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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历来剥削社会的教育就是让受教育者挤破头去当“人上人”向统治阶级献媚、贡献“毕生所学”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工人有一定技术，但是其本身就不是为最广大劳动群众所服务的，教育也会越来越与真正的三大实践脱轨，根本目的只是在于需要许多听话的、懂一些技术的雇佣奴隶老老实实地被自己剥削。无数的学生自发运动证明了其根本不能掀翻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私有制，不在于规模大小人数多少，而是缺乏先锋队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在广大无产阶级，学生必须与之结合才能在革命中爆发出真正的力量。先锋队的建设就是从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做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融工，互相支援此起彼伏的活动逐步改变阶级力量对比，最终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2、在学生群体当中的绝大多数无疑是出身无产阶级家庭的，他们在当下和将来受到的资本主义压迫同样是感同身受和可以预见的。学生群体应当和其他无产阶级群众一同，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自觉地组织起来，只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才能永远废止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编者认为，当下马列毛主义者面临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那些盲目鼓吹自发性，戕害革命群众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拥趸。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教育革命的幽灵，在中国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一切反动派都联合起来了……
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许多学生又将在学校、在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下遭受空前的学习压力和资产阶级官僚的压迫。正因如此，我们不妨以“宣言”的形式来谈一谈如今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及其历史渊源和破除文化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谁是无产者学生的敌人？谁是无产者学生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共产主义教育革命的首要问题。中修自复辟以来，进行的所谓教育改革美名其曰是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解决教育痼疾，实际上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培养学生的驯服性，淡化学生阶级斗争意识，使学生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若要达到共产主义教育革命的目的，便不得不对学生阶层与其所在的教育系统、社会系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列毛主义做一个准确的分析。
一、学生阶层与科举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标准，学生并不能算得上一个独立的阶级，当然，反映在学生身上的教育矛盾已经越来越具有两对立阶级矛盾冲突的性质。
无产阶级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出卖自身劳动力谋生的群体；资产阶级是占有较多生产资料、雇佣无产阶级、主要靠获取工人剩余价值生存的群体；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然而通常需要付出相当劳动才能养活自己的群体；一般来说，亲自参与生产劳动立场易倾向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立场易倾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同时具有上述两个特点，所以常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摇摆不定，最终分化成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近代中国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这种革命与软弱妥协的双重性质的典型体现。
那么，按照上述标准划分，当前学生阶层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也较少参与物质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产。学生在成年前需由父母提供生活开销，在经济上无独立地位。当学生意识到自己将来仍会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社会上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谋生，才可能会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灌输），反之则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可以说，学生阶层处于阶级尚未完全分化的状态，在科举制筛选下，绝大多数分化为无产阶级，少数分化为资产阶级（后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固化，只会变得越来越少）。
二、现存教育系统
鲁迅在《野草》中《战士与投枪》一文中描写了一位战士在“无物之阵”中战斗，举起投枪却无法击中“无物之物”，无处使力，最终老衰、寿终。这种“鬼打墙”般无处使力的困境，是革命者时常面临的困境，是没能正确回答毛主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问题的必然结果。
所以如何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呢？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遵循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大量的商品堆积为出发点，抽象出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延伸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基本矛盾。
那么，对于教育系统，如何像《资本论》一样准确地运用抽象法，分析问题，揭示矛盾呢？
准确地运用抽象法，需要适当地忽略具体事物中与研究对象无关的次要矛盾、次要因素，才能从具体的现象中抽象出概念本质。首先笔者必须声明一点，脑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角度所研究的教育学习过程，不是本文接下来专门讨论的内容。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整个教育再生产的过程、制度。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教育制度千差万别，有入学时间和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各阶段年限的差别、普通教育的差别、职业教育的差别、特殊教育的差别，也有协调各地区不同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配套制度等。可以看出，在除去诸多起修补完善作用的配套制度和不同国家地区因地制宜的差异后，工业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支撑教育再生产的根本制度为义务教育、科举制度和作业制度。下文叙述教育再生产制度的历史演变，来证明这三大根本制度并非凭空抽象而来。
