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机会主义修改党章的企图失败，少数派选择了集体抵制中央机关的领导工作，反对列宁导师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内团结。
尽管少数派头头马尔托夫口头上说着自己不愿分裂组织，尽管他声称自己遭到了迫害。但实际上，马尔托夫做的和他说的是两码事，他实际上就是当起了机会主义者的头子，拉起了自己的小山头；他在面对分歧时不是尽力的去弥合，而是努力的扩大，最终将它由一个小问题发展成为了分裂全党的大问题。他的行为也在事实上造成了组织的分裂；最重要的是，他的言行背叛了火星报一直以来坚持的路线和斗争方式，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已经站到了机会主义的一边，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什么争吵，而是严肃的路线斗争。
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待斗争的态度不同就决定了他们斗争的手段和策略也不同。马尔托夫选择了矮化斗争的实质，将其反对列宁的政治报路线的行为矮化为偶然的巧合而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也就把自己推到了机会主义者的一边；而在列宁为了维护党不分裂决定挽救马尔托夫时，他和他的小团伙又以个人意气拒绝组织工作，拒绝和谈。
而列宁在二大后能够原谅马尔托夫，既没有做出任何矮化斗争，否定马尔托夫的错误，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胜利者，做出无情打击的行为。这不是因为列宁是圣人，而是因为革命者要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要给犯错误的同志改造的机会，保证组织的统一，无情打击只会给那些善于伪装自己的机会主义者投机的机会；要充分的暴露问题，而不是遮掩问题，因此列宁是真正的革命者，而马尔托夫则是死性不改的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之所以死缠烂打，将代表大会变成了个人攻击和情绪发泄的地方，归根到底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既然自己的政治生命到头了，不能继续哄骗多数派了，那就只能用无理的方式报复组织。他们以“不是组织纪律的奴隶”为借口，反对义务劳动，反对组织纪律，反对承担组织内的责任，反而体现出他们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
革命的过程中，冒出投机分子，要搞制造分裂是正常的，正确的意见处于少数也正常的，关键是如何掌握正确的原则与之斗争。革命者在同机会主义斗争时，坚持严格的政治划线，把原则性的分歧摆在桌面上，就算自发力量掌握了我们力量的十分之九，即便自觉力量只掌握了十分之一，也有底气和他们决裂，因为自觉力量的一很快就能发展到十，但自发力量那十分之九很快就会灭亡，正确路线的赤化能力是机会主义没法比的，这也是在罐子上的裂缝无法缝补以后，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决裂的底气。
马尔托夫为了自己个人小团体的利益、为了夺权而不择手段，至于组织的利益有没有被损害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足可见其毫无党性可言，他反对列宁官僚主义的说辞核心是拒绝集中统一的领导，除非这个领导是机会主义者自己。革命者与此类机会主义者斗争时绝不能因为这种威胁而让步，甚至说哪怕掌握正确意见的革命者处于少数，也要有哪怕被开除也要斗争到底的觉悟，简单来说就是革命者要有服从组织统一领导的精神，也要有通过斗争推广正确路线改变组织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像机会主义者这样为了个人利益而无原则地搞破坏，这样做的后果也是给机会主义者采取同样的行为开了口子。
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关键还是路线，打倒机会主义者不是靠个人与之辩论取胜的，而是要将路线原则公开摆出来划清界限，这样才能组织起革命的同志形成局部优势，进而借助民主集中制等将这种优势扩大，把正确的少数变为多数，才能真正打倒机会主义者背后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不是仅仅想要说服或者打倒单个机会主义者，甚至说去私下去解决问题，只有摆出路线原则才能团结革命者，对机会主义者釜底抽薪。
机会主义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路线斗争就是对个人的诋毁、侮辱，实际上革命者从来是对事不对人的，重点是批判机会主义者背后代表的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者本人如何并不重要，既然他们所仪仗的是靠个人的能力、钻营来裹挟糊涂的同志自发地站到他那一边，那么想要战胜机会主义就是要靠集体的力量，通过掌握专政权和民主集中制来把正确意见的同志搞得多多的，从而在政治上孤立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是没有赤化同志的能力的，他们只能寄生在正确路线上，只能忽悠煽动其他同志，当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揭露，他们就失去了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