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倾症状有哪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三次“左”倾路线是哪三次？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他们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什么相同之处？都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来整群众、整普通党员、整基层干部。这两种路线都不是认识问题，都不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的立场问题。这两种路线都曾经裹挟了党内的自发性势力，并以“党性”的名义驱使他们鞍前马后。什么是自发性？就是像踩了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算哪里，若问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滑向哪里，答案一般是上级要求这样干、大家都这样干。两种路线的始作俑者是自觉的，而自发势力是盲目的，如果革命路线不对自发势力进行猛烈的批判使他们悬崖勒马改弦更张，那么结局就是反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样的结局就是驯服工具论的胜利，已经被中修复辟所验证。
共产党的党性是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那么驯服工具论所提倡的“党性”是什么？是“奴隶性”，就是要党员变成没有头脑的机器，谁开都可以，干什么都行。这是修正主义的党性，法西斯的党性。三次“左”倾路线拿人命不当回事，秉承了刘邓路线的中修反动派把人民当牛马、人肉电池、便宜的耗材，如果将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让人民去当炮灰，所以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狼狈为奸、一丘之貉的真实含义。
第一次“左”倾：
1928年2月湘南暴动时，动员群众“杀尽所有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衡阳、郴州一线湘粤大道五里宽民房，以打断和两广联络”，“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个决策，遭到群众的反对，但郴县县委必须执行这个命令，于是召开群众大会，打算开完会后就开始烧房子。会议开始前，一些地主富农已混进会场，有人高喊：“反对烧房子，谁烧房子就打倒他，杀掉他！”甚至还有人站出来叫：“赞成烧房子的站这一边，反对烧房子的都站在那边。”结果，相当一部分群众都站到反对烧房子那一边去了。特委、县委几十个基层干部通通被拖了下来，肆意毒打，用梭镖将他们全部杀害。接着，地主富农组织暴乱，仅城内就有一千多共产党员和群众惨遭杀害。其它县亦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第二次“左”倾：
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这个决议为指导，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即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结局就是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全部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全部瓦解。
第三次“左”倾：
李德、博古是如何把中央苏区搞得精光、以及突破四道封锁线时拿几万红军战士的命不当回事，我们不忍赘述。我们说说白区斗争。
执行王明路线的饶漱石为了完成罢工KPI，想了个招：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组，每个组里有赤色工会的会员（凡是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被称之为“黄色工会”），一两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一呼“罢工了，罢工了！”工人都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就都跑出来看热闹。巡捕和厂警赶来弹压，工人们则又都回去。这个奇特的罢工形式在白区搞过很多次，结果就是首倡罢工的工人被开除，党员被暴露，组织遭到瓦解。
然后再来看看所谓的飞行集会。就是在闹市区，比如当时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四个购物中心）的楼顶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传单，当马路上的行人围拢过来，负责演讲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开讲，呼口号。等到租界的巡捕和马队包围过来时，人群一哄而散。每次行动的结果就是这些党员和干部被逮捕，组织受到损失。
综上，所有工作都围绕着：恢复组织 ——> 搞罢工、冲厂 ——> 遭受破坏 ——> 重新恢复组织。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人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难做。
另一件事：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李立三领导广东省委。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执意要求周文雍回广州恢复工作。广州党组织遭到破坏，需要有人整理恢复，这本是合理的工作安排。但是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学运和工运，广州起义时又是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他在广州人尽皆知，“红得发紫”。周文雍完全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派他去简直就是“虎口送肉”。但是李立三不顾他人死活，不但要派他去，而且还下命令必须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来显示共产党在广州仍然有影响力。后来工作都没来得及展开，周文雍和陈铁军就被捕了，两人在刑场上发表演讲，并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
上述这些“左”倾的事例，都是拿刀子对准自己人，最终葬送了基层干部、基层组织、普通战士、基层党员、普通工人，他们一个特征就是对下级下死命令，对同级进行道德绑架，对上级则奴性十足。这种带“引号”的“左”和刘邓路线所崇尚的驯服工具论如出一辙，而自发势力就是这两种路线的政治土壤。一旦丧失了正确的原则与立场，随大流、滑到哪里算哪里的自发势力就从帮凶升格为错误路线的一部分，最终掉入不断自证的深渊而不可拔。
举一个例子：当最高军事顾问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朱德就发表了《一个支撑点和短促突击的战例》、彭德怀发表了《顽强防御与短促突击—给某师长的信》、林彪发表了《短促突击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项英等在给各军团的指示或电报中，也多次要求部队采取“短促突击”战术。
如果我们再对照刘邓路线的驯服工具论，就会发现两种路线不但高度趋同，而且形神兼备。自发势力往往眼睛朝上：职位高，声望大，资格老，拥有的票数多。一旦被俘获，则在思想上也要同流合污。瞿秋白在中央，李立三就要跪舔；李立三到了中央则要其他人向他臣服，甚至认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跟不上中国革命的形势了；王明在中央，饶漱石就要跪舔，为了完成罢工KPI而不择手段，王明上头还有米夫，王明对他也要跪舔、乃至于拜义父。这哪里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的味道？
此前我们在 《无产阶级革命与“融工”问题》 里分析的冲塔好汉的主张，不就是饶漱石执行王明路线的一个当代版本么？ 这种“左”本质上是对工人阶级的歧视，王明饶漱石们认为工人阶级是无脑的工具，他们在用工人的鲜血献祭自己向上邀功的绩效。面对失败他们还会最无耻的狡辩：当一支军队的战术只有无脑进攻时，指挥者还要自我辩解说这是士兵自己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据说理由是“没有进攻就不能学会如何进攻”；而且所有人都要配合这种无脑进攻，如果不配合指挥者的瞎指挥，则所有人都要为失败承担责任 。这个混账逻辑，其实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就用过，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
实际上，这两种路线都主张无条件的服从，而判断的依据是：职位、声望、资格、票数。谁在那个位子上、谁具有相应的声望、谁的资格更老，就对着谁表忠心，进而唯马首是瞻；哪些人的票数占优，就跟风投哪些人的票，一以贯之就是谁能赢就帮谁。
这种反动的政治伦理与封建伦理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当代翻版。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和中修反动派都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血缘、人身依附、政治依附维系的，依靠坦克车和机关枪作为暴力后盾的大家族。理解了这个政治伦理，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要分析《红楼梦》的大家族，而《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小说。理解了这个政治伦理，也就理解了北极鲶鱼、“协和4+4”董小姐、万柳书院少爷、“1岁工作、22岁退休”这些中修治下的奇特景观。
二、如何战而胜之？
共产党的革命伦理与“驯服工具论”的政治伦理是截然对立的。共产党员绝不盲从，不做奴隶，必须有高度的路线斗争的觉悟，明辨真假，认清方向，对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坚决拥护，坚决服从；对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不管他职位多高，声望多大，资格多老，不管暂时拥有怎样的虚假的多数，都要坚决抵制，坚决斗争，坚决造反，决不搞“和平共处”，决不搞“绝对服从”。
