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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民主集中制，既要有集中，也要有民主，两方面缺一不可，脱离了民主，集中就会变成少数人的独裁，变成了脱离群众的行动；而民主如果脱离了组织领导，脱离了集中，就会变成对组织的破坏。工总司所进行的反潮流，恰恰是站在党的领导下的，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统一，反对上海市政委，坚持同北京的中央反馈，并非是胡乱的一通破坏，在过程中发挥了千百万工人群众的自觉性，公开发动群众的打倒走资派政委，向群众灌输了革命的道理，反潮流不是对组织集中的破坏，相反，它将群众组织起来，加强了组织正确路线的集中。
2、反潮流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叛逆，而是真正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而敢于反对不正确的事情，不是小资产阶级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和个人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整体的行为。前者是向着真理走去，而后者是向着狭隘的个人主义走去。无产阶级建立组织、制度、政党，都是为了更好地革命、进行阶级斗争以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以这个长远利益着眼。我们鼓励反潮流精神，因为这在自发性占主流的当今社会是无比宝贵的，哪怕是认识有偏颇，但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应该赞扬和鼓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展起来时，上海市造反工人们因为各造反组织的分散性所限，难以与掌握国家机器的走资派抗衡，他们迫切地需要摆脱小组习气、集中起来，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应运而生。工总司违反了原上海市委“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是“不合法”的，处处受到走资派打压。于是工人们欲乘火车到北京告状，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11月11日，张春桥同志前往安亭同工人谈判，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并签订了“工总司”代表们提出的五项条件。事后毛主席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五项条件的签订，首次用实际行动承认了工人结社造反有理。
走资派指责造反派“目中无党”，事实恰恰相反，安亭宪章不仅不是对党性原则的违背，恰恰是对党性原则的补充。党性，是无产阶级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的总和，是无产阶级的总的世界观。走资派用“无组织、无纪律”的指责来掩盖政治问题，事实是他们也不懂组织。安亭宪章的党性精神总结起来是：政治正确大于“组织正确”和反潮流精神这两个基本立场、先进制度来自于基层实践经验这一基本规律、以及把正确的少数发展为正确的多数的基本方法论。
在政治和组织的辩证关系中，政治是必须占决定地位的。通过正确政治发挥活的组织力量，打破旧制度，形成新制度，组织才能在新陈代谢中走向更高阶的统一。原上海市委面对群众的异议不仅不设法解决，反而对下打压群众意见，对上封锁毛主席声音，组织框架已经完全被机会主义路线所掌握，那就不可能再依靠旧的民主集中制框架来解决问题。这时革命派必须要有“五不怕”的觉悟，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五不怕”精神正是革命第一个人第二原则的充分发挥，为了革命，不在乎个人受处分。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下级组织如果判断上级组织指令是错的，如果执行下去就会造成革命有生力量受损，那就应该拒不执行；如果最终事实证明是下级组织判断错了，那么就放弃原有错误观点，接受批评，如实改正就可以了，这也是党性的体现。在南昌起义时，党中央受教条主义路线干扰去举行大城市暴动，毛主席作为下级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毛主席判断这是错误的，如果执行下去，革命力量就会遭遇失败，在毛主席坚持下，就拒绝执行了进攻长沙，转而进入井冈山，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迎来了转折。正是有了毛主席这种摒弃“组织正确”条条框框坚持正确路线的精神，中国革命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批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正确的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正确的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个别“英明领导”凭空设计出来，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感性—理性这样一个科学过程。基层实践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先进经验，经过集中，个别上升为一般，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总结出新的先进制度。马列毛主义者要保证先进经验的源泉涌流，就必须爱护基层实践的尝试，无论它事后证明是对的还是错的（只要不是制造路线分歧）。在这一点上，革命派和走资派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按照走资派官僚主义下压的做法，长期以后，先进经验的源泉必然枯竭，制度和公职人员必然失去新陈代谢，整个上海就将变成山头。与其截然相反地，张春桥同志在赴上海同工人代表谈判时，就充分爱护了基层实践经验，他对工人们说：
这个文化大革命从六月一日算起，还不到半年，我们还需半年。我们要彻底搞，要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工人起来究竟怎么搞？正在研究。……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苏联不就是这样嘛！……可以说，我来镇压你们的革命，我想都没有想。我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工厂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
正是这样，上海才诞生了全国工人造反的样板，由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案例，诞生出了革命的大联合这个造反的基本方法，推广至全国，这样，从1967年开始，全国的夺权运动才有了很大的发展。
同时，从安亭事件以及后续一系列造反运动中，还总结出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个论断，加入了党章修正案当中。革命的辩证法总是要求，废除旧的，确立新的。从这个意义上，“潮流”总有其落后性。中共的十多次路线斗争，曾多次出现机会主义统治党内、成为“潮流”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反潮流精神，那就不可能有一次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在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上，王洪文同志这样阐述这条精神：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无产阶级反潮流精神和小资产阶级叛逆的最大区别是，无产阶级是光明正大、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纯化核心，最终把正确的少数发展为正确的多数；而小资产阶级叛逆是个性和派性主导，原则模糊不清，没有组织方法论，自然也不可能把少数发展为多数。在安亭事件中，工总司不是泛民主式地造反，他们既有政治原则又有组织方法。建立工总司这个创举，本身就代表着上海造反组织脱离了小组习气，有了集中指挥，踢开上海市委建立了革命的民主集中制，讨论自由、行动一致。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正确意见，既没有政治隐瞒，也没有密谋把以陈丕显、曹荻秋直接干掉，而是亮明观点，划清界限，凝聚大多数。在地方受机会主义把持时，他们没有立即另立中央、分裂组织，而是团结在中央的健康力量周围。在中央派遣干部同他们谈判时，他们观点对观点，张春桥同志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工总司就服从了张春桥代表中央的意见，及时恢复交通生产；而如果当时张春桥也代表走资派，甚至中央整个变修，那么工总司的队员们也一定会斗争到底，直到另立中央。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斗争方法。在这条路线下，上海通过夺权成为了牢固的基层红色节点；全国按此斗争经验，完成了基层节点的新陈代谢，组织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巩固了。
工总司反潮流的样板，说明了要把正确的少数发展为正确的多数，不是依靠组织的某一形式，但是一定需要依靠组织的内容。组织的形式是制度，组织的内容是一定政治意志的、协同起来的人。制度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要打倒机会主义，必须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懂得在组织的内容上做功夫，凝聚起站在正确路线这边的人，并建立新的纪律和制度提高这些人的战斗力。要使得所有在政治层面转向正确路线这边的人，都能立即在组织层面被实际地转化为斗争力量并保存下来；而错误路线那边因为没有正确的组织观，必定松松散散，众叛亲离——于是正确路线这边的人就能越斗争越多，错误路线那边的人就越斗争越少。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具备了更加完备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世界观。安亭精神是反修防修的普适精神，反修防修不是要等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开始，而是从革命开始萌芽的时候就开始了。革命家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必须摒弃“流程正义”的错误想法，坚持政治正确大于“组织正确”，才能避免历史上王明、李德、博古那种错误路线一度统治全党的局面再次出现。只要革命家组织通过新陈代谢筛选出了一大批有反潮流精神、并且掌握正确方法论、有独立主导党组织重建能力的优秀党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就有了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