三、教育再生产制度的演变
学习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之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适宜人学习的复杂生理结构和社会载体，人类教育与学习的能力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发展。
以中国教育制度演变为例，奴隶制时代，教育资源与受教育权被奴隶主阶级垄断，出现了专门教育机构，如孟子所说“谨庠序之教”，“庠”“序”指的是商周时期的教育机构。
随着社会发展与变革，教育机构也在不断变化。教育机构的第一次大变革，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使得奴隶制分封制瓦解，诸侯割据混战，奴隶制垄断教育机构解体，私学开始兴起。为适应改革内政与争霸的需要，各诸侯国官吏选拔方式由世袭制转向军功爵制（军功制不是相对和平时期的稳定选拔方式，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下文不展开）。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文化素质得到第一次大规模提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导致奴隶制形式下的教育垄断组织解体，让本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教育文化资源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人民；其二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广阔的社会实践过程让人民群众学习掌握了丰富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虽然显然并非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一时期创造的文化资源在质和量上都远胜于前。
自秦代开始的封建帝制中央集权制度持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为“以吏为师”，中央教育机构以汉代开始的太学、国子监为代表，地方教育机构，自先秦以来的“私学”主要有私塾、书院，也有“义学”等组织形式。中央教育机构形式适应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需要，地方教育组织依托于私有制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官吏选拔制度自汉代开始，主要方式依次演变为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科举出现后，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而从及第者中选拔官员（公务员考试）、官吏考核，为吏部职权。
汉代的察举制，是封建社会第一种全国性和平时期的官吏选拔方式，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征辟制度作为补充。察举制以乡里舆论作为对选拔士人的品德评判选拔标准，在私有制地主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地主豪强、宦官外戚把持用人大权，很快转变为维护权力世袭、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察举制没有也不可能选出清廉正直、有治理国家才能的人才。门阀士族的世袭腐败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下发展至极盛。
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在历朝历代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发展，是选官制度一大突破，也伴随着恩荫制度的妥协。它给了被统治阶级一部分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由此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吸收了被统治阶级中相对有能力的个体，提高了官员的行政能力水平；又由于考试内容、选拔形式全国统一，长期维护了封建大一统统治；一定程度上对人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此后由于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长期处于私有制小生产状态，地方教育机构组织未有较大突破创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用下，中国人民平均文化水平（如识字率）达到封建时代世界前列。
然而，马列毛主义主义者必须认识到，科举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官员选拔制度发展最完备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指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比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上层形成工人贵族的历史久远的多，科举制就是这样一种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最公开、最露骨、最无耻的收买、分化与挑拨。
中世纪欧洲教育资源垄断于教会宗教势力，出现了中世纪时期的大学。欧洲中世纪末早期殖民时期有了相当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工业革命真正确立了社会化大生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培养具有基本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以普鲁士为代表），尤其是为了适应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技术发展需要，产生了以威廉·洪堡的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机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普及广度与深度开始后来居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清朝洋务运动引进近代工业，相应的引进了新式学堂，戊戌变法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半殖半封，工业不自主，军阀混战，自然经济占主导，所以在废除封建科举后，一直未能将全国性的义务教育贯彻执行，虽然民国政府也有关于教材、学制等等规定，但显然绝大多数工农群众无法享受到。在世界交流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吸收了中国古代建设国家机器的经验，实行了现代科举（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规模扫盲，举全国之力工业化的同时开始全面实施义务教育，也实行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根本上均由义务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这两个基本制度构成，作业作为检验学习成果的一种反馈手段，形成的制度（作业制度）是从属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下的教育基本制度的。随不同所有制下的不同教育形式、内容而变化。