结合《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就能很清晰地看到这种革命伦理，这是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所没有论述过的。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
《五一六通知》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我们来解释一下：
-
修正主义分子就在党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党就是修正主义的党。但是如果被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夺了权，那么这个党就有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夺走一部分权力则这个党在那一部分就是修正主义性质的，夺走了全部权力则这个党的性质就是修正主义的。
-
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将长期地混在党内、睡在身边，与他们作斗争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对照文革进程的那一刻，有些已被我们识破（如彭真、刘少奇），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如邓小平、叶剑英），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如陶铸），有些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如林彪）。
-
中央尚且如此，地方党委更是一样。用文革电影《春苗》的话来说：下面有他们的人，上面也有他们的人，他们上上下下串成一条线，合伙来反对我们。
《十六条》认为：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我们继续解释一下：
-
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要打击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往往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段，利用其已经夺取的部分权力对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形成局部优势，先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
群众以及群众运动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往往会被故意放大。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被搞成敌我矛盾，而敌我矛盾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
是谁在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 已经夺取了部分权力的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群众中受到欺骗的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
-
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制造舆论、主导批判方向也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是与组织人事权这些既有权力相辅相成的，前一项权力使后一项权力更加具有合法性，即所谓的“形式正义”、“流程正义”。
综上，共产党员要做到时刻准备路线斗争，随时判断权力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要善于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从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手里把权夺回来。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其实揭示了共产党的真实现状，这与驯服工具论所描摹的那种“共产党”是截然不同的。基于客观现实，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
毛主席在两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用十分通俗的话描述了这种策略：
1966年5月5日，他会见谢胡、卡博等同志时把这种策略称作“剥笋”：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潄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一共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至于党员叛变的那就成千成万。害病可以吃“霉素”。我今年只害了两次病，一次是1月害了一个月；第二次是4月害了一个月。但是，我还没有死。最近我吃了74片“霉素”。化验的结果，我气管里有链球菌，两次化验（上海一次、杭州一次）都是一个结果，这种细菌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而74片“霉素”一下去，还不是整掉了？但是，害病的时候我能够吃饭，也能睡觉。那是局部的病……要整这些反革命（党内、党外）。我们现在要整党内的、政府里面的、军队里面的，罗瑞卿是军队的，彭德怀是军队的。政府里面很多，不过不占主要地位。所以，很有希望，不要悲观。
1967年2月3日，他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同志时说：去年5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那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2年，63、64、65、66年，5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17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潄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1953年冬到1954年春。然后是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的这段讲话后来被归纳到九大政治报告里，并加以了阐发：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毛主席的策略概括起来就以下四点：
-
对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政策就是剥笋，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
-
自上而下只能处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是手工业化的，不能解决问题。
-
工业化地处理这些坏掉的，要靠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来实现。
-
能够及时采取上述措施的中央，才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中央。而在这样的中央领导下是可以战胜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所以很有希望，不要悲观。
三、如果中央也变修了怎么办？
一种是中央全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这种人，那么这个党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需要对这些人造反、另起炉灶。
一种是中央全是刘少奇、邓小平这种人，即这个党被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夺走了全部权力，这个党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和法西斯的党。
后者的答案也一样，毛主席在各种场合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41604
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中央变成了修正主义性质的中央，即当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那么也无非是两条路线斗争从党内变成党外，变成历史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变成真共产党与假共产党的斗争，变成一个新的共产党与中修反动派的斗争。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造反”（不能是单打独斗，“冲塔”逞一时之快），就是重建一个共产党。重上井冈山的觉悟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榜样，在理论创造、组织制度、革命措施方面能够独立开辟出新局面。在我们的时代，就应该有我们时代的“支部建在连上”、“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个真共产党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就是说要使每个党员具备路线斗争的基本觉悟。党员在任何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有造反的权利，基于对具体工作路线、政策或基本路线、政策的判断，造反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如果一个党保障了党员这项基本权利，那么这个党就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就是有无限希望的。
这个党的党员应该懂得如何行使造反的权利，即如何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标准就是要搞马列毛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反潮流是马列毛主义的一个原则。
综上，这个担负了全新历史使命的共产党应当汲取历次革命的正反两方面教训，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