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大众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段欣毅 译
萨米尔•阿明在美刊《每月评论》第57卷第6期（2005年11月） 发表文章，对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2000） 和《大众》（2004） 两书以及其他一系列文章（见附文）中阐述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关于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已经发展成为“帝国”形式，反抗这种统治形式的文化为“大众”的政治文化等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存在理论上的巨大缺陷。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是哈特和内格里对美式自由主义的妥协和对现实的消极退让。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帝国还是帝国主义的新扩张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选择将当今的全球体系称为“帝国” （Empire）。他们这样的措辞选择是有意将其与“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区别开来。在这种界定中，帝国主义将仅仅保留其政治含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实际控制范围超越了它的国界，这样就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混同了起来。那么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也就因此不复存在了。这一空洞的命题迎合了普通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美国人认为，和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从来没有为了自身利益而热衷于去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因此不能够算是“帝国主义”。正如布什所言，过去不是，今天自然也不会是。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基于对资本积累需求的不同，尤其是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对现代世界提出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分析。从全球层面看，这种分析使人们能够找到产生财富和权力的根源，并创立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哈特和内格里故意忽略已经对此做了论述的每一种学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政治经济学学派。相反，他们吸收了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法制主义或者盎格鲁—萨克逊经验主义中的庸俗政治学观点。因而，“帝国主义”成为了不同地域和时代不同“帝国”所共有的特征，比如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或法国的殖民体系、奥匈帝国、俄罗斯以及苏联等等。然而，这些帝国又会因为一些“相似的原因”而必然走向坍塌。和任何一本严谨的历史读物相比，这种论述更像一则粗浅的新闻报道。但同时，它却迎合了当前（在“柏林墙倒塌”之后） 的主流思潮。
毫无疑问，近20年来，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的演变在所有的领域中都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认为科学和技术革命本身就能够产生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最近超越了国家利益，因此，这种演变是积极的，——这种论述过于片面。资本的主导因素的确在朝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控制这些因素的财团仍然是一些强大的“国家”（比如说，是美国、英国或者德国，但不会是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欧洲”）。此外，和过去一样，仅对经济体制进行再生产而不对“政治”领域作相应调整，那是不可思议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的，除非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空洞的自由主义口号中。但时至今日，超越国界的“世界性”国家仍未出现。因此，关于全球化的主流话语所回避的真正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主导因素（寡头垄断） 全球积累的逻辑与这个体系中的“政治”治理之间的矛盾。
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体系源自主流话语所提出的关于全球化的幼稚的幻像。在这种幻像中，跨国化已经完全摧毁了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心无处不在而又无处所在的体系。这使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对帝国主义关系的描述） 已经完全被超越。哈特和内格里在此引用了传统的概念来解释，他们认为，既然“第三世界”中存在着“富有”的“第一世界”，并且第一世界中也存在贫穷的“第三世界”，那么，就没有理由再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对立起来。当然，在印度有贫富之分，美国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只是这个阶级社会被整合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那意味着印度的社会构成和美国的是一样的吗？ 意味着一些推动世界变化的积极角色和其他只能“调整”以被动适应全球化体系需求的消极角色之间的差别没有意义吗？事实上，这个差别在今天比过去更有意义。1945 —1980年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与其控制下的国家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体现为边缘的“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为后者把自身界定为推动世界变革的积极力量打开了可能性。今天，这些关系已经猛然转变为对优势资本的青睐。发展的论调已经消失，并被“调整”取而代之。换句话说，当前的世界体系（“帝国”） 并没有减少帝国主义的色彩，反而比过去更具帝国主义色彩。
哈特和内格里要是注重到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的代理人所论述的东西，他们就会熟悉到这一点，可他们没有做到。美国的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 对他们的计划的目的都毫不隐晦，那就是：垄断全球的自然资源，以使其奢靡的生活方式能得以延续，即使这损害了其他民族的利益；防止任何一个强大的或中等的力量成为能够挑战华盛顿意志的竞争者；通过全球性的军事控制来实现这些目标。
哈特和内格里只是简单地借用了主流思想的观点——伴随着“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被彻底击败，一股全球性的自由主义浪潮的回归构成了发展的客观表现；假如这种体系有“不足之处”，也只能从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去加以修正，而不能横加抨击。因此，要理解内格里加入到欧洲大西洋主义者的行列并且为一个服务于华盛顿的极端自由主义体制的计划而鼓噪就非常轻易了。但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实历史与自由主义者所宣传的内容相去甚远。由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推动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激进的民粹民族主义中的社会转型迫使资本对自身统治逻辑所引起的社会需求作出调整，并打击了帝国主义的野心。这些转型是巨大和十分积极的。由于那些事业从当代早期就开始有所偏离并且最后走向了失败，因此自由主义能够暂时卷土重来，但这不是一个“进步”，而是一条死路。
