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这位革命老前辈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倒向少数派，倒向了机会主义。他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所谓的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过分激烈的态度。这无疑是滑稽可笑的。
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不论是伯恩施坦还是马尔托夫之流——无疑是一种绥靖政策，是迷恋人数、影响力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倾向，是没有抓住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对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是要坚决斗争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那么，该如何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开除党籍的处分之间该如何界定？在这个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上，恰恰是普列汉诺夫没有想明白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拎不清这一点使普列汉诺夫走上了调和派，逐步走上了机会主义的泥潭。
列宁说道：“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同修正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机会主义者进行工作上的接触，才更能明白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从而知道要如何痛击机会主义分子。
如何处置有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处置潜在的机会主义分子？这在过去、现在、以至于未来的革命之中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处置方式过左、过于激烈就会导致左倾，导致有人蒙受冤屈；过右、过于温和、妥协就会导致机会主义势力越发猖狂。解决的问题根本还是要培养自觉性的势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自觉性实力团结起来并且掌握专政权，那么自觉的同志会越来越多，即便是再多的赫鲁晓夫、刘邓混迹在组织内，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普列汉诺夫的心中没有那么一条红线，看不清路线上的少数派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区别，分不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最终走上了庸俗的知识分子的调和论。
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说到的内容，无非是机会主义的那套嘴脸，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过去的小组阶段，回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尾巴主义的立场去，其鼓吹的“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实际上是在费尽心力地避开党代会的决议，抵制、污蔑集中工业化组织的形成，抵制先锋队这么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些口头上行为上都已经施行罢工、分裂行径的机会主义者，再想用“温和的手段”求同存异就是放弃了革命组织的纯洁性，浪费力量在无休止的争吵、无效的辩论上。对待机会主义思想必须要釜底抽薪般地打击，不能采取妥协的政策。即便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意味着能无底线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