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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一劈头，林贤治就用一种突兀的诗人所独有的潜词造句方法将自己的鲁迅观以最简洁而又震撼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相当突出地表现了自己对于鲁迅文学和思想世界存在价值的高度肯定，也就是说，鲁迅是不朽的；虽然鲁迅一再申明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但是历史最终的启示却是：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地位是不可超越的，后人似乎只有接着讲的份额，而已经不可能在思想的原创力上超过鲁迅对古老中国国民心理的勘察和对个体自己的心灵世界黑暗本性的窥探。无论在人心层面对心灵存在世界的体验还是人性层面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剖解，鲁迅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当然，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说在鲁迅之后我们后人就再也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性批判和对灵魂世界的洞察了，而是说，我们必须承接鲁迅的精神界战士之传统。按照我的个人理解，这句话说鲁迅死在20世纪是直白的事实就事实的说法，而活在21世纪就是一种跳跃性的主观见解了，这个愿望的实现首先就需要我们后人在心中具备不断超越的思想勇气和探索真理的顽强决心；当然，我一再说我们的主观规定不是说要超过鲁迅，因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和牵强的说法，而是说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接续上鲁迅的思想轨迹，继续进行石破天惊式的个体心灵奥秘和社会价值批判两个向度上的精神探索，并以自己的研究辉映鲁迅的光辉形象。而林贤治的形象，就是这样一颗卓绝的灵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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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的鲁迅研究视角首先动用了类似于文学研究中的原型视角，但是鲁迅的存在是个体生存和作为现实人物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存在，而不是后者所关注的文学作品的虚构存在。林贤治将文学原型的发掘功夫挪移到对鲁迅生活原质的整理中。他说到：“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林贤治）他分析鲁迅先从鲁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文化特征入手，结合鲁迅的出生、家庭遭遇、求学经历、从政经验和后来在大学内的教学生涯，加上鲁迅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爱情体验，联系鲁迅的文学作品，从而与鲁迅一起归纳出了“吃人”的社会现实本质。真正的文学研究似乎就是要使文学研究者与原作者达到思想高度和思维方式上的同构，否则就谈不上卓越的文学批评并作出惊讶的令传统研究者所无法抵达的高水平的作品意义阐释。林贤治自身所具备的诗人气质和思想纬度，就为他的鲁迅研究提供了冠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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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认为鲁迅思想的基本倾向是怀疑一切。虽然鲁迅内心不免阴暗甚至刻毒，鲁迅批判一切故作姿态的事物和制度，但是鲁迅又是温情的，因为鲁迅时刻都关心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冷暖，对当时的文学青年和凡是他认为的社会善良因素都予以倾心的关注和提携，比如柔石、萧红和萧军等年轻作家就是在鲁迅的直接关心和培养下再加上他们自身的不断努力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林贤治论说道：“鲁迅终其一生，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人国”乌托邦；但是在现实中，除了确信自己做为奴隶以致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之外，他怀疑一切。他把几千年的“东方文明”等同于僵尸，不相信一直为统治者编修的中国历史，说是“家谱”，不相信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霸权话语。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恶的。他反对蒙昧主义，而对中国的学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大约在他看来，其中多是“假知识阶级”，是喜欢给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对于底层阶级，虽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对象，却同样反对“迎合”，作“大众的新帮闲”。”他认为鲁迅除了视自己为奴隶和感受奴隶的切身体验之外，怀疑一切，我是同意的。鲁迅的基点就在于时刻感受到自身的身体存在，他自己的痛苦、挣扎和思想的混乱；但是，鲁迅除了在关照自己的悲剧之外，他更关注的是社会大众的存在。这就有了鲁迅泛奴隶化思维的出现，鲁迅排斥古典历史学的正史意识形态意识，从他对历史上诸多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讥讽和揭露就可以看出，鲁迅是从不相信那些鬼蜮的魑魅的。但是，鲁迅的怀疑却不是笛卡尔式哲学家的对世界是否存在和是否可以被我们所感知问题的怀疑，鲁迅从不作这些无谓的无用的抽象的空谈；他只是从历史的现实出发，怀疑那些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从这点上来看，鲁迅真的不是一个被笼罩在世界幻象中的纯粹的哲学家，而绝对是一个以现实世界作为最初和最终皈依的只凭自己感受并对这种感受抒发情感的纯粹的文学家，就是他的思想家的身份也是后人对他的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