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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中修的法律必然是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为了剥削无产阶级服务。所以这就不难解释无产阶级为什么被中修的政府机关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而官老爷根本不用走所谓的流程，实在觉得碍事还可以废除掉。所以只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才有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者不仅立场要坚定，还要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论，组织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用专政武器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单打独斗只会被机会主义用专政武器清洗掉。只有形成自觉司令部夺取专政武器后，才有组织力量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
2、资产阶级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专政权，法律不过是其行使专政权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就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长久剥削而存在，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夺权这一条路可走。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党内部同样存在路线斗争，存在走资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夺权斗争，因此要吸取历史经验，组建起无产阶级的自觉司令部与资产阶级自发司令部进行坚决的斗争，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直至阶级的消亡。
8.21日晚，河北孟村某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女子被钝器殴打头部致死。可医院却信口开河，开出不合理的死亡证明，声称死者是因为“心梗”而死亡。事发后，中修政府为了自身形象，便装模做样地声称要“依法严格公正办案”并要将此案移交异地审理。可我们知道，法律和审理流程都不过是由统治阶级制定出来，服务于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现在的政权是由反人民的剥削阶级掌握的，那么体现这样一个反动政权意志的法律又怎么可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公道呢？
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法律和司法相反，在走资派复辟以前，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支持群众的发明创造，肯定并积极领导群众起来造反的，甚至将四大自由写进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制定的75宪法之中，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现在的中修政府呢？他们代表的正是处于少数的、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生的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他们必然会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也就必然会动用政权的力量分化、镇压群众，不让群众有组织起来造反的能力，甚至不允许他们插手政治的“一亩三分地”——这也是群众普遍政治冷感的真正原因。他们鼓吹法律和司法流程的“公平正义”，也不过是要将国家塑造为所谓超阶级的仲裁机关，从而让群众将矛头指向它所制定的法律和流程，而不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好维持自己的剥削统治而已。所以，群众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原因不是法律和司法流程不够完善，而仅仅是因为政权不在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手中而已。
不仅如此，历来两个阶级的斗争，最终都要发展为政权的争夺，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便能运用它来镇压、分化无产阶级，保卫自己的剥削经济。而无产阶级要想翻身也必须掌握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剥削阶级的残余力量，清除阶级队伍内部被资产阶级法权腐化的异己分子，才能以符合自己的最根本利益的方法改造世界，破除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根源——私有制及反动的资产阶级观念。可以这样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政权的问题就是这么重要。
那么，如何夺取政权呢？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告诉我们，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势是敌强我弱，但同时敌衰我兴，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这个论断放在今日的中修同样适用。首先，中修作为一个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拥有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和统一的国家政权，这使得反动派们能够动用全国各地的镇压力量来镇压任何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统治的运动，就比如说此前四川江油的群众运动，当地的警察镇压不了，就调市里的警察来镇压，在这样强大的工业化镇压能力下，群众的自发运动很快便被镇压了下去，可另一方面，中修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广大劳动群众上的，这也就使得中修必定处于少数，他们现在还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完全是由于群众被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无政府竞争所分化，既没有组织起来的能力，也没有革命夺权的经验和自觉性而已。
因此，要想发挥敌衰我兴的优势，扭转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革命者就必须充分发挥革命力量的人民性，也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那么如何发动群众呢，是走马观花的拉起一拨人就进厂，还是踏踏实实地组织起群众，通过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这个物质基础改造群众，克服群众的自发性，并灌输革命夺权的自觉思想？答案自然是后者，群众的无组织状态，是他们之所以不能进行坚定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夺权斗争的原因，而要想打破这种状态，就必须搭建出前文所述的工业化革命家组织。只有在强有力的、坚定的工业化革命家组织领导下，才能真正的将广大革命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让群众摆脱自发运动的局限性，走上革命夺权的自觉道路；也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核心，承担遍布全国的无产阶级地下专政网络的领导职能，进而运用它充分地发动群众，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让群众的愤怒和力量，即使是再微小不过的力量都充分地被集中起来，化为打击资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拳头。
然而前面我们说过，革命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弱于革命对象的力量，这就要求革命家组织必须要有足够的秘密性，不能直接暴露在中修面前。可另一方面，革命运动要想发展，就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那么，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就只能依靠地上地下的划分，通过政治报脚手架的灌输和路线斗争的只有资产阶级专政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地方，同时也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掌握的地下空间。只有这样的空间，才能为革命者提供改造群众自发性，灌输革命夺权的自觉性的环境，才能让革命者运用政权的力量，政治挂帅的清洗机会主义路线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通过政治报的义务劳动不断地赤化出自觉的革命同志，才能为革命者搭建遍布全国的无产阶级地下专政网络，即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和全国性的地下代办员网络提供稳定的基础。
然而，地上地下的划分也不过是革命力量发展的基础，真正能够促进革命力量发展的是阶级斗争，准确的说，是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自觉司令部和机会主义的自发司令部的斗争，尤其是对于领导权的争夺。为什么这么说呢？以文革为例，走资和造反两派的斗争，最终都要落实到领导权上，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决定了这个国家政权的是姓资还是姓社。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走资派取得了胜利，最终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领导权，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分化剥削，革命运动也不得不陷入低潮。
由此可见，一旦无产阶级的自觉力量不能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那么那么就没有了清除、改造自发势力，斗争错误路线的能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自发司令部便要掌权，进而利用这份权力变革命的义务劳动为自发力量的温床，变革命的民主集中制为打压自觉力量的官僚主义，最终葬送革命运动。
所以，今天的革命运动就是要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出现自发司令部夺权的情况，为此，无产阶级的自觉部分就要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既要坚定的斗争潜伏在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防止他们利用自发势力走机会主义路线，篡夺革命领导权。也必须充分的发动革命群众，将他们赤化成为自觉势力的一员，并领导他们为革命夺权做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自觉势力才能免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才能不断的赤化出事实正确的革命同志，从而扩大革命队伍，填充地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网络。也只有这样，革命家组织才能逐步发展起来，成为真正坚定的，能够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