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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面对社会混混的霸凌，厂长工头的压迫，警察的欺压时候。列宁说，只有当群众看到我们是一股切实的力量，看到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时候，群众才会逐步团结在我们周围。因此，革命组织必须在建立之初，就开始筹备和计划暴力组织的建设工作。暴力革命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旋律，我们只有区分好地下地上的暴力组织，地上负责抵挡混混保卫经济互助小组和掩护地下组织行动；地下暴力则负责和警察政府相关的工作，夺取政府执法权，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资本家和官僚实施抓捕。一句话，资产阶级政府管得了的无产阶级政府来管，资产阶级政府管不了的无产阶级政府更管。为广大劳动者伸张正义，作为广大劳动者夺权和有权的依靠与后盾，当群众看见只有向无产阶级政府投诉，才能获得结果时候，资产阶级政府就失去了它执法的权力了。
2、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怎么维权？如何伸张正义？中修拍摄的《人民的名义》《狂飙》中，正义是有背景的人才能伸张的，正义是只有上面更大的官老爷维持的，实质上中修所有官员都是一丘之貉，是自觉的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火爆泽哥同理，看似在执行正义，实质是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路线，这是在阻挠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道路。火爆泽哥未来大概率会被中修用萝卜加大棒收买，成为维护中修统治的走狗。
写在前面：本篇写的主要是战略防御第二阶段的“其中一个具体的地上组织如何搞”，这个东西必须得有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来领导全国地上融工节点网络、同时严格进行地上地下隔离作为基础才能搞得了。读者切勿看了这个直接去搭建什么地上组织，那是单点突破论的思路，只会成为下一个富士康、宁陵、蒲城、江油
总结
火爆泽哥是当代的海瑞，他“执行正义”，是建立在其身为压迫阶级一员的地位上的，谴责他没有必要（毕竟总归比主动压迫人要好些，笔者私以为，这种人在革命成功后，改造好的概率不小），但是鼓吹他则完全是反动的，鼓吹火爆泽哥就是鼓吹“青天大老爷论”，是打断无产阶级的双腿，再递上一副拐杖的行为。笔者无意批判火爆泽哥个人，但是笔者必须要狠狠地批判那些借着鼓吹火爆泽哥，疯狂阻挠无产阶级自己站起来、阻挠革命的人！
靠“海瑞”，无产阶级是解放不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想要解放必须要靠自己！
另一方面，火爆泽哥能在近期重新爆火，无论是不是他自导自演的剧本行为，从群众的反应来看，依旧是能说明笔者在文中提到的社会问题的；他的做法也依旧是能昭示出机会主义者毫无党性的小手工业融工路线的破产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站在群众的前面，通过搭建一个坚实的组织，来领导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
正文
除了中修外，再没有把“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句话体现的更好的了。中修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众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格外的过分：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用资产阶级才用得起的高门槛法律来维持统治，而中修直接立起“法治社会”的牌坊，对于法律明面上说的东西直接不遵守，搞“本官就是法律”，爱怎么来就怎么来，成为了“你法我笑”的标杆，在自由派群体中广受诟病。
但是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来说，都一个样，法律从来不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即使明面上保护，执行起来也有相当高的门槛。在长期如此的状态下，无产阶级在司法、执法方面，陷入一种极端无权的状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官的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事情明明傻子都看得出来怎么回事、都能知道怎么办，可是就是“你的材料不够”、“法院判决结果不是这样的”、“你们讨薪可以，但是不能扰乱社会秩序”……无产阶级被官僚资产阶级肆意地摆弄，且一点办法也没有。