四、资产阶级教育再生产的基本矛盾
科举制创立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虽然还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但中央政府当时的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度足够确保教育和官吏选拔的全国性，教育再生产的选拔环节在形态上与资本主义时期高考制度已很接近，无非资本主义工业化后义务教育的全民推广让科举考试的竞争烈度高于封建时代罢了。科举制是私有制教育选拔制度发展到最高最完备的阶段。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考试制度基于竞争产生的文化知识学习的再生产，越来越表现出对考试选拔制度的反抗，科举制这个“生产”文化知识的法师，控制不了自己召唤的“魔鬼”了。几十年工业化社会过渡到信息化社会教育的历史，不过越发表现出学生反抗现存教育体制，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反抗教育生产关系的事实。长期高烈度的个体竞争，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先不说造成越来越广泛且严重的对学生生理心理上的摧残，仅仅从学生和家长身上吸走的血汗，便喂饱了教辅、房地产两大资本集团。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像市场经济一样，教育的不平衡不协调性是必然的。
现存教育生产关系如何越发不适应现代知识生产力呢？归根到底是考试制度以个体为选拔单位的无政府竞争本质。个体选拔与择优录取导致学生为通过选拔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减少再到破坏与他人的合作，成为滋生私有观念和破坏无产阶级联合的土壤：这样的制度让人们不断地用他人的努力否定自己的努力，又用自己的努力否定他人的努力，在物质和意识上进一步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科举考试这种发展私有制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越来越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合作需求相对抗。一句话，科举制再不能与社会的发展相容了。
面对这样的危机，资产阶级是怎样应对的呢？他们一方面进行大量扩招，在庞大产业后备军的事实面前掩耳盗铃，在涉世未深的学生面前隐瞒相对过剩人口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加强对学生的镇压与收买分化，同时更加彻底地发展榨取学生血汗的艺术。这是一类怎样的应对方式呢？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危机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使自己应对方式越来越少，效果越来越差的办法。
同时，现存教育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大生产不仅锻造了杀死资产阶级科举制的物质武器，还锻造了将要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即无产者学生。
现代无产阶级由于生活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其子女接受的教育自然脱离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闭关自守的状态，这不以小农的意志为转移。工业化以来，义务教育被统治者强制推行，至今已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巩固。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诞生了，义务教育和科举考试成为了国家机器中的教育部分，学生第一次被如此广阔地组织起来，在一个教育系统中参与竞争。现代无产者学生只有他们获得文凭才能被允许出卖劳动力工作生存，只有他们学到如何更好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知识能力，才能被允许获得文凭。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学生，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的感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就业、分数线名次等一切波动的影响。
现代工业化条件下的教育已经把封建的私塾书院变成了无产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厂，挤在学校里的学生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预备役，受着各级军士与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奴隶，还每日每时都受课程作业、考试、首先是各个学校进行教育活动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压迫。这种教育制度越是公开地把分数、升学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与可恶。
人的工作所要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越单调，换句话说，工业化、信息化越发达，工人的文凭就越受技术的排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文凭和技能资格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学历和技能水平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再生产费用（工资），把自己的劳动卖个不同的价钱罢了。
当资产阶级学校对学生的压迫告一段落，学生获得部分休息时间后，马上就有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人——辅导班、教辅资本集团、房地产资本集团、学区房房东向无产者学生和家长扑来。
以前的所谓“中间等级”的下层，即个体工商户、小店主、小摊贩、自由职业者，与原来的工人和农民，所有这些阶层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了。有的是因为小资本经不起经济危机的波动，有的是经不起学费、地租资本、金融资本的层层盘剥或遭受生活变故，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已经被新技术弄得不吃香了。无产阶级像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层中得到补充，无产者出身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此，其余大多本来就是工农出身。
五、无产者学生的反抗
(1)无产者学生的自发性运动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无产者学生反抗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学生，之后是某一学生团体，然后是某一地区的一届学生或某校的几届学生，同直接压迫他们的单个教育界资产者或团体作斗争。他们不仅攻击资产阶级教育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教育再生产的环节，而且一部分人攻击自己或他人，或者作业、课本等物品本身。他们以中断自己或他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为武器，力图恢复之前学生应有的假期休息时间等地位要求。
