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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要彻底的粉碎一个人，不但不能去摧毁他，反而要把他供上神坛，让他人顶礼膜拜——毛主席、鲁迅、焦裕禄、雷锋等革命战士，无不如此。在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笔下，革命战士早已被挖出了他们无产阶级斗士的内核，被披上了所谓民族英雄等反动的外衣，马列毛主义者就是要识破这些奴隶的装扮，但仅仅从纸笔上识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物理上、事实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撕碎这些虚伪的篇章。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首先去建立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将自发的无产阶级转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以此来对资产阶级发动暴力夺权，才能彻底的夺回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
2、文艺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文艺界的体现，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决定了文艺作品的反动与进步，在现在的帝国主义赵国，所有公开的文艺作品无疑的腐朽的，毫无进步思想可言。鲁迅在无产阶级文艺领域的贡献太大，所以中修将他的革命性忽略，通过留下相对无害的东西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同时将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去。无产阶级只有在政治上胜利了，那些进步的文艺作品才能公开的发表出来，那些被雪藏的进步文学才能重见天日，为此，无产阶级必须从地下革命家开始，逐步建立先锋队，带领整个无产阶级夺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牢牢掌握文艺领域的话语权，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
鲁迅生于1881年的9月25日，2025年的9月25日则是鲁迅先生诞辰的144周年。
毛主席这样评价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而在2021年，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修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则说“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关切民族命运、担当时代使命的爱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情怀……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坚守民族立场、放眼世界潮流的文化胸怀。”中修当局篡改鲁迅的革命精神，使其无害化，合法化。鲁迅和众多革命者的遭遇一样，被中修塑造为了一个无害的神像。
笔者将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三十年代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两次文化阵线的路线斗争中展现鲁迅的革命精神，驳斥中修对鲁迅的篡改和亵渎。
1、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批判旧道德，旧文化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一个文化新军，这个文化新军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毛主席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英勇的旗手。”
从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到1927年，鲁迅对封建旧制度、旧道德以及对应的代表人物做了坚决的斗争。封建道德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是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孔老二所谓的“仁”，更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理论工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着”狂人“的口吻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对于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鲁迅旗帜鲜明的点出了其政治本质——”吃人“！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在《我的节烈观》一文中，鲁迅对摧残妇女的节烈观念做了猛烈的抨击：”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绝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可见所谓的节烈于道德毫不相干，封建的节烈观就是压迫妇女的工具。
五四文学革命中，一批封建复古主义者，则对革命运动坚决抵制，叫嚣”道德沦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将不国“，主张”保存国粹“，尊孔读经，维护旧礼教旧思想（笔者注：这与今天中修所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岂不如出一辙？）。胡适，这一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则通过创办《努力周报》《国学季刊》《现代评论》等刊物，宣传封建文化，提出”整理国故“、”进研究室“。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中驳斥道：”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找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好。“鲁迅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国粹“，非但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反而是很糟糕的。而中修对此则视而不见，反而说”鲁迅先生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他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赞赏汉唐气魄，也提倡借鉴外来，倡导‘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广学博取、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创造出彪炳文学史的独特艺术形象。“中修对鲁迅的概括，把鲁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扔的一干二净，反而成了”坚守民族立场“”赞赏汉唐气魄“，主张庸俗的”批判继承“的人了，真是对鲁迅最大的污蔑和亵渎。
此外，鲁迅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封建复古主义者主张抱着文言文这一封建僵尸不放的反动行径做了坚决斗争。1919年同林琴南的斗争，1922年同”学衡派“的斗争，1925年同”甲寅派“的斗争，都给封建复古主义者以毁灭性打击。白话文最终在斗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鲁迅在这一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2、三十年代，鲁迅反对反革命文化的”围剿“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对革命人民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毛主席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及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鲁迅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对国民党反动文化“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月派”的主要成员是忠实的资产阶级走狗梁实秋，他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文学家“要在理想范围之内自由的创作，要忠于自己的理想与观察”。梁实秋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否认人的阶级性，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对此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处于必然。”“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同梁实秋的斗争，坚持了文艺的阶级性，是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有力的回击。
“第三种人”把自己打扮成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姿态，用以掩盖自身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向无产阶级文学进攻。苏汶（即杜衡）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鲁迅在《论“第三种人”》里面则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对于苏汶这样的表面打扮自己为“第三种人”，实则忠实的资产阶级走狗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发起的，坚持“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提出“民族主义”以抹杀阶级界限，模糊阶级意识。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与运命》里面深刻的指出:"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 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这就揭穿了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宠犬”，对内是革命人民的死敌这一腐朽反动的本质。
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一方面是动员一大批的反动文人对革命文化进攻，另一方面则是使用法西斯手段，大批屠杀革命作家，捣毁进步书籍。当时鲁迅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对敌人的屠杀政策无比愤怒，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摧残革命文化，屠杀革命作家的法西斯暴行。鲁迅对此揭露道：“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鲁迅先生都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和谴责。
鲁迅先生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斗争的同时，还对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领域里面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当时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表现在对“革命文学”论战和两个口号之争上。