火爆泽哥，就是在此背景下被群众自发推举出来的一位“民办派出所”，他在解决许多校园霸凌、社会压迫问题上，几乎完美地站在了群众一边（至少明面上是这样的）。群众一看就知道有错的人，在他这里会直接被“出警”，而不是像老师一样“两边都有错，互相道歉”地和稀泥或是视而不见；像官老爷一样“应当以不闹大为根本处理方向”；像中修警察一样先和稀泥，和不动了，再进行“依法办事”的走流程，走个大半年的，等大家都忘了这事，就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或者是直接“什么？刁民们居然敢帮被霸凌的一边？警棍吃少了！”搞武力镇压（比如宁陵、蒲城、江油事件）
火爆泽哥为什么能受到群众的爱戴呢？因为他切实地解决了群众在司法与执法方面的无权状态，即使只解决了很小的一部分（其实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因为他没有组织起群众，群众无法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这只不过是一点小福利罢了，其权力根源还是来自于中修的，后文会继续对此展开论述）
火爆泽哥有进步性吗？没有。相反，他做的事情经过小资产阶级媒体有意的传播与引导后，对处于自发状态的群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首先，他是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解决问题的，他做这些事情收不收钱笔者并不清楚，但是他将这些事情发到网上，可以转化为流量，间接地换钱。
然后，他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夺取了中修的司法、执法的权力，按理来说早就会被以“黑暴势力”的名头给抓起来，可是他却没有被抓起来，说明他本身就是中修的一员或者他有“靠山”（谁质疑这一点，大可以自己去伸张一下“正义”，试试结果如何。整个官僚资产阶级们并不在乎所谓的“正义”，他们更在意自己的权力；放到个体的官僚资产阶级身上，也就表现为在乎自己的乌纱帽。这件事情我想每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深刻地清楚）
再接着，他能做的，只不过是当局允许他能做的罢了，他做的事情本身就是符合当局意志的，也就是“合法”的。 举个例子，他今天惩罚一个霸凌者，只不过是因为这个霸凌者家里人的官位、背后的靠山不如他罢了。如果欺负人的是习近平的亲儿子呢？他哪惹的起？如果他做事“够绝”，哪怕是有人跟他提一嘴“习近平儿子欺负人了”，他都要拉黑禁言处理。——官位高的压迫官位低的，官位低的压迫没官位的，以上压下，整体实行阶级压迫，局部实行官僚层级压迫，这不就是当局意志、当局“法理”的一部分吗？
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兴趣爱好种类也不少，有些人享受压迫人的快感，有些人享受“为民做主”的快感，这并没什么奇怪的。火爆泽哥即使不是为了钱，也只不过是遵循当前的体制，作为官僚资产阶级或其附庸的一员，使用压迫阶级的特权，来服务自己“伸张正义”的兴趣爱好罢了，这是一般无产阶级无权去做的事情，绝不属于革命行为。
综上，火爆泽哥是“有关系”的人，或者是本身就是当官的，他“执行正义”的对象，必须要比他的“级别”低，而且他这个行为要么是为了挣钱（用流量换钱或者用名声捞钱），要么是在资本主义的法理体系内，享受当“青天大老爷”而被捧得高高的快感（这是一种特权，来源于他本身就是地位甚高的压迫地位，反观无产阶级是没权力这么干的）。而在客观结果上，他又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的作用，因此他充其量只是个改良派
火爆泽哥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众所周知，火爆泽哥没有像手工业融工的机会主义者进厂搞“马列毛主义传教”那样，去搞什么“反霸凌知识”、“反压迫知识”，他直接切中了群众无权的痛点，以强大的组织力量，直接对霸凌者进行重拳出击——这根本不用说明的，群众本来就知道这个道理。就像你胖揍黑心老板、城管警察等等压迫群众的人的时候，群众根本无需知道劳动价值论、国家的阶级性，也能支持你一样。
未被革命政权所组织起来的群众只能是自发的，他们不会被虚无缥缈的真理所吸引，而只会被真真实实地展现出的力量所吸引：开一万次“反霸凌讲座”，不如胖揍一次霸凌者。讲一万次“警察是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不如一次在警察来镇压的时候勇猛地进行防御。
事实上，前者给群众的印象是，说得都对，但做起来无能，常见的反应是“你说的很对很深刻，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机会主义者就会抛出“跟我一起传教吧！/我们要罢工！（罢工之后呢？机会主义者答不上来）”的邀请，但看不到组织力量的群众怎么会跟着机会主义者走？只有极少数初出茅庐、头脑发热的青年会被骗倒，然后成为机会主义者的炮灰，他们的死也就一并成了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筹码。