但是，随着学生阶层群体的壮大，它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无权和组织起来的力量。科举制不断发展深化，各个学校学生的学习强度均不断增大，不断趋近，不仅早已超过学制规定，而且甚至达到乃至超过生理极限。学生之间开始建立起经常性的团体，打探消息，交流共享学习资源，接力举报，施加压力进行抗议。在一些地区的一些特殊情况，斗争爆发为学潮，甚至群众广泛声援参与的自发性的抗议、示威和暴动。
在学生自发斗争的过程中，学生、家长、教师有如下现状：学生在面对具体的应试学习活动时斗争意愿较强，但无经济独立性，学生斗争又经常被自相竞争所瓦解；绝大多数未用马列毛主义物武装头脑的无产者家长，极易在市场经济与科举考试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内卷压力，不仅自觉或不自觉地压迫学生，甚至有时会对教师执行的个人或行政性质的教育改良措施（“减负”等）进行反弹抵触，除非发生突发的严重损害学生利益的事件；绝大多数一线教师受科举制下分数升学考评体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压迫，工作辛苦，倾向于变革，反对换汤不换药所谓“改革”，然而毕竟身处科举制教育体制内，受分数本位、阶级跃升思想影响很大，即使对一些教育丑恶现象感到愤怒，对科举制的批判也一般不深不透。而资产阶级最有权势的一部分成员，他们是不在这个教育系统内的。这样的现状，意味着无产者学生、家长、教师没有革命潜力吗？绝对不是！
我必须指出，这样的学生运动和引发的群众运动的性质是群众的自发性斗争，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对资产阶级政府抱有一定的幻想，渴望“清官”，比如江油事件。这是为什么呢？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个人手中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也可以这么说，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建立在工人的无组织的社会存在上，而且还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普遍不觉悟的基础上的。所以上文对学生、家长、教师三方在自发斗争中的局限性，是要通过革命理论的外部灌输、组织联合来克服且能克服的。无产者学生、无产者家长与一线教师，应该用马列毛主义武装头脑，克服私有制下无政府状态自相竞争的逻辑，但仅仅用革命思想武装还不够，个体的力量撼动不了科举制体制。列宁同志在《进一步，退两步》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因此，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领导下，通过长期的政治灌输，将其自发性上升为自觉性，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先锋队与学生解放
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全体无产者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自然与全体无产者学生有着相同的根本利益，所以坚决捍卫全体无产者学生的根本利益。无产者学生应当支持无产阶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组织起来帮助先锋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吸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防范先锋队变修。
防范先锋队变修，需要在经济基础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在上层建筑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映在教育领域，便是不断清除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残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素。而科举考试制度从封建制科举到资本主义中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发展成为了私有制国家机器实行阶级分化、从被统治阶级中补充统治阶级力量的最后最完备的统治工具之一，因此，为达到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目的，在教育领域，共产党人可以将自己的教育革命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科举制。
有人指责无产阶级革命者，说无产阶级革命者废除科举制的考试筛选，是要倒退到任人唯亲、世袭罔替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并拿出工农兵大学推荐制作为所谓“教育倒退”的例子，指责我们以公平为幌子，制造更大的不公平。
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世袭制分别从属于教育制度中筛选与不筛选的对立双方的代表，但它们都属于私有制下的教育制度，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有的人口头承认事物发展呈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但在教育制度上却认为不要私有制教育筛选制度（科举），便是要私有制教育无筛选制度（察举、九品中正等），而不是上升到公有制新基础上的教育制度，结果自觉或不自觉地背叛了辩证法。广大群众早就或多或少意识到科举制形式上的公平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公平，察举制或九品中正制、世袭制连形式公平的皮都懒得披上。那么怎样的筛选制度才算真正的公平彻底？按照群众朴素的认识，公平彻底的筛选首先要所有人都参与筛选，但紧接着就会意识到主持选拔的人却逃过了筛选。有的人说这部分主持选拔的人之前通过了筛选，但先不说走后门的问题，公平彻底的筛选要求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筛选，要及时反映人的发展变化，所以某些人以之前通过了筛选为借口，筛选别人时逃避其他人对自己的筛选，就是刻舟求剑。所以，公平彻底的筛选，正是要消灭专门履行筛选职能的群体，要所有人都每时每刻都对别人进行全面多角度的筛选，同时也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筛选，从而消灭筛选制度本身。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在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每个人都要受到历史和社会的检验筛选，这便是“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接受检验”，筛选与不筛选达成了辩证统一，消灭了阶级分化产生的社会条件，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
再说工农兵大学推荐制，它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学制缩短，毕业后“社来社去”，即使有人“走后门”最后也要回公社工作，彻底断了新生资产阶级通过科举选拔和高学历来向上钻营、逃避劳动的企图，只有是否“走后门”结果都一样，才能彻底终结“走后门”行为，为工农兵普及高等教育，在教育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科举、察举、九品中正或隐或显的裙带关系也配碰瓷工农兵大学推荐制？顶替他人大学名额这一丑行，不是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复辟而妖雾重来的吗？