只有屏弃哈特和内格里的自由主义学说，当代世界的真正问题才能够被清楚地阐释。在这些问题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并且互不相同的观点，尤其是在被哈特和内格里所忽略的新历史唯物主义学派中。在此我很乐意引用我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在过去，帝国主义表现为帝国主义势力间的长期对抗。现在，垄断资本集中的增长已经使一个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帝国主义“联合体”开始浮现。因此，在这个新的帝国主义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成分将在攫取利益的过程中共同进退。但是，这种体系单一的政治治理模式却是和国家的多样性相对立的。三合一（美国、欧洲和日本） 中的内部矛盾并不是由垄断资本之间利益分歧产生的，而是与国家利益所代表的多样性有关。对此矛盾，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经济使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不同国家联合起来，政治却使各国之间相互区隔。
大众——建设民主还是重塑资本的霸权
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崇尚个人优先的原则。在启蒙运动时期，所谓的个人必须是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个人，因此，资产阶级能够自由地运用理性。这可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进步。但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运动，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对个人的否定。尽管被资本主义牢牢把持而显得狭隘，但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十分现实的，虽然它仍然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也可能不是。我对此要作一点必要的补充：民主和社会进步不可分割。过去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需求的确还不够尊重，并且它们认为没有民主或者像资本主义一样在内部实行狭隘的民主也可以实现社会进步。但是，也必须注重到，今天绝大多数民主的拥护者几乎没有更多的要求，并且他们认为，民主并不必然伴随着明显的社会进步，没有必要去质疑资本主义的法则。哈特和内格里有没有超越这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民主呢？
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条根本原则。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不管是对于早期的体系（启蒙运动时期并不关注个人） 还是对于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阶级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但是个人有可能在今后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历史的主体。
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此时阶级（和国家、民族一起） 已经不再是历史的主体了。它们已经或正在被个人取而代之。在此转折点上就产生了他们所谓的“大众”，后者是根据“生产和创造的主体的总和”来加以界定的。
这个转折点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会以何种方式出现？ 在这些问题上，哈特和内格里的表述十分含糊，并转而讨论其发展方向是“智型资本主义”还是“非物质生产”，是新兴的“网络化”社会还是“去疆域化”社会，并以福柯关于从规训社会向控制型社会转变的主张为引证。他们把过去30年中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杂揉在一起，这使我们质疑：在这种思想的大杂烩中，究竟什么是新奇的并且重要的？
因此，我将提出另一个假设来说明“大众”这个创造。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许多20世纪兴起的关于工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声势浩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都遭到了挫败。任何挫折所造成的信心的丧失，都将导致暂时的不安和仿理论的主张的大量出现，这种主张不仅可以使不安的状态合理化，而且可以使人相信这种不安是“世界大转型”的有效途径。
哈特和内格里对“大众”的论述，即便是非常精炼的概括，所体现的主张恰好证实他们已经陷入了思想困境。他们的第一个论断是关于民主的，按照他们的推测，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能性，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大众被他们界定为民主的“建构性”力量。这是一个极为幼稚的论断。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趋势中吗？ 除了一些可以让自由主义势力（尤其是华盛顿） 感到较为明显地满足的表面现象（这里或那里的一些选举） 外，既是必需也是可能的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宗教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使民主的合法性不断丧失，以一群恶棍代替另一群恶棍的选举所体现的究竟是民主进步还是一场人为操纵的闹剧？ 难道那些旨在控制全球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实践不是损害美国国内基本民主权利的根源吗？ 难道欧洲左右两派政治势力因之联合起来的自由主义共识不是在使选举程序非法化吗？ 哈特和内格里在这些问题上都选择了沉默。
他们的第二个论断是关于“大众的多样性”。他们对界定大众多样性构成的形式和内容既没有具体指明，也没有指出导致这种多样性产生或减少的动力。因此，在哈特和内格里的文章中充斥着很多矛盾。比如，根据他们的说法，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可以减少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异（但同时认为，全球化将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事实与他们的说法南辕北辙，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格外强调“差异”，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对立。哈特和内格里所引证的体系内（事实上只存在于北美和西欧社会） 的差异性的构成只是“差异”的一种:有种族或跨种族的“社区” （在美国偶见） ，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语言区域，同样也有阶级——或许应当在社会现实转变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界定! 即使把这些差异全部罗列出来，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社会制度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差异之间是如何相互联接起来的？ 在没有弄清楚所谓的“政治文化”概念之前，我们无法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在这些方面也有一些积极并且重要的研究成果。当然，它们存在争议，但不能被忽视。而哈特和内格里丝毫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支持他们的论点的有力论证。
