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针对党内具体路线斗争、是小组习气还是党性的问题上，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这一文来回应孟什维克的攻击后，卢森堡作为德国社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便对此高度关注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1904年7月，卢森堡在德国社民党刊物上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中卢森堡批评了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是无情的集中和极端的集中制，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将这篇文章自然而然就视作为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武器，于是列宁便予以答复和澄清。如果要一句话指出这次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引列宁的话，即“具体事实与卢森堡同志的泛泛交谈和公式化的抽象概念之间有多么大的矛盾”。只要我们阅读了列宁的答复便会发现，卢森堡在这里恰恰是偏离了她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迈向资产阶级的什么形式逻辑的，她本人对俄国社民党的路线斗争事实没有深入了解，只是抽象地谈论某一不管不顾具体实际的原则，而这样恰恰不是唯物辩证的逻辑，而是形而上的形式逻辑，是从概念到概念而非从实践到理论，这样静止的视角必然会导致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即使被解决了也无济于服务现实的革命斗争。
正确的意见根植于具体客观实际，脱离具体的实践就得不出正确的意见，离开了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就会得出实用主义这样掩盖阶级矛盾的产物。放眼恩格斯逝世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内，只有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实现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的俄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德国社民党和其他西欧各国的社民党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蜕变成修正主义，即使党内还有没变修的，组织起来革命的也都无一例外失败了，例如德国的十一月革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里直接用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的一段话来阐释原因：
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所有一切孟什维克，不分色彩，从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起，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始终不渝地使用着他们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武库中搬来的武器。他们希望在俄国也有一个象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他们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是一种新的、不寻常的、异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当时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们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分子，也有机会主义分子；既有革命的朋友，也有革命的敌人；既有拥护党性的人，也有反对党性的人、并且前者在思想上逐渐同后者调和，前者在实际上逐渐向后者屈服。为什么要同机会主义分子，同革命叛徒调和呢?——布尔什维克问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内和平”，为了“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布尔什维克。同谁统一呢，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吗?是的，是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很明显，这样的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党，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看见，从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开始由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蜕化成为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其中每一个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都已由领导力量变成了自己议会党团的附属品。
列宁和党内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就被机会主义指责为在党内搞“戒严”，卢森堡和少数派不约而同，也同样指责列宁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极端集中制”。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西欧各左翼政党全都充斥着这类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党总是软弱无力的。虽然欧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早已成熟，但他们始终无法夺取革命的胜利，只能放任群众的自发性，最后资产阶级积蓄力量反扑，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革命力量都被白白损失掉了。欧美的这些“社民党”、“共产党”最后要么走了机会主义路线，跟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要么就被资产阶级彻底消灭掉。
在机会主义者遍地的组织中，卢森堡只能单纯的停留在当下，相较于我们当代所面临的机会主义者，她也仅仅只能提出一些简单的原则，说一些没用的废话，做不到更多的东西。从二大之后来说，列宁等多数派，他们在面对党内机会主义者泛滥的情况下，坚持进行路线斗争，并在真正意义上的结合当代的革命情况提出了真正符合的革命路线，就比如民主集中制，就比如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编辑部之间正确的领导关系。这些都是历史上不曾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难道还建过党，先列宁一步的提出了这些？并没有，毛主席等同志难道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起了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也并没有，而这就是当下需要理论服务于实际，原则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卢森堡等德国党的同志停留在过去，在组织观点上停留不前，和机会主义者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还要在一个党内共同生活，因此德国党软弱不堪，无产阶级没有正确的领导也无法组织起来，革命惨遭镇压；而列宁等俄国党的同志则立足于组织建设将革命向前推进，扫清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和自发性，因此苏联才得以最终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