有人说，当今中修的教育制度中恶性竞争“内卷”、学生全面发展严重受阻的确不容忽视，但这是由单一的评价体系引起的，应该通过改革评价标准、引入并贯彻多元评价体系来解决。
现存教育制度下的评价体系标准是为巩固哪个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当今哪个阶级掌握着评价的权力？不分析当前哪个阶级掌握教育领域权力而空谈改进评价标准体系，到底是为了巩固谁的统治？这一切的答案都指向了资产阶级。
我们再来谈谈所谓“单一”和“多元”的评价体系。在当今资产阶级专政利润挂帅的教育路线下，“单一”的评价体系使学生被迫只学习寥寥无几的几科，对其他分支的兴趣探索被选拔体系扼杀；“多元”的评价体系不过使更多的学科受利润挂帅教育路线的糟蹋，使学生被更多门学科压榨罢了，所谓的“多元”评价体系在实际操作中也只是转化为加权平均后的分数比较，仍然是科举制单一分数排名的变形，从中高考不同学科的不同分数到大学的学分绩综合评价，都是这个样子。
在私有制科举制教育体制下，不论是“单一”还是“多元”的评价体系，都伴随着对考试学科极度的功利化追求，和对未考试学科极度的功利化厌弃，折射出利润挂帅教育体制双相症状交替发作的癫狂。
可是，当今的考试选拔体制不也很重视对偏科怪才、鬼才的选拔培养吗？
这种力图“野无遗贤”的选拔方式，仍然是为统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中补充力量巩固统治而服务的，即使这些偏科怪才、鬼才能力不平衡，但只要在某方面显示出可能危及统治的能力，统治阶级也会竭力设法收为己用。为巩固自身统治，统治阶级还是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有人说，一旦科举考试制度停止，学生就不会主动学习，懒惰之风就会兴起，社会各行业发展就会停滞倒退。
想必在科举制下，学生在竞争中疲于奔命，一定是出自学生的“自愿”吧。照这么说，应该废除而非保留的正是科举制，因为正是在科举制下，学生厌学成风，依个人志趣自主探索学习者寥寥无几。科举制的卫道士，也有脸把科举制的罪状，扣到革命者头上？！在资本家及其乏走狗看来，只要他们获得不了剥削的剩余价值，全都是“懒惰”“不务正业”的行为。他们激发的“积极性”，不过是当人上人、尔虞我诈的积极性。奉劝反动派们不要自作多情，将自己思想上的尸臭当作人民群众需要呼吸的新鲜空气。
学生厌恶当今形式的教育，也自然不是什么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性”。随着产生这种“人性”的社会条件的改变，学习的性质和方式的改变，学生对学习的态度自然会发生变化。让那些“人性论”者继续当思想的活化石吧！让他们去说无产阶级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
有人可能会问，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如何看待当前各国的多种学制呢？对不同的学制分别抱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下学制会有怎样的形式，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首先，世界各国不同的学制是为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生产、文化教育情况而设立的，由于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多样性，未来共产主义的教育制度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绝不仅有一种形式。同时，无产阶级革命者从不做刻意的顶层设计，一切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所以我们还无法预测共产主义时期教育制度的具体形式，只能以过去的社会现实为已知条件，推导出一些基本原则。
若从教育参与社会分工的角度讨论学制，则世界上目前主要有三种学制：以英国为代表的双轨制（从小学开始，一轨普通教育，一轨职业教育），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轨制（小学、中学到大学，中间不分流，到大学选择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艺术、体育类另设体系）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分支型（小学、初中不分流，之后开始分化，如高中文理分科及其变形，大学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若以年为单位讨论学制，世界各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各有一两年的差异；若以天为单位讨论，则有全日制和半日制、函授夜校等，在已经工业化的地区，主要是全日制；有走读、寄宿制等；其他一些细小规定，大多为某一校自行具体规定，姑且不论。
从教育制度的社会分工职能来看，以上几种主要学制虽然种类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中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工需要而服务的，只要在阶级社会中，不论形式如何，都是在维持并加剧着这种强制的奴隶般的孤立片面的分工，加剧着脑体差别、城乡对立，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私有制下这几种学制以科举制为衔接纽带，完成学生教育再生产的衔接，制造着阶级对立产生的社会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分化与相互孤立。
因此，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是全面实行免费公共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消灭城乡、脑体、工农三大差别。这对应着《共产党宣言》中“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和“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两条措施。
除此之外，共产主义教育还应有两个特征。
专职脱产教育机构消失，融入生产单位。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来源于生产实践、科学研究和阶级斗争三大实践活动，人们在教育机构中学习到的知识也是来源于此。私有制下剥削阶级不事劳动且垄断教育资源，其推行的教育除了立场反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脱离生产实际，严重阻碍生产力进步。共产主义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然意味着专职脱产教育机构不仅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且成为一种多余的东西，那时，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工厂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教学单位。这样的教育需要对学龄儿童身心特点、劳动技能水平有准确认识，控制学习和劳动强度，而不是让童工制度卷土重来。
