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不久，一个工人给“文革办”送来一封信件，上面写着“给亭州市委的照会”。这封重要的信，很快就到了他的面前。信上的字写得很好，工整清秀，使他想起这大约是他见过的跟刘克成一起的那个工人誊写的。信的正文写道：
由于各单位的“主力军”都拒绝吸收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大辩论，有的是双方约定了时间，上台辩论，有的是没有约定时间，随时随地发生了辩论。
由于“主力军”在其幕后人的指使下把主张革命造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视为“危险分子”、甚至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一直在暗中整理这些人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所以不但根本没有平等辩论的诚意和态度，而且总是采取围攻的、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到处都发生了打人、揪人、关人、在厂里游斗人的事件。
目前全市起码有几百个无辜群众被非法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黑房子里，并且勒令其写悔过书。被关起来的人受到殴打和虐待，目前已知经受不住这种非人折磨而自杀掉的人有三个，从黑屋子里逃跑被追而从桥上跳到河里淹死的有一个，但都被说成正常死亡。
于此同时，各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到空前的“群众专政”，其中造成本人或家人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也完全可以调查。问题在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现行的破坏活动，而是以此来抹黑造反派，说造反派加上这些人就统称“牛鬼蛇神”，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加以打击的对象。
鉴于以上情况，革命造反派工人要想与“主力军”实现团结，目前已经没有可能。
“主力军”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工具，它接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打击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从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它的矛头其实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
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只有针锋相对，走自己的路，成立自己的真正革命的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为此，我们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等五十六个单位的工人代表，代表着全市十大系统的工人阶级，决定：
由刘克成率队到伟大首都北京去取经、学习；由陈安国等人在亭州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和发动，不必等待刘克成回来，以最快速度，召开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
我们决心与亭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少数人斗争到底，解救被非法关闭、正在受到摧残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解散“主力军”这个保守派组织，让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与全市革命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人民一起，共同夺取亭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亭州市委支持“主力军”的错误方向，我们以上革命行动，已经无法事先得到市委的同意，但我们是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相信我们终究会得到市委正确领导的支持。
正文底下，是来自不同单位五十六人的亲笔签名，第一个是刘克成，第二个是陈安国，他逐一看下去，竟然在最后看到还有“革命红卫兵代表”史宏、江进海的签名。
他真是倒抽一口冷气。工人竟然用“照会”来对市委说话！这不是无知错用，而是一种形势。但这也罢了，文革以来用语的夸张、升级，很正常。他更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硬意志的存在，这意志足以跟老宗的意志相抗衡，而且决心要来压倒老宗的意志。兵分两路，如此这般，这些造反的工人就这样进一步行动起来了。
他还注意到他们从正面提到了干部，称为“革命干部”，而不是简单地把干部当作对立面，这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进步”。
