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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背离了唯物主义的真理，那历史上那些惨痛的教训就必将重演，现实的失败也会毫不留情地给予我们一个响亮的耳光，革命事业也将随之陷入挫败与停滞。
夺权难道不正是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最高形式吗？只要阶级存在，就必然存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就必然包含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贯穿整个历史主线的根本问题。所以其不仅贯穿了建国后历史的主线，更是自有了阶级就一直存在着，并且还将一直延续到阶级消亡为止。无产阶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铁一般的唯物现实，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2、批判权，是路线斗争中最重要的事物。自觉的势力若放松了对它的掌握，就必然会导致走资派借着这一自发性司令部构建起自己的政治山头，进而最终实现篡夺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结局。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毛主席自觉掌握批判权的精神，发挥马列毛主义者应有的反潮流精神，自觉地同机会主义者、走资派作斗争，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被篡权，进而通过政治挂帅下不断地义务劳动，向着共产主义进发！
本文是《继续革命的前奏》与《马列毛主义的文革史观及研究》的读后感，重点是以两篇文章对建国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论述为材料，说明革命中关于批判权和对夺取掌握批判权的普遍性原则。
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又集中体现于政治层面的路线斗争，建国后社会方方面面的阶级斗争就集中放映到了党内的路线斗争上，而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批判权的争夺。所谓批判权浅层含义就是千秋功过孰是孰非、由谁来评的问题，从历史可见，对批判权的争夺贯穿了建国直到资本主义复辟全过程，其中某些节点上谁掌握了批判权甚至决定了路线斗争的走向。因而革命者必须要对批判权不仅要有深刻认识，而且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夺取、保持批判权，用批判权打造集体斗争力量
一、批判权的斗争贯穿始终，党内走资派的夺权是最大威胁
可以说，当新中国踏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对批判权的夺取就伴随路线斗争而来，高岗就是第一个例子。在批判刘少奇、邓子恢的“巩固新民主主义”论时，高岗就趁机在批判刘少奇的掩盖下将批判对象由批判政治路线问题而转向所谓“红区党、白区党”问题，高岗对批判权的夺取意在将原本打击错误路线的批判权用作他树造政治山头（所谓红区党与白区党之分，高岗自称是红区党领导，并宣称红区党比白区党（刘少奇）贡献更大）分裂党组织的武器，幸而，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及时发现揭露了高岗的分裂党、夺权的企图，将批判对象不仅从不存在的红白区党问题转回到原有的路线问题，在初步打碎高岗夺权企图确保革命派牢牢掌握批判权后，革命派迅速利用批判权批判高岗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而彻底瓦解其组织宗派。由这个例子可见，对批判权的争夺伴随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全过程，既是长期的也是广泛和深刻的问题，另一点则在于，与社改时的富农、资本家相比，真正能够威胁到过渡总路线确立的反而是高岗这类党内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由此可见，革命者最大的敌人、最能给革命带来根本性损害的就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夺权手段造就的资本主义复辟要比零散的小生产带来的资本主义大得多
让我们进一步举例子说明批判权的本质。随着革命进展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原先没有暴露出来的路线分歧、机会主义分子就会进一步冒出头来，正所谓牛鬼蛇神由其本性必是要八九年跳出来一次，而这一次，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路线斗争中，批判权的争夺显得更为重要、你死我活。第一次庐山会议本身的一大主题就是定性自56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三面红旗）孰是孰非，庐山会议的背景已是走资派赫鲁晓夫大肆批判斯大林，而国际上吹黑风给彭德怀等国内机会主义分子壮了胆，彭德怀的“万言书”就是明目张胆的要批判三面红旗乃至要批判进行人民公社、大跃进部署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派。彭德怀在此处想要篡夺、使用批判权很好的说明了批判权的本质问题，就是走革命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走反革命道路（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打击自由泛滥）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打击、解散人民公社）。批判谁的问题实际就是专政谁的问题，从苏联到中国，历代走资派复辟无不批判原有的革命路线，用政治批判权来彻底专政革命派
对批判权的争夺几乎贯穿于每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而这里则举另一个正面例子，来说明批判权作为斗争武器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批林批孔便是二次庐山会议路线斗争的继续，其面临的情况是尽管林彪，作为反革命头子已经叛逃臭名昭著，但林彪在党组织、军队、政府、社会上的党羽却仍有着不小的力量(正因如此林彪才有信心叫板革命派），而革命派发动批林批孔就是一次通过批判权打击反革命力量的很好范例，这是如何做到呢？即依托党、革委会、群众组织的组织物质基础，明确对已经臭名昭著的林彪、孔丘的路线定调及批判，迅速集结支持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形成大批判的指挥部，通过明确路线对立对中间派、或是被裹挟的自发性群众进行争取——通过大批判的抓手来极大的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对于反革命派，进行路线批判首先能对其复辟行为进行有效专政，因为组织内机会主义者营寄生生存只能采取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而不像蒋介石拥有独立的反革命队伍、旗帜），进行明确的路线批判使得机会主义者在此次路线斗争上再难以混淆手段来散播反革命私货——总之是打消其在组织内集结的可能让革命者可以分而治之。另一点，在要求全国人民无一例外批判首恶的过程中，隐藏的原先不敢暴露自己政治观点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会不得不暴露，这就使得革命者能够迅速识别隐藏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而对其专政。