把个人当成历史的主体，而将大众视为民主事业的建构性力量，这种颠倒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发明。在现实的社会关系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它就假设这种颠倒在观念世界已经发生了。我并不认为意识总是客观世界被动的反映。基于上层建筑的某种自主性，我也认为意识可以超越它们的时代。这里的问题与此一般法则无关，它涉及到一些时下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观念（也包含哈特和内格里他们自己的观点） ：他们是否走在时代前列？ 他们是否只是幼稚、糊涂的，在失败的时刻对现实妄言？ 在此条件下，“大众”也许就变成了多种多样、非决定性和杂乱无章的“差异”的实体构成。它表面上可以扮演着“现实力量” （比如成为选举的大多数） 的角色。但是，从历史经验看，由于它注定要屈从于矛盾的相互联接的结构，所以只能是短暂的。和20世纪70年代工人主义兴起的原因类似，也像阿蒂略•波隆在《帝国与帝国主义》（2005）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过于执着于片面的和暂时的因素，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大众”将会成为过眼烟云。
哈特和内格里的论述中所凸显的政治文化是美式的自由主义。这种政治文化把美国独立战争和当时制定的宪法视为现代性早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作为哈特和内格里的灵感源泉，阿伦特这样叙述：独立战争开启了“不断追求政治自由”的新纪元。今天，“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作为民主政治建构性力量的大众的出现，显示了“世界美国化”的胜利。
正如阿伦特在把美国独立战争和被她贬低为“对贫穷和不平等斗争不彻底”的法国革命对立起来时所清楚阐释的那样，对美式自由主义的推崇必然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贬低。在冷战时期，所有像法国、俄罗斯、中国那样的声势浩大的现代革命都遭到了诋毁。根据已经在“二战”后成为了反革命利器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这些革命因其“集权主义的倾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损害。由于其早期的革命和宪法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没有丝毫怀疑，“美国模式”的惟一幸存实际上已经暗示:那些质疑资本主义生存的革命的遗产都会遭到清除。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一贯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指责构成了政治文化中的反革命思想的主要成分。
现在，在这一领域，哈特和内格里仍然保持绝对沉默。他们有意忽视那些批评美国独立战争的文献，尽管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因为那些文献认为，由美国独立战争所确立的美国宪法早就系统性地对所有因“民众”因素而带来的威胁做了防范。这种防范措施是成功的，使得那些欧洲的反动分子十分羡慕。
被视为未来建构性力量的大众所“渴望的东西”已经变得非常少了，只剩下自由（尤其是对移民而言） 以及获得一份有保障的社会收入的权利。为尽量避免超出美国自由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他们故意忽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文化所排斥的平等。当执行的政策已经从根本上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效力时，再鼓吹新出现的世界（和欧洲）民众有推动改革的力量就很难让人相信了。
建构一种替代当前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包含其他一些必要条件，非凡是熟悉到世界各地民众阶级需求的巨大差异性。事实上，哈特和内格里也觉得要设想一个占总人口85%的边缘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具体而非凡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民主和进步的替代策略和方法，他们从来就没有对这些讨论表示出任何爱好。打比方说，难道由美国干涉而推动形成的“民主”能够超越像乌克兰那样的选举闹剧吗？ 有谁能剥夺全世界的“穷人”、“移民”到富裕的西方的权利吗？ 一份有保障的社会收入也许才是合理的需要。但谁又会天真到相信一旦那样做就会破坏资本借以雇用、剥削和压迫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工人能够自由使用资本并使其创造性潜能得到实现呢？
把历史主体缩减为“个人”，并且又把许多个人结合成为“大众”，这错置了重新界定历史主体这一划时代问题。我们能够拿出许多重要的文献去对抗哈特和内格里在此主题上的沉默。的确，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有把现代史的主体缩减为“工人阶级”的倾向。这就成了工人主义的内格里的谴责对象。相应地，我已经提出了对形成于非凡社会团体中的历史主体的分析，这种历史主体在持续的民众抗争阶段能够有效地转变社会力量关系，使其有益于受压迫的阶级和民族。
目前，应对这一挑战意味着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霸权集团行列，这一集团能战胜霸权帝国主义集团和霸权买办集团。行列中的这些集团都是在一些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以至于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通用模式（不管是“大众”的形式还是其他）。因此，就像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自治的强调有可能建构一种得到多方认可的全球化，以取代由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强加的单极的全球化，并会逐渐瓦解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一样，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合也将成为向世界社会主义长期转变过程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远比讨论“大众”究竟是什么更有意义。
帝国和大众这两种政治文化谁将胜出
今天流行的是“文化主义”。这是人们基于想像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和种族因素而萌生的关于人类多样性的图景。“社群主义”的发展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都是这一历史图景的产物。这一图景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后者试图将现代的阶级斗争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众参与的形式和条件结合起来。这些分析能够使我们明白各国所选择的道路的差异，并分清在不同社会和全球体系层面存在着的矛盾的非凡性。这些分析的核心就是我所说的现代世界中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