《照会》中所谓的“发生了大辩论”，是这些工人听了他的话，真的要求加入“主力军”，还是跟老宗一样看出他这个主张行不通，而用完全可以预知的事实来做个证明？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尽力而为了。通过辩论，通过遭受排斥、打击，被考验出不讲理、不团结的是“主力军”，所以他们跟“主力军”无法捏到一块去。
他们沉着、坚韧，跟老宗一样紧紧把握住了斗争形势，只不过犹如两军对垒，意志相反。他们的全市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肯定要成立起来，这是阻挡不住的。而成立起来之后，他们就要来管亭州的事情了，但“主力军”这一边又岂能甘心？全市工人阶级就这样分为对立的两边，那会闹出什么事来，他很难想象。
不仅是工人，还有本来就分成了两派的学生，也将分别站到观点一致的工人一边去，“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明摆着史宏、江进海已经跟这些工人，而不是跟另一部份工人，“结合”在一块了。
那就是说，全市的人民都将这样站在不同的旗号下，都声称自己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并且要求市委“正确领导”的支持，他们将互相辩论、发生某种对立和斗争，见个高低，比个胜负，好像胜者就能决定历史的去向并且正确无误。
市委怎么办？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怎样尽自己的责任？他怎样才不犯错误？他如何才算是“正确领导”？
这一切都是刘克成在指挥，主要的决策者也就是刘克成这些人。刘克成好像是又一次对不起他，也又一次顾不得这一点，令他竟有点失落和遗憾。真正能体会和服从他这个市委书记的，决不会是工人造反头头刘克成，而只能是他的忠心耿耿体贴入微的秘书，或者是以服从市委为前提的某个下级。
这样分析起来，他得承认刘克成是对的，在政治运动中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是一种起码的品德，而不能做两面派。从刘克成去想，作为一个造反工人头头，市委书记就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火烧、炮轰”的对象，同时也要作为“正确领导”的积极争取对象。可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历来所受也是党的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和生活的，如此跟市委、市委书记站在对面，而且要摆出“造反”的姿态，心情会有矛盾，那几个“敢”，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革命”的分寸很难掌握，似乎会有骑虎难下、或者滑向“反革命”的危险。
于是，这一矛盾，也就化为策略，一方面要坚定政治立场，另一方面要有灵活性，毕竟不是真刀真枪的“造反”，面对的某个领导人也很难说就是一个“走资派”，运动采取了“闹革命”的形式，一切尽量显得是真的，但还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太真，比如，不管怎样，都应尽可能不跟杨书记闹翻，最好是能“团结、争取”作为一个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
思考至此，他好像把刘克成看透了似的。情况确实有点新鲜，而刘克成出来当这个头头，也是做“蜡烛”，要想最后能讨到好，真是难矣哉。
李宝安所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对刘克成也适用，只不过是另一面的。但刘克成这样的人，能站出来做这样的“蜡烛”，也可算是满腔热血、知难而进。虽然旁观者清，当局者也迷不到哪里去，之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有点迷，那是因为心存侥幸，还有一些其它因素，这些会不断膨胀，剥夺理智，看不到做“蜡烛”的结果。至于急流勇退，自古以来能做到的人就不多，往往是硬着头皮走向穷途末路。不管怎样，一切才是开头呢，好戏还在后头。
但是这个“照会”该如何处理呢？他想，刘克成他们势难阻挡，令他有束手无策之感，似乎只有听之任之、观察着再说。是否找老宗来商量一下呢？然而，老宗会不会理解成一种责怪？因为“主力军”的后面就是老宗。他不再多虑，拿起笔来就写下了“常委阅知”四个字。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那句古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渔翁和鱼儿的处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做渔翁的感觉总要好得多。他把香烟点着，稍感悠然地吸了一口……
他把《金瓶梅》用报纸包了，放在洪局长送书留下来的布拎袋里，带到办公室，让秘书用电话通知老洪到他这里来。这部书，他还没有看完，正如王雪说的，在这种时候，是没有看这种书的心情了。
这部书写西门庆的荒淫生活，妻妾成群、酒色财气，至于那社会环境，腐败黑暗，死气沉沉，醉生梦死，毫无希望。此书形式，是对《水浒》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扩展，是挑出《水浒》社会背景某一角来，作专门的深入的描写，成了一部腐朽社会的世情书，也是一些中国人在一定时期的德行书。它的价值就在此，可用来认识历史、对照现实、探究人性，看看比起遥远的从前，我们有了多少进步？还会重复哪些东西？王雪说，如果走了“中间道路”，人们就会去重复《金瓶梅》的故事，意思是回到旧社会的某种情况。“人精”王雪的想象力，有时像坐了火箭一样，让你跟不上。但王雪所说，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说得太严重、太耸人听闻了。