但是，路线斗争、夺取掌握批判权又是运动发展，因而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反革命常常会掩盖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的倾向中。比如整风-反右的过程。发起整风，原是革命派朴素的对实际上的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整官僚主义管卡压群众的风），但运动过程中社会上的、机关组织中的右派资本主义分子借着整党来直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而当毛主席等革命派发现事情起着变化开启反右时，原先被整风的和隐藏的走资派又借着反右为名，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自己）的路线，混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将批判权夺得——不是斗争一小撮走资派、右派，而是整广大群众。
因而革命者要想掌握好批判权、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论
二、夺取批判权的正确方法论——以安亭事件与张春桥同志为例
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大会召开前，邀请了当时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曹荻秋，并希望他能够表态支持。然而曹荻秋虽然表面答应了请求，却实际上持“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的态度。由于市委领导人的“三不”态度，造反工人组织面临被打成“非法”的威胁。参加成立大会的造反派工人群众在会后向市委请愿，市委也拒不接待。于是造反派工人群众决定集体北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上海铁路局却在市委的指示下，将运载他们的列车截停在上海市郊安亭，造成了大批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铁路沿线
安亭事件中，革命派面临的斗争局面即是上海这一局部的批判权（事实上是专政权）已经被曹荻秋为代表的走资派篡夺，整个上海成了走资派的独立王国民主集中制接近瘫痪（造反派邀请上海市委希望给予支持，但上海市委以三步态度破坏民主集中制），而全国的情况则是各地的走资派山头与中央的刘邓司令部也有夺权的可能性，在此危机的情况下，尽管被后来的走资派所污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果断采取措施要求向尚未被夺权的党中央以及毛主席报告情况。以如今的浸透形式主义的中修官僚来看，这不符合所谓的党组织原则的规矩，但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革命者要灵活的运用各种制度作为抓手尽快调集力量去进行斗争，哪有所谓因为（旧的已经落后形势的）规章制度而举步不前的。既然上海作为市省一级已经被走资派掌控民主集中制失效而中央领导权仍在革命派手中，为什么不能将情况告知革命中央，再以中央、全国层面的力量去解决上海局部的山头复辟呢？
安亭事件的产生恰恰展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基层党员、群众不仅要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自觉的反修防修意识而且要熟练的（通过斗争)掌握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制度去集结发展力量消灭敌人。安亭事件里，革命派在组织基础上发挥高度能动性发挥组织力量的做法对在帝国主义时代敌强我弱局面下如何战胜敌人任务的实现有诸多启示。要想战胜高度工业化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那么革命派必须要比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织程度更高、组织力量更大，这就要求每一个革命者懂得将个人行为、个人力量通过制度的抓手凝聚壮大成集体力量。资产阶级在科技、智囊团上胜过革命派，而革命派要想在战略战术上胜过资产阶级，就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法权，而要依靠无产阶级政治，即每一位革命者都要有能独当一面、正确分析、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效果。
中印战争时期，依照毛泽东军事思想建立的军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全体士兵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在敌后被打散后能迅速重新组织起来，基层民主使得士兵知道要做什么，即使暂时脱离部队后找到战友也可以重新组编成战斗小组。像是中印战争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三人即使在敌后与大部队脱离也会自觉组成战斗小组并推选出组织做指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敌后能追着200多人打消灭敌人的炮兵阵地，甚至能喊出敌人非但不投降，还敢向我还击。
安亭事件是以革命者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制度抓手重夺批判权角度来说的，而张春桥同志在安亭事件中的表现则是革命者个人应有的精神——即坚守革命立场、用革命路线而非资产阶级政治分析问题、敢于反潮流。张春桥同志的反潮流精神首先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本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攻击张春桥同志的所谓事先不给中央文革、上海市委通气则是一种把个人利益、资产阶级法权看得比受资反路线破坏的群众还要重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就是中修如今泛滥的习以为常的官场习惯——观望站队、明哲保身。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者连组织内的反革命都怕，连组织内反革命的反扑都怕，又何谈造中修美帝的反呢？张春桥同志的反潮流精神的第二点就在于张春桥能够掌握正确路线去分析安亭事件中孰是孰非并能够掌握民主集中制去支持壮大上海造反派的斗争和力量。组织起来的用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是战无不胜的，也是斗争走资派保护革命家的铜墙铁壁，而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制度的脚手架组织起群众。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人数不占优势，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组织起来，有走资派及其裹挟的落后群众所不能有的纪律性和战斗性，这就是张春桥等革命家反潮流的底气，也是如今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者敢于倒反天罡造资产阶级反的底气。
三、一切战术的战略基础——扫帚哲学与政治报路线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五月十七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五月二十一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引文中的这段成功经验/原则，不仅适用于与组织外反革命斗争的场景，而且适用于组织内战胜机会主义者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再正确的原则脱离了使用它的革命者也毫无意义，关键就在与在斗争中持续的发展革命力量——让更多的出于自发的落后群众经过斗争的锻炼，经由革命义务劳动的脚手架，成为被组织起来的革命家中的一员。在文革中，但凡摧毁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革命派重新夺取批判权的地方，都不仅用批判权彻底批烂黑路线，而且建立/重建党委–革委会–工代会的组织网络，吸收路线斗争的先进分子进入组织网络，再通过革命义务劳动锻炼提升其成为新的革命家，让继续革命牢牢扎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