我在此提出的问题涉及哈特和内格里著作中提到的政治文化。它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或者文化主义吗？ 对此，我曾经在我撰写的《自由主义的病毒》（2004） 一书中做过论述，那是一本探讨“欧洲”和美国两种民族政治文化形成途径的书。在此，我只能扼要地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欧洲大陆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产物：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发明、法国大革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以及俄国革命。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当然不能保证由这些重大事件所催生并延续下来的“左翼”势力将在欧洲社会把握政权。但它的确在欧洲大陆造成了左右两派对立的政治格局。在法国和俄国革命后，反革命势力复辟了，它们从世俗主义中撤出，与贵族和宗教势力达成妥协，向自由主义民主发起挑战。它成功地诱使民众关注和支持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帝国主义计划，激发了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在1914年前夕达到了巅峰。
促使美国政治文化格局形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与欧洲相比差别很大，这些事件包括：反启蒙运动的新教教派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确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非凡是有统治权的奴隶主阶层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操控、民众和资产阶级联盟为了开疆扩土所导致的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以及大批追捧“社群主义”并以此阻挠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成熟的移民潮的涌入。这些重大事件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右翼的长期统治，这使美国成为“最坚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
今天，决定人类未来的主要战争之一围绕欧洲的“美国化”而展开。它的目标是废黜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并用美国的那一套取而代之。这一极端反动的做法正是今日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作出的选择，并且在欧盟宪法中已经有了完美的体现。其他战争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北方”与受帝国主义侵害的占世界总人口85%的“南方”之间展开。哈特和内格里忽视了这两场战争中的利害关系。
他们对美国“民主”盲目的鼓吹与那些被他们以“反美主义”为由而预先排除掉的北美社会评论家的著述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在此只推荐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 的一本书：《是对是错：美国民族主义剖析》（2004）。尽管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出发点不同，但主要结论却一致。列文分析了美国的政治传统的根源。在这方面，美国社会和巴基斯坦而不是英国相似。此外，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征服西部的产物。这就导致它们把所有其他民族都视为“红皮肤人”——后者的生存必须不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统治阶级的新帝国主义计划需要进一步加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使其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同时唤起欧洲1914年的情景而不是现在的情景。因此，美国并不是在每一个层面都比“老欧洲”“超前”，相反还落后一个世纪。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模式”受到右翼以及包括哈特和内格里在内的左翼人士青睐的原因，后者目前已经被自由主义同化了。
在帝国（帝国主义已经过时） 和大众（个人已经成为历史主体） 这两个论点之外，哈特和内格里的著述还透露出一种消极放任的腔调。他们认为，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紧要关头，除了屈从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只有完全融入资本主义，才能战胜它毁灭性的后果。这是对一个失利的历史时刻的阐释，这一时刻还没有被超越。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派战胜社会民主派、大西洋派战胜亲欧派的话语。左翼的复兴需要与这类型的话语作彻底的决裂。
段欣毅：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附文：
帝国与大众
迈克•哈特 安东尼奥•内格里
今天我们想谈四个题目，是关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以及开创另类方案的可能的政治策略，这些题目都很大，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只能论及局部。但我们希望能够这里的分析能充分地切中实质，使我们在今天和接下来的几天中能与你们开展讨论。我们首先会简单的解释"帝国"的概念，我们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今天面对的新的世界秩序。第二，我们将会分析正在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生产"所形成的霸权。对生产的分析将引入到我们的第三个主题，即社会主义本身及其遗产，以及今天对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需要。最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可能的地理政治策略和区域同盟，它们或许会为转变当今世界支配性的帝国秩序提供途径。
1.帝国：新自由秩序和全球战争
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当今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一种离散的、网状形态的主权，我们称之为帝国。我们认为，这种新的主权从根本上有别于主要由欧洲大国、美国、日本在现代推行的帝国主义。后者是建立主导性的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包含了这种国家主权向从属地位的他国疆域的延伸。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有全球的野心，但实际上只能支配世界的一部分地方。这些现代帝国最终都彼此产生了直接冲突，导致了可怕的世界战争和许多其他的暴行。
我们已经能分别指出现代的帝国主义的三个要害特点，这些特点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就是帝国主义主权的结构，它是稳固地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其次是当这种国家的主权扩展到他国领土时，在支配性的宗主国和附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划分。最后，在现代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总是有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帝国主义总是包含了帝国之间的竞争和可能发生的冲突。