老洪的一条腿在解放亭州时被炸成残废，那时老洪是班长，才十七岁。康复后，就留在亭州工作。不管是在机关大院里，还是走在大街上，拄着拐杖、有一条裤管里是半截假肢的老洪，总好像成了一种革命有功、打江山坐江山的象征，而格外得到群众投来尊敬的或有所敬畏的目光。老洪这人，本来也没上过学，是安徽凤阳农村的一个穷孩子，但残废康复以后在干校里刻苦学习，变得就不一样，大约正因如此，渐渐也就把他从商业物资战线用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虽然资格不比别人老，但由于有了文化，并且因残而有了某种风度，很自然的成了亭州中层干部里一个显眼的人物。
秘书帮着老洪上楼，进了他的办公室。他问老洪，最近情况怎样？老洪说，我们文化部门是国家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亲属也比较多，基本上没有造反派，初期也有个别业务人员写过我两张大字报，批评我过去有几件工作处理不当，造成古建筑损失，说得也有些道理，我能够接受，别的也没有什么风浪，都参加了“主力军”。这一阵我在家里饲养金鱼、培植花草。我想我是什么派呢？造反派，当然不是；走资派，恐怕还不够资格；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称，叫做逍遥派。我还编了个顺口溜：逍遥派，真自在，不管左派和右派，你们斗罢我再来，最后还是我上台。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老洪说，最近他们不让我逍遥了，接到一个战斗任务，拉我成立一个“红老兵革命委员会”，由复员、退伍、转业、残废军人，还有老红军、战斗英雄这些人组成，大多是各系统的一些干部，也吸收一些工人，想以这个形式来积极影响运动。商贸公司老尹是“司令”，他有红军的资格，他手下也有实力，另外还有三个“副总”，是三个厂的总支书记。反正照着群众组织的样子弄起来了。总部设在工商联，里面有会堂、有办公楼，“主力军纠察队”的队部和直属支队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等于有了警卫部队。我当兵时只做到班长，现在成了“政委”。我想了一副对联：“红老兵”在此，“红卫兵”老几？横批是：一物降一物。
他忍俊不禁，说，你们这个幽默搞大了！老洪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经过考虑，我同意参加。他说，这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听你一说，知道了。老洪立即摇手，说，不要你表态，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事，跟你书记无关，但我们相信，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天掉不下来。
他说，好吧，我不表态。你这个“政委”，看来比我这个“政委”还要强些，推进到前线去了，有“总前委”的意思，可要小心炮火啊。
老洪说，书记你放心，我们“副总”以上的五个人全是市委委员，其余人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十年以上党龄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说，当然当然，只是情况确实特殊，你们要十分注意把握形势，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你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老洪点头称是。
他就丢开这个话题，把布拎袋从办公桌柜子里取出来，说，《金瓶梅》在这里，现在没有时间看了，请你还给图书馆。
老洪说，图书馆现在只有报纸阅览室对外开放。馆长夫妇就住在馆里，我负责交给他们，没有问题。
他问，图书馆有无损失？老洪说，没有，而且有了收获。“破四旧”时，这个馆长带领馆里的同志暗中做了一件好事，他们跟废品站、造纸厂取得联系，抢救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有许多古书，都封存了，将来再整理。那时群众响应号召，把家里的旧书都朝废品站送。
他说，这馆长不错。老洪说，写过我的大字报呢。他问，写的什么？老洪说，“破四旧”的文件是文化局起草、以市委名义发的，各学校执行，让学生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上街，到老百姓家里搜查，有的还冲进寺庙，一窝蜂，事前没有培训，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注意的问题，工作不细，造成了文化损失。
他听了无言，他是怎样签发这个文件的，都记不得了。他送老洪下了楼，老洪拄着手杖，以一种特有的雄姿，渐行渐远而去。
自从把工人的那份《照会》批示了“常委阅知”，一切出奇的平静，他不知道几位常委的态度，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不来向他报告什么情况，他也不去询问他们，大家相安无事，甚至都不大见到面了，这是有点微妙的，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对这即将来到的某件事情，既无力阻挡，也不感到害怕，而是要看个究竟。
