“钢城”攀枝花拔地而起。而这种反对利润挂帅，力图使像攀枝花这样的农村地区发展工业、减少对既有大城市的依赖的伟大决策至今还被资产阶级学者以“劳民伤财”的理由攻击着。无产阶级是不怕“劳民伤财”的，破除乃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可见，分析一个基建工程的决策是否革命，要看它是减少还是扩大城乡差别，减少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国企工人待遇高，临时工人陷贫困
中修的基建工程对待工人也有差别，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企工人的“高福利高待遇”，二是层层外包下去的工人的低收入和欠薪问题。归结下来，就是终身制和合同制的差别。中修资产阶级不好从国企工人和工人贵族这里下手，于是就把黑手伸向了更加缺乏专业知识和维权意识的临时工人。官僚资产阶级从利润挂帅的原则把基建工程的小项目包出去，在竞标者中选取与之合作的私人资产阶级，而私人资产阶级竞标成功的秘诀就是行贿和低价。“羊毛出在羊身上”，资产阶级利润挂帅、贪污腐败的总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无产阶级承担。而对欠薪的资产阶级，临时工们却一点办法没有，只能公开自己的困境，不得不进行自发的维权斗争。
在社会主义时期，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是资本主义逆流。刘少奇在60年代初鼓吹“两种劳动制度”，把工人阶级分成两派，实行工业领域的等级制。在刘少奇这里，三大差别又一次成为了区分三六九等的工具，资产阶级法权被大大扩大。在企业中，合同工、临时工不能享受和固定工、正式工一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待遇，比如，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入党、不能参与管理，甚至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毅然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揭穿刘少奇分化无产阶级的目的，使走资派在两派群众之间挑拨离间的阴谋破产。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同志鼓动六七百万合同工、临时工夺下权力，他们在1971年全部转为正式工，真正成为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历史上合同工、临时工的几次被区别对待的经历无不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掌握权力。只有掌握了权力，才不会有“区别对待”的制度基础存在。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
马列毛主义者很容易就能分析出此类事件的症结所在：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导致城乡差别和区别对待）、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和难发工资），根本上是无产阶级无权。马列毛主义者不仅要在政治上执行政治报路线（先行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再发展出代办员网络和地上群众组织，衍生出地上输血地下的通道等），还要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首先，在地上群众组织中，无论是领导的代办员还是一般群众，都要奉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一视同仁地进行义务劳动，取消剥削群众的等级制。
地上群众组织迟早要扩大，从简单的吃穿用度向各个产业链、供应链上发展，借着地下暴力从产业链的末端向集中的批发处和源头发展。而在无产阶级控制了一些产业链之后，在经济建设中也要执行政治挂帅的鞍钢宪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走上海机床厂从基层工人培养技术干部的革命路线，对所有工人一概实行同一种劳动制度，减少脑体差别，挖除社会主义经济中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在全国革命战争胜利后，革命党也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大跃进政策，让乡村办工业，减少乡村对城市的依附，让乡村工业的成果直接反哺农村，减少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
无产阶级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年复一年，终将彻底消灭三大差别，在持久的斗争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而这时，无产阶级就离共产主义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