今天出现的帝国与现代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反差，它不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的，而是使得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全球性的。然而我们说帝国不依靠国家主权，并不是说民族国家不再重要了。民族国家当然仍然重要--而且有些国家自然比其他国家更重要。帝国的权力包含了民族国家，但又远远超过了它们。帝国的主权建立在混合的构造之上。
我们可以用一个粗略的类比来说，帝国的主权是由世界上类似于君主和贵族力量之间的长期合作来确立的。例如，可以把五角大楼视为全球军事事务中的君主力量，它经常根据单边决定采取行动。或者，甚至美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能有效地支配国际和全球政治经济事务时也就具有君主的特点。而至于世界上的贵族力量，必须在美国之外加上其它支配性的民族国家和非国家力量（例如，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系列其他的力量。君主的力量不能单独统治这个帝国，而要长期持续地与全球各种贵族力量进行合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单边地支配这个帝国，甚至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包括美国也不能。
这种混合构成的概念涉及全球君主与贵族力量的合作，能很好地引入帝国主权的概念。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定义方法，大概能更好地把握这个概念，那就是将帝国视为一种网络权力，以网状分布的形式来理解帝国主权。一个网状分布结构没有中心，而具有数目不定的结点，这些结点以各种方式彼此联接。在这个概念中，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的全球权力都是这个帝国主权网络中的结点，它们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结合方式来一起运作。这种网络模式使我们前面提到的观点更加清楚，即在帝国中内部与外部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当然，在任何分散的网络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因素，但任何结点都可能被纳入进来，因此内部与外部的界限就变得不确定了。
在这一点上很轻易产生误解，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此需要停留一下。首先，我们应该重申，当我们说国家主权以前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基础，但不再是帝国的基础时，请不要误认为我们在说民族国家不再重要。在有关全球化的辩论中，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经常被认为是对立的，二者必择其一：一方说既然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那么民族国家就无关紧要了；另一方说既然民族国家依然在发挥作用，则不存在全球化。我们认为这种二者必择其一的想法是错误的。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仍然强大，但它们不是终极性的势力。我们已经说过，全球帝国的网状系统包括了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以及许多其他的势力。其次，当我们说帝国的主要特点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时，这并不是说主要国家之间不再存在冲突了。相反，它意味着帝国网络中各个结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内在于这个结构的。同样的，当我们说帝国没有外部，或更精确地说，是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一直是模糊的，我们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再存在等级和从属关系，不再存在富有与贫穷的分野。相反，帝国是通过扩大其结构内部等级和分界来运行的。然而，这些区分的界限不能按照国家边界，或甚至全球性的南与北、东与西、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分界来理解。等级和剥削的界限要更加复杂、更加割裂，它穿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空间。假如我们将帝国主权理解为网络结构，那么我们就必须强调这个网络根本就不是同质的，而在它的各个结点之间存在剧烈的冲突和等级。
很明显，帝国的网状结构能完全适应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本生产循环的需要。资本在其生产和消费领域总是需要这样一种纳入，但这种纳入总是通过现存的等级差异而运作的，并且它会制造出新的权力和财富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帝国看作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的恰当政治形态。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针对我们的帝国概念提出的最严厉的反对意见：即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采取的单边行动，尤其是它的入侵伊拉克证实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美国正在证实帝国主义不仅存在而且势头良好！然而我们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提供了恰好相反证实。的确，白宫的主人抱有帝国主义的野心，并且他们为美国单边地统治全球体系设计了一整套计划。美国的安全和先发制人的理论，美国脱离国际法律和国际协议，以及美国的领导人在处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表现出骄傲自大都是这套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单边主义的目的是要打破君主和贵族力量之间持续的合作，我们说过这是帝国的特征，以维护其全球君主的自主权。然而美国入侵伊拉克，取得所谓"巴格达胜利"至今已经一年多了，但这些自许的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如期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表明，尽量美国在军事武器方面相对其他所有国家享有极大的优势，它并不能通过单边行动来维护全球秩序。（显而易见，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维持秩序。）相反，在伊拉克，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只是扩展了混乱，使不稳定地区的数目增加了。也就是说，白宫里自许的帝国主义者正在从负面的角度证实了我们的论点，他们的失败表明今天要建立帝国主义的政权是不可能的。只有帝国，也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状权力系统，其特征是全球势力中君主的和贵族的成分之间的持久合作，只有这样一种权力形式才有能力维持全球秩序中的等级。