按理，他是应当具体地有所关注的，但这就需要跟下面的部门和工厂发生联系，所以他就有意地避开那一团乱麻，怕太靠近了容易纠缠进去。好在老宗跟他之间，早就有了某种不成文的“分工”，就是这些具体事情不要他直接插手，而让老宗在一线挡着。对于干部来说，往造反的一边靠，会脱离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孤立，往保守的一边靠，造反派会揪住你，总之不能做出头鸟，真是“动辄得咎”，多数常委这段时间大约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有老宗可能在不动声色之中做了可以想见的事情。
也许老宗已经像诸葛亮一样“安居平五路”，把刘克成、陈安国这一拨子工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扑灭了那声称要熊熊燃烧起来的大火，但更可能的是老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弭兵”之策，因为无论如何老宗没有办法公然把那五十多个工人代表抓起来或软化过来，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计划。老洪出任“政委”的这个组织的成立，该算是老宗构筑的防线上一个新的指挥配置，更为完善有力。他的心中突然掠过一阵悚惧，就像见到乌云开裂、银蛇一闪，即将惊雷炸响一样。
但正如高尔基的散文《海燕》所描写一样，乌云、风暴、雷雨有一个从集聚到爆发的过程。陈安国领着几十个人来了，要求对他们的《照会》给予答复。接到情况后，老宗主动来对他说，就说你外出开会了，让我去答复他们。他问，那么答应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呢？老宗说，不答应。他几乎感到一种软弱，又问，这行吗？老宗说，反正是不答应，随他们怎么闹，谅他们不敢犯法。话说到这样，他也就不必再说了。
他感到老宗有某种沉不住气的、控制不住的、急躁的东西，却不怎么好劝。他点了头，让老宗去试试。结果，不一会，老宗就气愤愤地回头了，说程主任被陈安国那伙人带走了，声称一起上荷州地委评理去。这真是始料不及，好像看到了当时那闹剧场面一样。他倒反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问老宗，你说到底是魔高，还是道高呢？他们犯法了没有呢？老宗脸气得发白，说，我反正不信会输给他们，出水才见两腿泥。他说，我也是这样看，那我们就不要急。他算是用这句话劝了老宗。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荷州评理去的人返回了，程主任也在一起，都到了市委“文革办”。工人指名道姓要老宗出去接见。这之前，他已经接到地委“文革办”电话，认为阻挠成立“工红”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因势利导，处好关系，不能对立。
他把地委“文革办”的意见对老宗说了，想不到老宗断然不听，说，你要么不让我去处理，我的态度，还是不能答应，道理很简单，打个不确当的比方，我们不能让他们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他说，这毕竟是不同的。老宗说，虽然不能说这些工人就是敌人，但形势如此。我坚决认为，顺着他们这样下去，祸国殃民！
他沉默了一下，问老宗，那你怎样能把问题处理得下来呢？老宗说，处理不下来不要紧，我倒要看他们有什么办法能降服我，你让我去，你放心，横竖就是这么回事了。他说，他们指名道姓要你去谈，来者不善呀，让我去吧。但老宗不肯。
老宗像上回一样，又带着对立的情绪、抱着不予同意的态度去了。结果，闹出的事情更大，工人增加到几百人，学生也来了几百，把老宗就在市委门口批斗起来。群众让老宗站到一把椅子上，陈安国口若悬河对老宗痛加批判，群众呼出了“打倒宗进庭”的口号，有“千夫所指”之势。十几个机关干部要上前保护老宗，被群众推推搡搡、骂骂咧咧，赶到场外去。
不一会，“主力军纠察队”来了许多人，“红色保卫军”、“红老兵”也举着旗帜来了许多人，他们的愤怒冲天的口号是“保卫市委！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边的工人学生见自己有被包围之势，就往外冲，于是发生混战。
他得到消息，正在叫苦不迭，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干部有群众，负责市委保卫工作的公安局牛副局长也来了，护着他和常委们迅速从后门离开市委，穿过曲折小巷，进了工人文化宫。他说，不行，不能呆在这里。于是又从文化宫后门出去，曲折而行，到了煤炭公司。他仍感到不行，于是从煤碳公司后门坐上小轮船，“突突突”往北边水乡开去，这才觉得安全。他心里的意思是不能让常委们呆在“主力军”的营盘里，以免引起“工红”方面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更扩大的行为。
小轮船北行三十多里水路，到达鹊湖镇。远离亭州，四面汪洋，十分安静，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大家松了口气。傍晚，乱中脱身的老宗也被牛副局长找到、接来，就在镇招待所里开了个常委会。牛副局长到外面去负责保卫工作。
招待所至为简陋，木板大门关了起来，除了他们，空荡无人。他们留下了两瓶热水、半罐茶叶、匆忙洗过的茶杯，让服务员回避离开了。气氛有点凄凉。