机会主义者因为单点突破、不做地上地下隔离，因此他们的组织永远逃离不掉政治性，更不敢有暴力性，否则就会被直接警察打掉。因为他们没有暴力性，因此也就没有权力，警察来了，说啥就是啥，大不了搞一些羞羞答答的、暧昧不清的小手段（还没有经验丰富的工人玩得溜），与警察打擦边球……反正到最后不是右转成为黄色工会中修走狗，就是左转冲塔直接被打掉。
机会主义者真是恶心不堪，我都要写吐了，还是看看马列毛主义者怎么办吧：
假设马列毛主义者搭建的这个地上组织，是要解决霸凌问题的（实际情况真不好说，毕竟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是去工厂融工，霸凌比较少见，这里只做举例），那么马列毛主义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夺什么权、需要满足群众的是什么权力。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执法权——因为群众个体不能对霸凌者出手，因为干不过，因此只会被迫一起被霸凌；群体更不能出手，因为会被中修当局定义为黑恶势力。马列毛主义者就要在这里下功夫，用组织的力量，去做普通群众做不到的事情，来取代此前群众不得不依靠中修来做的情况，以夺取中修的执法权。——虽然群众都知道警察基本上是屁用没有，但是出事了也只能报警，因为他们没得选，而马列毛主义者的组织，就要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选项，打破中修对执法权的垄断状态，夺取中修的执法权
那么马列毛主义者就要夺取中修据于手中，但对群众需求不管不顾的执法权：群众的意见口口相传，传到地上组织中，地上组织内进行决策，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教训（比如江油凌霸事件之初），之后再由地上组织对需要教训的对象进行“出警”。
【以及进一步的，由代办员传递至地下组织进行是否要进行锄奸（比如蒲城事件中的校长）的决策，再由地下红军对那些广受民怨的人进行秘密处决（这个要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后期或是战略相持阶段才能施行）】
这对马列毛主义者的要求是，首先得搭建起一个地上组织，这个组织要能接受群众意见的手段、并且之后能完成“教训乃至打击霸凌者”的业务工作。
然后保安、学校背后的黑社会力量就会来镇压马列毛主义者的地上组织，这里就对马列毛主义者的组织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要能防御得了小范围内的镇压力量。
这种业务能力与防御力量当然是从组织本身的力量来的，业务和暴力都需要进行执行工业化分工明确的轮班，且暴力必须从组织建立之初就建立，且随着组织力量的壮大而不断壮大，这样才能有扩大业务范围也不会被中修暴力机构直接打掉的物质基础（在战略防御阶段，暴力绝大多数情况起防卫作用）
也就是说，多大的组织力量就做多大的业务，多大的业务就会引来多大的镇压力量，而多大的组织力量也就防御多大的镇压力量。组织的业务范围和中修镇压力度往往是正相关的，因为中修的官僚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影响到自己的乌纱帽子，他们是能少派人就少派人的。（此为总体趋势，不排除某些高度自觉的官僚资产阶级个体的“高瞻远瞩”，或者某些地区的警力格外充沛等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情况就需要地下革命家组织来调配不同地区的地上组织的力量与人数）
在此基础上，马列毛主义者就应当做到使组织的暴力能力与业务范围同步发展，否则过度扩大业务范围而无暴力能力防御的话，就会重复各个群众运动的悲剧——自发的群众运动被镇压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业务”（比如冲击政府）闹得太大，而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暴力保卫能力
因此在地上组织中，所有正式成员都必须接受业务值班和暴力值班的义务劳动。在接受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的考察合格后，经由宣传员引流至地下环境进行政治灌输；在接受政治考察合格后，可进一步培养为地下红军的一员（战略防御阶段的根本目的在于壮大地下红军以为战略相持阶段做准备）。地下部分需要实现全程匿名化，要达到两个地下红军成员在街上擦肩而过，而并不知道对方身份的程度。
（这里主要谈到的是基础，即某一个地上节点至少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 当遇到了中修的集中力量的镇压的情况，则必须要倚靠全国一盘棋的布局，依靠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对地上组织力量进行协调调配、实行“翻边”战术，才能实现战略防御的，否则迎来的便只能是蒲城、江油事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