最后，在结束对帝国这个主题的讨论之前，我们要陈明我们的论证方式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我们并没有将帝国看作已经实现的事实，而视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论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作品的特征。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是英国经济的一部分，在欧洲经济中占的比重更小，而在全球经济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然而马克思熟悉到资本是一种趋势，并将它拓展到将来，由此对一个完全成形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我们对帝国的分析亦类似。帝国是全球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体制得以维持和保证其全球秩序的唯一形式，这个事实使帝国的趋势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讨论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很有趣的--也许是苏联的解体，也许是越战美国的战败，也许是1968年全球爆发的一系列反抗运动。无论如何，尽管帝国在今天也许尚未完全实现，我们相信它是正在出现的权力形式，我们在明天将要面临它。因此我们在今天分析它是很有益处的，它能让我们预备好如何在明天应对它。
2.生产的新方式：非物质劳动的霸权
伴随着我们提出的帝国概念中的全球主权的变化，今天在生产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我们认为，当今出现了非物质性劳动相对其他生产方式占据霸权地位的现象。它取代了以前的工业生产的霸权。
在每一种经济制度中都有各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存在，但总是有一种劳动形态相对其他形态居霸权地位。这种霸权形态如同一个漩涡，逐渐地使其他的形态也获得了它的中心性质。霸权形态不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是表现在它能对其他的形态施加影响使之改变。
在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劳动在全球经济中居霸权地位，尽管它在数量上相对与其他生产方式例如农业尚为少数。工业占霸权地位，因为它能将其他生产方式拉到它的漩涡中：农业、采矿业，甚至社会本身也被迫工业化了。不仅机械生产，甚至工业劳动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日都逐渐改变了所有其他的社会单元，例如家庭，学校和军队。当然，被改变了的劳动实践，例如在工业化的农业等领域，总是与工业不同，但它们之间也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因素。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也就是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沟通、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首先，可以从两种主要的方式来熟悉非物质劳动，这两种形式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都混合在一起。第一种方式主要为脑力或语言的劳动，例如解决问题，符号型及分析型的任务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此类产品。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我们称之为"感情型的劳动"。情绪只是精神现象，但感情不一样，它包括了身体和精神。实际上，感情，例如快乐和悲伤，反映了整个机体的状况，它表现了伴随着某种思维方式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因此，感情型的劳动就是产生或控制感情，例如轻松、幸福、满足、兴奋或热情的感觉的劳动。我们可以在例如法律援助者、空中服务员、快餐食品工人的工作中发现感情型劳动。感情型劳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少在支配性国家中是如此，一个表现就是雇主趋向于强调教育、态度、个性、"合群"行为作为员工需要的主要技能。一个工人具有好的态度和社会技能换言之也就是说他擅长于感情型的劳动。
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象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预。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我们熟悉到从这个角度来说"非物质性劳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也许更好的方法是将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物政治的劳动"，也就是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由此"生物政治"这个术语表明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然而，生物政治学存在诸多其他的概念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非物质性的概念尽管比较含糊，但它在最初比较轻易把握，而且能更好地表明经济变化的总趋势。
当我们说非物质劳动正在占据霸权地位时，并不是说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工人主要生产的是非物质产品。相反，农业劳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数量上居主导地位，而全球的工业劳动在数量上也没有降低。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而且集中在地球上的优势地区。我们的观点是非物质性劳动就质的方面而言已成为霸权，并且影响了其他的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非物质劳动今天所处的地位与150年前工业劳动的地位一样，那时候工业劳动只占了全球生产的一小部分，并且集中在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然而它却相对其他的生产方式居主导地位。正如那个时代各种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必须工业化一样，今天的劳动和社会必须信息化，必须变得明智、富于沟通，富有感情。
在某些方面，在工业霸权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产业是我们理解非物质劳动霸权的主要特点的要害。例如，农业生产者一直都运用了知识、智力和创新手段，这些都是非物质劳动的典型特征。当然农业劳动在体力方面需要非凡大的支出，但农业也是一门科学。每一位农业工作者都是一位化学家，将土壤种类与正确的农作物搭配，将水果和牛奶变成葡萄酒和奶酪；他也是遗传生物学家，挑选最优质的种子来改良植物的种类；他又是气象学家，善于观察天空。农业工作者必须了解地球，根据其节奏使用它。要确定种植或收获作物的精确的时间是一种复杂的计算过程。这不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自发行为，亦非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对当前状况的观察建立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的，并且，通过智力和实验不断地创新。（类似地，农业工作者也必须得是金融经纪人，能看懂不断变化的市场，以确定出售农产品的最佳时机。）这种农业的典型的开放式科学与自然难以猜测的改变同步，它表明的知识类型是非物质劳动的核心，而非工厂的机械科学的核心。
不应该将我们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与1990年代的"新经济"的幻想混淆起来。有些人认为"新经济"主要通过技术革新、全球化和上升的股票市场就能使一切工作变得有趣、令人满足，能使财富民主化，使萧条成为过去的历史。非物质劳动占霸权地位并没有使一切工作成为令人愉快或有益的，它也没有缓解工作地点存在的等级和命令或国内或国际市场的两极分化。尽管象我们刚才说的，农业劳动具有非物质劳动的许多特点，农业劳动在全球系统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城市和农村的等级差别并未减少。
然而，非物质劳动居霸权地位的确能改善工作的条件。例如，在非物质范式中的工作日出现了变化，也就是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之间的区分越来越不明显。在工业范式中，工人的生产几乎完全是在工厂里进行的。然而，当生产的目的成为解决问题，或想出新主意或创造人际关系时，工作时间就可能扩展到所有的生活时间。不仅在办公室里会忽然想到一个主意，也可能在洗澡或睡觉时想到它。