他开玩笑说，我们成为逃亡政府了。老宗说，都是我，败军之将。老魏说，这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你坚持了原则。老李说，对，坚持了原则，算不上败。老黄说，确实也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上次常委会不同意另外成立工人组织，老宗坚持的，就是这个原则。现在群众这么一闹，我们的原则碰了钉子，我们要不要重新研究一下？老黄这样婉转一提，老魏老李就看着他。
他从容吸了一口烟，说，今天老宗首当其冲，领教了“造反派的脾气”，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好这种思想准备。作为常委会，我也认为要肯定老宗坚持了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只怕你无论怎么处理得当，群众性混乱和冲突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都随时可能遇到老宗今天碰到的情况，也许还要更为严重。今天办公地点这个转移，或者也确实可以说是短暂的“政府逃亡”，说明我们可能要像在战争环境一样作好为党牺牲的思想准备。
老魏忽然哭声喊道，毛主席啊！
老李说，老魏，别这样！从前枪林弹雨的日子都过来了！
他说，也许我言重了一点，我心里也很难过、想得很多。我们忠心耿耿，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都没有二心。我们总的要振作精神，正确对待。针对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策略，要淮备走更弯曲的路，把运动要进行的时间预计得更长一点，不要伸出手去阻拦，不要怕秩序会产生一些混乱，不要怕各种问题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中央一再说要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放手”不够，那就再“放”，看看怎么样？
老李说，你“放”了这边，那边要有意见！他说，现在主要是我们“放”了那边，这边有意见。要全面地“放”，哪个猴子要跳出来表演，我们都“放”。老宗说，好吧，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去！
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要重新研究。各单位群众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若干个单位的群众要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都要同意，不要阻挠，但也不要放弃对他们的观察和教育。这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而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在这样新的局面、新的基础上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主动一些。
如果全市只有一派群众组织，比如“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那工作当然是好做的；如果全市有多个组织，而且分派别、闹矛盾、有冲突，那也不要紧，因为他们都认我们这个老娘舅，有事就来找我们仲裁、评理，还要来“争取”我们的支持，这工作也好做，我们不但不必“逃亡”，而且还会很吃香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转变，从比较的集中，转到比较的民主，从习惯于站在上面发号施令、让下面惟命是从，到需要更多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样说，是坏事变成好事，是社会的进步，但这个好事的形成、这个进步，看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付出一定代价。
不要光说我们对群众民主不习惯，群众民主自身也有一个成长的、成熟的过程。这样去看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将会得到新的进步，创造出新的政治局面。我们应当千方百计促成它的胜利成功，而不要否定它。问题虽多，总的应当这样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老魏说，杨书记，你真行，问题就这样被你转了过来，我还真的看到了一些亮光，要不然，心里面真是漆黑一团。老李说，那你再喊一声毛主席。老魏说，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一会儿理解，一会儿又不理解，而且毛主席把像我这样的情况预先都写在文件上了。老李说，不对，毛主席只说你这样的情况是很不理解，没有你说的什么“一会儿、又一会儿”。老魏说，李部长，你不要跟我咬文嚼字好不好？思想问题嘛，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解放军政治工作有一条经验，就是“活思想第一”嘛。这个思想的特点，它就是“活”，就像一篓子毛鱼泥鳅长鱼，翻来搅去动个不停。
