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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一场政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官僚资产阶级复辟的开始。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力量的变化和对比决定了哪个阶级专政，而文化大革命的成败也是两个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对于文化大革命马列毛主义者也绝不能用简单断定为失败，资产阶级法权不可能通过几次运动就能彻底消灭，文革为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探索出一条如何限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在未来，先锋队要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觉因素领导无产阶级使得无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越来越多，资产阶级法权越来越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先锋队的"消亡"。
2、“什么是自发性？就是像踩了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算哪里，若问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滑向哪里，答案一般是上级要求这样干、大家都这样干。两种路线的始作俑者是自觉的，而自发势力是盲目的，如果革命路线不对自发势力进行猛烈的批判使他们悬崖勒马改弦更张，那么结局就是反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样的结局就是驯服工具论的胜利，已经被中修复辟所验证。”———《李进：驯服工具论的“左”右两面、殊途同归——略论三次“左”倾路线与刘邓路线的一致性》就是因为党内自发的同志太多，自觉的同志太少，所以中修的复辟才能够得逞。这帮自发的同志自然不是敌人，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唯上主义，不抓革命路线，在政治上完全作为上级的附庸而没有丝毫自己的主张，这就导致了他们在路线斗争中的软弱无用。毛主席还在世时他们还能“跟党走”，不自觉地履行继续革命的路线，而一旦主席的位置被华国锋给坐上了，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跟着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打击造反派。只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味地讲跟党走而不抓路线斗争，丝毫反潮流斗争的精神都没有，这就必然会为资产阶级篡权创造有利条件。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从其中吸取经验教训，将驯服工具论彻底扫清，抓住反潮流的武器，走政治报路线，建立起一个坚定的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推翻中修的反动统治。
如今，距离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伟大的自我革命的黯淡退潮已经过去了49年，这次革命中的一些经验依然宝贵被现在的一些革命者吸收利用着。关于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即使在马列毛主义同志中也是有着很多方面的理解。如今我打算结合目前革命任务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理解文革。
我们目前的革命任务中比较艰巨的任务是什么呢？那便是自觉性与自发性的斗争。早在列宁建党初期这两种革命方法论的元素便由党内路线斗争的形式开始了，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小组残余势力不服从革命的自觉性，习惯了自由散漫的自发性，不愿意服从党的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于是就对列宁同志的自觉性党组织建设工作百般阻挠。在文革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的！在文革这场伟大的继续革命中诞生了大量的工农干部，这些干部中便有着自觉性与自发性干部的区分，大致分为四种干部，我们一探便知。
一、左派自觉干部代表：王洪文
王洪文同志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他出生于贫农家庭，后于1950年应征入伍，参与了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从部队转业至国棉十七厂，成为了工人。1966年，毛主席与革命群众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消灭党内资产阶级和各行各业的资产阶级法权。王洪文同志积极响应，于1966年成立了“上海革命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动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等造反活动，并于1967年发动了伟大的一月革命成功夺了上海黑市委权。由于这场运动他被毛主席青睐，得以进入中央工作，与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组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去世后，资产阶级得以反扑，王洪文同志被隔离审查，于1981年被“九亿人民的审判”。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革命行动进行了悲哀的否定，无论是药物作用，或是想着自己年轻打算保存实力，或是被审讯打击而一蹶不振，这都是他光荣的一生中一个不小的污点。
王洪文同志自然是一个伟大的自觉左派干部，他并不是像文革初期的一些干部一样不敢轻举妄动，怕字当头（事实证明这些干部可能占比不小），而是敢字当头，充分发挥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勇于去反潮流，对于上海革命司令部的经营井井有条，进入中央后对于路线斗争也始终站在第一位，自觉性多么高尚！
二、自发左派：陈永贵
陈永贵同志是贫农出身，幼年家境十分贫苦，他靠当长工为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当过昔阳地区党的地下情报人员。1952年开始担任大寨支部书记，带领农民制定了改造自然的规划。他们凭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用秸杆还田，增施农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2年亩产237斤，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在以他为首的广大人民的积极建设下，大寨地区完成了从“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到“三保田（保水保肥保土）”的伟大改进。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1969年九大之后，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开始涉及中央事务，并在十大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文革被扑灭时，陈永贵初期支持华国锋等修正主义分子，后来邓小平复辟后被迫辞去职务。
从这些历史中可以看出陈永贵同志的革命意识是很强大的，贫农出身和大寨时期的光辉事迹充分的说明了他对革命献身的精神。但是，他对路线斗争抓的不严，政治素养很低，政治警觉性几乎没有，在毛主席在世时只知道跟毛主席和党中央走，去世后产生路线依赖跟了华国锋，在打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政变中也不明事理站在了修正主义的一边。后来是在邓小平越来越露骨的资产阶级复辟运动中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只能束手就擒。这样的经历能够说明他是一个自发性比较强的干部，但个人革命底线没有丢，故此将他类型划为自发左派。
三、自发右派干部：吴桂贤