农业和家务劳动的传统特征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变化。当然，农业劳动在地里并没有时钟：在有需要时工作日可以一直从清晨延伸到黄昏。而传统的对妇女家务劳动的安排更明显的消除了工作日的区分，而将之扩展到整个生活中。
一些经济学家也使用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两个词来表明从以稳定的、长期的工厂雇佣为特征的经济向以灵活的、流动的、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特征的转变。这种新的劳动关系是灵活的，因为工人必须适应不同的工作；它是流动的，因为工人必须经常在不同的工作之间移动；它是不稳定的，因为没有合同保障稳定、长期的工作。例如，正在出现的后福特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就具有这种技术转变的特征。农业现代化严重依靠于机械技术，包括苏联的拖拉机和加利福尼亚的浇灌系统，但农业后现代化进行的是生物和生化创新，同时伴有专业化的生产系统，例如暖房，人造照明和无土壤农业。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工艺会使农业生产渐渐摆脱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答应更专业化的、小规模的运作。另外，就如后现代的工业生产正在通过将通信技术融入现存的工业过程而实现信息化一样，农业也正在信息化，这在种籽的层面尤其明显。例如，农业中最有趣的竞争是谁占有作物的种质，即种籽内部包含的基因信息。种籽公司今天经常通过基因工程创造出新的作物，并为之申请专利，但农民们早就已经发现、保存并改良了作物的基因资源，而且没有使用相应的合法权利来占有它。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表扬或谴责这些做法--对农业的科学介入有些是有益的，但有些是有害的。我们的主要观点只是农业变化过程以及对权利的争夺越来越依靠于信息的掌控和生产，尤其是作物的基因信息。这是农业正在信息化的一种方式。
总之，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有助于将生产的组织由流水线的线性关系转变为分散的网络结构的不可数的、无限量的关系。信息、沟通和合作成为生产的规范，而网络成为它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生产的技术系统与它的社会组成紧密的达到一致：一边是技术的网络，一边是工作的社会主体的合作。这种一致性界定了新的劳动类型，也确立了剥削在实践与结构上的新特征。实际上我们认为，在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之下，剥削不再主要是对由个人或集体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价值的占有，而是要获取协作劳动产生的价值，这种价值通过在社会网络中的循环变得越来越普遍。生产合作的中心形式不再是资本家创造的作为组织劳动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劳动自身的生产能量中产生出来的。这的确是非物质劳动的要害特征。
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反对说，非物质劳动这个概念也许能很好地反映世界上支配性地区的经济变化，但与处从属地位的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那里工人们仍困在田地里和工厂里。然而，我们坚持认为，这种走向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趋势至少以三种方式影响全球经济的所有部门和地区。首先，也是最明显的，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决定着新的全球劳动的分工，以至于例如非物质生产的某些方式被保留在支配性地区，而许多工业和制造业生产则被转移到从属性的地区。
其次，如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的，非物质劳动的特征能改变一切其他的生产方式。当然，劳动的每一种霸权形式都会创造共同的要素。就如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劳动的霸权使得农业和其他所有部门都与工业的技术、活动和基础的经济关系一致，与此类似，经济后现代化和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也具有共同的转型效应。这一部分与新造就的共同性基础有关，另一部分是我们今天能够更清楚地熟悉早已存在的那些共同性基础，例如信息和科学知识在农业中的作用。我们重申一下，这不是说全世界或经济的不同部门中的劳动和生产条件正在变成一样的。我们的观点是，许多独特的劳动过程、生产条件、区域状况和生活经验等个别情况，与劳动形式的趋同是共存的，与生产及交换的总体关系的趋同也是共存的。因此，在这种个别性和共同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第三点，我们需要看到，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也涉及到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显著提高，由此为建立劳动的自主政治组织提供了新的基础。一方面，非物质劳动不同于以前的劳动方式，它更密切地与合作相关联。合作、沟通和协作被融入到生产过程本身，并因此完全把握在劳动主体的手中。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与其他的劳动方式不同之处还表现在于，它的产品本身在许多方面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和共同性。生产沟通、感情关系和知识与生产汽车和打印机不一样，它能直接地扩展我们共享的领域。在前述的两个方面生产都越来越明确、直接地成为主体性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也就是说，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成了劳动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着劳动的更高度的社会化。这种不断地创造共性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趋同过程减少了区分种种劳动者阶层的质的差别，因此为我们称之为"大众"的劳工创造了一个共同政治规划的条件。
3. 一项后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或者传统社会主义中什么仍然存活，什么已经死亡？
对当代生产转型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视角，由此来重新评价社会主义传统中政治和经济策略的一些重要层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依据发展阶段论的概念、或者不同发展的时间性概念所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策略已不再适用。实际上，传统社会主义的这些现代化观念完全是依照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所构成的。也许，可以讨论这种策略在过去是否有用，但今天应该很清楚它已不再适用。这一点应该从我们前面对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分析中就很明显了。今天在全球经济中的确存在劳动的等级和分工--有些甚至比以前更严重--但这些不同的部分是在共时性中运作的，在全球系列中彼此相交，互相之间并不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在这里发展发生了另一种转折；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共同关系的生产，沟通和合作的循环，经济发展得以不断前进。实际上，假如没有生产社会化的进步，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因此，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已经死亡的首先是模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过渡的概念。
