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 ①
十五日下午,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布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 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足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⑤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非凡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预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预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心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假如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假如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⑥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心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三月九日,中共中心发出对苏共中心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公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预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预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心又致信中共中心,具体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心决定,既然苏共中心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心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预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心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 ⑦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 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 ⑨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心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答应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假如不是自己能够思考、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心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心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②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6日。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⑥中共中心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心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心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心给苏共中心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