吴桂贤与前两者一样，同样是贫农家庭，在1951年进入了西北国棉一厂工作，2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好工人”等荣誉，先后两次被邀请前往北京参与国庆献礼。文革开始后，由于她的业务能力高超也得以参与政治舞台，曾历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委员等职。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吴桂贤被安排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事后被确认为周恩来推动），时年37岁。她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首位女性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年轻的副总理。文革被反扑后，她被复杂的路线斗争吓破了胆，先后多次申请回到陕西工作，最终于1982年重新回到国棉一厂，次年再一次获得“陕西劳动模范”一职。1988年，她受邀出任新建的深圳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为工厂“招兵买马”。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半年后吴桂贤被任命为这家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98年退休。
吴桂贤的前期与前两位同志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贫苦人民出身，却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了右派一边。她进入中央工作便是符合周恩来缓和矛盾左右逢源的目的，在政治局中“掺沙子”。她这位沙子不懂政治斗争也不去抓，只是闷头“少说多做”（自述），对于党内革命势力的减弱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文革结束后，她恐惧政治斗争当缩头乌龟，干政治云里雾绕，下海搞经济当资本家的走狗倒是格外积极。“政治斗争太苦了！还是改革开放好！”这不就是她这样的“沙子”的真实心路历程吗？根据她的立场转变和政治作为，虽然思想问题一直存在且改革开放后发扬光大，但并没有明显的政治站队，可以划分她为自发右派干部。
四、自觉右派干部：倪志福
倪志福同样也是贫苦出身，幼年当童工，解放后进入北京永定机械厂，同年发明了“倪志福钻头”这一发明。他将这一发明称作“群钻”。1969年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政坛。1973年至1977年，倪志福担任中共北京永定机械厂党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1973年5月，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被绞杀时，他受华国锋修正主义者委托，前往当时还是革命据点的上海处理事宜，为攻克中国最后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使他不同于前三者，在邓小平上台后依然被留用。有一篇新闻如此写他：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份，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个谜。
是一个谜吗？那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猜的一个谜！这是因为倪志福是一个十足的工贼，和邓小平、万里、李先念等人一样是个自觉的右派分子！这样一个复辟变天势力的忠实干将，邓小平怎么可能舍得弃掉呢？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发明了“群钻”这样一个专利，按理说功劳是很大的，可是他自愿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先是努力充当周恩来的优秀沙子，在毛周两人死去后，这位沙子同志活了过来当沙怪，不遗余力地打击无产阶级造反派，这便不负他自觉右派的臭名声！
总结
这四位中央领导人是文革中被重用的，都是无产阶级或贫苦农民出身，乘着文革无产阶级的春风进入领导层成为新生干部，嘴上一样说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可是实际方法论却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用导师们的话来说，社会主义时期就是不断生长的社会主义元素和不断衰亡的资本主义元素相共存并斗争的一个时期，这其中资产阶级势力依然会在一个或短或长的时期中占一定的上风。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民或党员、干部甚至领导人被影响，或是成为糊涂蛋，或是直接堕落为资产阶级的犬马。毛主席这位政治素养断档领先的的导师活着时，文革可以在一直压迫资产阶级势力的情况下进行，培养王洪文，锻炼陈永贵，彻底改造吴桂贤，对倪志福进行批判和消灭。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死之身，文革也并没有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于是没有被镇压的妖魔鬼怪们便钻了出来，毒害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
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自发性与自觉性斗争的一个时代，在未来建成了成熟的党组织后，这四种干部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如何对这四种情况进行应对呢？那便是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同时自觉同志要勇于去反潮流，使“王洪文”遍布全国，让陈永贵、吴桂贤得以充分改造，不让倪志福这样的工贼钻入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对其进行彻底的斗争和肃清！
那么，如何真正的能够洗刷革命队伍成员的自发性，获得自觉性的胜利呢？靠孟什维克和东风这些个自由散漫的组织能行吗？自然不行。只有建立起一个纪律严明，捍卫正确路线同时又保证组员能够实行自己所有权力，允许组员大鸣大放的组织，一句话，只有一个真正履行民主集中制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才能完成发扬自觉性打压自发性的目的。这样的组织应当建立一个不断完善的脚手架来组成骨架，组内成员们作为血管、器官等等为组织的健康而做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从中又锻炼自己的政治素养和警觉性，在面对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画皮也能够自觉发现自觉揭开。像这样一个组织建成到一定规模后，便向全国范围内派遣代办员深入到工厂、公司等地方，将这些地方改造成一个个革命节点，并由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形成全国一盘棋局势。这样一来组织便能够通过代办员的筛选和培养源源不断地吸收从地上而来的先进无产阶级。这些无产阶级刚开始一定也是不自觉的成员，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者无权导致的，解决这些自发问题的方法同样也是叫他们运用革命脚手架来建设组织，他们同时也就能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成由自发到自觉的伟大成长了。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刚吸收进来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让他们立刻接触到组织的，只能通过代办员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也是组织严密纪律的体现之一。
像这样的发展一直持续下去的话，组织力量便能够慢慢壮大，同时建立地下红军等能够蚕食中修基层与中修势力相分庭抗礼的部分，当这些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能够发起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大决战，成功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