周扬一伙就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机会主义者。为了表现自己的“左”，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关门主义，采取吓人战术，主张革命队伍纯之又纯。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面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果不其然，周扬一伙伪装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在蒋介石的屠杀和恐吓政策下，自动脱去伪装，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这与今天的某些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完全一样！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里面严正批判了吓人战术。他说：“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鲁迅还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面说：“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对于文化战线的周扬一伙的‘左’倾机会主义，鲁迅先生坚决予以回击。
1936年，文化战线上出现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战。周扬一伙前一段时间才刚刚以极“左”面目出现，现在又跟着王明跳到了极右。1935年底，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所造成的阶级矛盾的新形势，为全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然而，周扬一伙根据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抛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鲁迅则深入领会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指出：“‘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至此正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然而，周扬一伙却坚持要用“国防文学”去取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作为总的口号，强调所谓“人的文学”，“把一切开明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出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说“‘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周扬一伙这样说，就是为了给形形色色的汉奸文学、叛徒文学和国民党文学争地盘，打掩护。“国防文学”的本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在《半夏小集》中彻底揭穿了所谓“全民族利益”的谎言，他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其阶级投降主义的本质。“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坚决反对了“国防文学”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反动本质。
鲁迅还对于周扬一伙对反动阶级大搞“团结”“联合”的认贼作父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驳斥。“现在元帅（指周扬）和忏悔者（指叛徒）的联络加紧”，“‘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前进’的光明事业。”周扬一伙一贯自我标榜为革命“指导家”，狂妄吹嘘“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还趁鲁迅病重之时指使反革命分子徐懋庸写信恶毒攻击鲁迅。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指出：“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而周扬一伙对于鲁迅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恨得要命、怕得要死的。解放后，他们疯狂地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复辟活动。这些活动之一就是利用出版《鲁迅全集》地机会，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地注释里写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是个人行为，鲁迅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是收了别人的蒙蔽等等。这完全是周扬一伙炮制的谎言。鲁迅在《书简》里面写：“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鲁迅在1936年8月5日的日记中记着：“夜治答徐懋庸文讫”。又在一封信中指出：“对徐懋庸等的文章是没有办法才写的（因为没有力气，花了四天功夫）。”这些都充分证明为了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鲁迅是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客服病痛写成此文的。
3、中修当局对鲁迅的篡改和亵渎
中修当局为了给走资派翻案，大肆篡改革命历史。
首先是大肆删除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文章。在高中语文的五册教材中，鲁迅的文章仅有《拿来主义》《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5篇文章。而且还常常把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夏衍，徐志摩，铁凝这样的反动文人的作品放在一个单元。孔孟之道的古文、和旧文学如古诗词之类的选了不少。
在初中语文的六册教材中，鲁迅先生的文章也只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社戏》《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孔乙己》这七篇。
选取文章少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不完整能体现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的。众所周知，1927年是鲁迅先生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节点。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先生刻苦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不断地严格“解剖自己”，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从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现行教材选取文章，大体都是鲁迅先生1927年之前的，对鲁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体现的很不完全的。至于三十年代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文章，则更是被彻底雪藏。而这些文章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等，才是真正体现鲁迅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文章。
至于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也是抽掉了其阶级性，单纯宣传民族主义用的。《拿来主义》是批判国民党反对政府崇洋媚外、出卖文化遗产的投降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则是对九一八之后“民族自信消亡论”的论调展开批判的。这两篇文章刚好都可以用来抽去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面，用来宣传民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在现行应试教育体系下，青年们在课本上学习鲁迅，也一定是学了一堆无用的文学技巧和手法的，为中修考试服务的，而根本不可能学到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
其次对于鲁迅先生的部分文章的注释“夹带私货”。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的《鲁迅全集》中，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是这么说的：“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欧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间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这样的一段话，是赤裸裸的给周扬一伙翻案。可见中修当局完全就是周扬一伙的孝子贤孙。周扬一伙之所以解散“左联”，就是执行王明这一机会主义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鲁迅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这是“左联”的溃散，是“停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且拒绝参加所谓的“文艺家协会”。所谓的“国防文学”，也是一个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的口号。在这一段话中，仿佛周扬一伙的解散“左联”，是得到鲁迅的支持的，只是“方式比较简单”；仿佛“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正确的，只是“有的作者”认识不清。这不仅篡改了历史，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鲁迅的亵渎。鲁迅在这场文化战线的斗争中，对于这一条右倾的投降主义路线，予以了坚决的反击和彻底的揭露，绝不是中修这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仿佛无关紧要的阐述。关于具体周扬一伙是如何污蔑和诋毁鲁迅的，可参照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
中修当局对鲁迅这样的革命战士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一方面将他们奉为“神像”，利用这一“神像”巩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地掩盖和雪藏他们真正的革命一面，以此达到他们欺骗人民、巩固统治的反动目的。他们从各种角度歪曲鲁迅，什么“爱国精神”“民族精神”之类的，完全掩盖了鲁迅先生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把鲁迅精神、毛主席、雷锋、焦裕禄等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莫不如此。如今中修的文艺界早已彻底堕落，在市场化商业化下变得极其黑暗与腐朽。文学早已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巩固统治的工具和小资产阶级附庸风雅的玩物。这样的文艺界，又有什么资格来纪念鲁迅？
怎么办？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在中修这样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地上地下的政治划分。在资产阶级专政无法触及，无产阶级完全具有专政权的地下，建立革命家组织，培养一批坚决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后再派出在地上进行融工，建立地上的经济互助组织，将群众组织起来，同时其中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输血地下，建立地下暴力来维护地上组织。之后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中修基层的专政权将不断被蚕食。当整个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时候，一举夺权！将文艺阵地重新夺回无产阶级手中，让所有被中修雪藏的革命文学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