第二，经济的转型也消灭了一切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权威性机制的基础。（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国家控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进步作用的观念也是模拟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组织，并被视为赶上资主义发展的手段。）今天的经济水平只能直接依靠一系列的共同商品。因此，我们必须探索一条从外部决定社会商品的分配和投资规律的社会主义的范式转向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的共同前提的概念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权威性与集权式的实践转向经济自主运行的实践。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从经济转型的分析来熟悉这种转向的必要性：也就是全球经济中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使得旧的国家控制范式不再是可能的。但我们也应该强调这种转变的政治合意性。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重新考虑国家形式本身以及政治和民主表征的概念和体制。这意味着当我们抨击资本主义的国家控制的方式（及其可怕的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时，我们也必须批评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所使用的方式。这远不只是简单地批评苏联的极权主义模式，而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征，并探索新的民主表征的形式。社会主义传统中仍然存活的最重要的就是对民主和平等的渴求，正是这种渴求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诞生。假如今天要有一个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它的首要任务是要创立包括国家和国际的范围内的新的民主概念和民主体制，并将与争取平等相结合。
在这个方面我们发现，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反对帝国的支配性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运动是非常丰富且有前途的。这些运动建立在社会主义的遗产的基础上，并使之朝新的方向发展。有很多运动是针对具体的地方性问题的政治斗争，它们同时又触及全球权力结构和帝国整体的性质。例如，反对在印度的那尔马他（Narmada）河上建造大水坝的运动。这很明显是一个关系到土地权、国债、国民收入再分配等的地方和国内的问题。但抗议者马上又将矛头指向世界银行，因为它支持这类的发展项目并贷款给印度政府。再来看发生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的造反运动。这里的问题也是地方的和国内的：即墨西哥社会中存在的对土著居民的种族歧视、土地改革、法律权利和法律代表的问题，但萨帕塔主义者从一开始也将矛头就指向北美贸易协定，因为他们熟悉到墨西哥政府的政策背后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类似的例子还应该包括巴西的无地工人的斗争、玻利维亚的土著人运动以及在欧洲和北美洲爆发的打着"反全球化"旗帜的许多运动。
当我们看待全球无数类似的斗争时，很轻易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每场斗争都关注着自身具体的地方性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实际上它们都在共同建设全球民主或者至少是为建立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而努力。（这个共同点不属于最基本的通约层面，而是最高层的共同抱负）。每一场斗争可以说都从不同方面不仅挑战了本国政府的非民主特征，也挑战了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征；每一场斗争都表达了不满，并提出了民主和平等的要求。
这些运动是我们创建后传统社会主义纲领时可使用的一个资源。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源。要创建全球民主的体制以及全球民主的概念本身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它将需要广泛的资源。
4. 地缘政治和区域新协议
既然我们现在提出了这样高的目标--将全球民主和平等作为后传统社会主义的规划--我们结尾部分的讨论将目标定得低一点，谈一谈区域政治规划的问题。我们觉得帝国内的区域主义的规划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在这里再回到我们开始所解释的帝国中的君主和贵族力量的简单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区域主义的问题取决于贵族力量的问题。由此，一方面，我们有合适的区域主义的帝国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每一个贵族力量与君主因素忠诚地进行合作。举一个简约化的（但仍然有用的）例子，美国政府对每个区域贸易区和区域军事联盟的参预。在这里美国成为每一个地区联盟的补充--欧洲的区域联盟包括欧洲的民族国家加上美国；类似的拉美联盟包括拉美国家加上美国；东亚联盟也类似，等等。区域主义的这一面对帝国的稳定起到坚定的支持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地区贵族（包括民族国家和地区经济力量）也有可能并不站在君主力量的一边，而与大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就会形成区域性的"新交易"，也就是贵族对大众达成妥协，给予他们政治和经济获益，以达到发展生产力量、促进自身利益的目的。区域主义的这一面可能背离帝国，转向另外一面。也就是说，这种区域联盟并不能巩固帝国的秩序，而可能成为反帝国的策略组织。当然，我们要记住，地区贵族和大众的利益不是一致的，这种区域联盟将会是一种战略图谋，其中大众不得不在目标上有所让步。当代这种区域联盟的例子可以在拉丁美洲南部区域找到，尤其是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我们在拉丁美洲可以清楚的看到，区域新交易必须包含两种同时进行的发展趋势：一是提出民主的、国际的、全球的政策（甚至包括试图挑战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一是在推进内部的民主政策（包括财富的再分配、土地改革、劳动政策等等）。外部的民主提议和内部的民主化是分不开的。拉丁美洲的例子颇有启发性，但至今他们只迈出了很小的步骤。现在还不清楚如何在目前的条件下推进民主进程。
最后作为结尾，我们想与大家探讨的是：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区域新交易方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能的？或者，这种进程以什么方式已经开始发展？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能否建立民主的东亚区域规划结合起来，以此在全球帝国系统内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吸取社会主义遗产和共产国际主义传统的资源和财富?
对于这些问题，你们能比我们提供更好的答案，但我们认为中国由于它的过去，将在任何这类反对帝国统治、争取全球民主的区域联盟方案中处于一个非凡强有力的地位。 （饶淑莹 译，刘擎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