义务教育、作业制度因“多余”而自行消亡，公共教育发展到新阶段。义务教育制度是为了在工业化时代培养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而创立的，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为培养这样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统治阶级必须在法律上强制所有人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在经济上减免入学费用，对困难生进行补助，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劳动对绝大多数人并非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仅是谋生手段，所以若不强制入学，相当大一部分无产阶级家庭会让子女当学徒做工而非脱产入学，以减小经济负担，长此以往会阻碍全社会劳动力平均素质的提升，减少统治阶级可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而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因经济原因使儿童辍学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因极特殊情况未能入学受教育将成为极偶然的情况，社会成员基本上均会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此时义务教育的义务性、强制性将显得多余，在这种意义上义务教育随着进入共产主义而自行消亡，但从工业化时期发展而来的公共教育仍继续存在，只不过脱去了义务教育的形式，到达了更高阶段，如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对立产生条件消失，使得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自行消亡，而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机构仍然存在一样。
对于作业制度，之前分析指出作业是在私有制下检验反馈学习成果的一种手段，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教育的阶级压迫的性质消失，义务教育的义务性、强制性消失，使义务教育消亡，作业的强制布置、强制按期限要求完成的性质也会消亡，因为此时作业已非强制布置，而是学生与教师共同决定的结果，作业由学生自己布置，此时作业故意不完成的现象将会消失，学生和教师将会从仍可能出现的作业未能完成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改善教学工作，提高学习认识。此时，作业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消亡了，其本身仍存在。
（3）先锋队在过渡时期文化教育战线的策略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将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因此，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整个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都不可避免带有资本主义的影响，还无法直接贯彻共产主义教育的全部原则。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文化教育战线的策略，自然与共产主义教育原则有差别，同时必须保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方向。
关于过渡时期文化教育战线的设想如下：
1.支持先锋队建设全国性地下革命组织网络，夺取政权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失去政权就会失去一切，教育革命就无从谈起。而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2.政治经济各条战线完成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消灭私有制意识产生的经济基础。
3.强制消灭科举选拔考试制度，以达标性、通过性考试（不设置通过人数或比例，类比工厂零件质检）代替，时刻防范科举制复辟。
4.对于学校管理，建立革命学生、一线教师、职工（校职工、相关行业工厂工人或农民）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在教育战线上层建筑领域，也要实行一线教师、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的三结合；借鉴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组织经验教训，发展革命学生、工人组织。
5.学生参与作业制定、考试出题，工人参与教学安排设计，消灭固定的筛选他人而自身不受人民群众筛选的少数群体。
6.贯彻巴黎公社原则，教师由学生、工人农民选举产生，并可被学生、工人和农民决定随时罢免；管理层教师工资不得超过一线教师收入。
7.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学）逐步消灭学科专业壁垒，消灭学阀产生基础，发扬毛泽东时代校办工厂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学生教师参与生产。
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夺取政权，在这一整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以统治阶级的资格强制消灭使得阶级对立产生的社会条件，即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走通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 在1976年怀仁堂政变后，不久的1977年高考制度就发生复辟，紧接着就是1978年为“改革开放”大造舆论的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联系起来，反映出走资派对文化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文化教育领域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极端重要性。过去的资本主义复辟带给中国无产阶级深重的苦难和血的教训，但也进一步教育了劳动人民，提高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水平。吸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四十余年资本主义复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能更深入地破除文化教育领域资产阶级法权，提升防范复辟倒退的能力，扫清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最后几个障碍。
结语
当前革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高涨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与强大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先锋队缺位的矛盾。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破除社会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包括文化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依照政治报路线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通过工业化的义务劳动和共同工作，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灌输，培养出数以万计的代办员，进行全国性的工业化的融工，建立地上工人组织，共同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长期的地下斗争，深入工人群众，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灌输，将自发运动上升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从而领导无产阶级发起对资产阶级的总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