大家笑了起来，表情严峻的老宗也“嘿儿嘿儿”的笑。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在这里过夜，那就是离开职守，真的是“逃亡”，这是不对的。估计明天“工红”方面还要到市委来，我们要按照今天所谈的新的精神，实行“让步”。地委“文革办”也是这个意见，面对现实，目前确实也只有这样办。
我建议还是老宗去接见，答应他们成立“工红”的要求。至于活动场所，现在工人文化宫是“主力军”总部，工商联是“红老兵”总部，别的也没有地方了，只有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要跟剧场协商一下双方怎么使用。关于经费，跟“主力军”一样，给他们三千元，同时也要对他们提一些要求、做一些教育。
老宗说，我不去！大家沉默。是的，老宗有这个情绪，是很可理解的。老李说，老宗，杨书记的意思，是不能光让你做“恶人”，这“好人”的事情也要让你做。老宗说，我不在乎这个。老李说，这话当然对，但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情况。你说不去，那我们也不好去，只有杨书记去。
他说，大家的心情我知道，情况确实变得有些复杂，但正如老宗所说，我们不在乎这个，不以个人得失为转移。到目前为止，老宗一直处在第一线，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贯彻常委会的集体意见，这有常委会的记录为证，有我们这些人为证。“恶人”不好做，“好人”也不好做。明天谁去接见“工红”，按照今天的意见，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做了“好人”，但在另一面的群众看来，那就是“恶人”，他们就要对这个同志有意见。这两个方面，都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误解，或者是对你自作多情，或者是对你怀有恨意，我们都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的思想立场和工作，决不以此为转移。如果我们为党的事业蒙受某种程度的冤屈而又不好解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是为了工作，我们是有原则性的，血管里流的是血，水管里流的是水。明天不管谁去，都要对群众说明，是代表市委去的，以前不主张成立“工红”是市委的意见，现在同意成立“工红”是市委重新研究之后的意见，这样说就没有矛盾了。我看，老宗和我除外，你们三个人当中随便哪个去。为什么我最好不去呢？因为现在有的群众说，杨书记是同情和支持“工红”的，老宗是同情和支持“主力军”的。我们虽然不听这种无稽之谈，但也要避免让群众形成这种印象。我是书记，我一出面，表态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这样不好。老魏还没有去接见过群众，明天就由老魏去经风雨、见世面，怎么样？他举起手来，结果都举了手。老魏说，好吧，我准备“主力军”对我有意见，横竖我们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想有个人样也不可能了。
大家又是一笑。
没想到，第二天先是来了市一中的上千名学生，还有教师。他们要打倒校长蔡美凤，他们要求市委为高均老师平反昭雪。蔡美凤，还有工作组留下的联络员老姚，被学生押到市委门口来了。学生，加上围观群众，把中山塔门口站得满满的。批判会当场举行，诉说蔡美凤如何执行资反路线、如何迫害致死青年教师高均。
比起朝阳中学和医校，市一中这个“学生运动”迟来有三个月，但不同的是，人数一下子比较多，说明着该校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这大约也是酝酿时间较长的结果。在运动较为深入、改变了人们的一些思想的这个时候，情况也就不同了，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于是，蔡美凤在市一中的“一统天下”崩溃了。
他对市一中这件事，由于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有前面两个学校的经验教训，精神上有一定准备。当门口的情况反映到里面，他也就胸有成竹，可是他也别无更好办法，还是只有让蔡美凤“经过去”。
看了学生们提出的《强烈要求》，他让老程先去会见师生代表，一是支持革命师生对蔡美凤执行资反路线的揭露批判。二是高均执笔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及他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都是运动当中正常的行为，不是反党行为，不能因此说高均是反党分子。第三，市委认为高均是一个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高均自杀身死是不幸的，要由教育局组织专门调查，学校师生应该积极提供真实的情况。第四，市委撤销蔡美凤市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职务，责成蔡美凤向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查，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五，工作组联络员老姚，回原单位法院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再担任市一中联络员，但必须积极配合对高均自杀事件的调查。第六，希望革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