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
一．人为什么会杀人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从门内探出了一个哆哆嗦嗦的脑袋往四周张望。一会儿出来了个战战兢兢穿和服的男人，这时等待多时的我们部队的战士忽然出现了在他面前。这个吓得手脚不能动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鼠辈被放倒在地，立即尝到了铁锹和铁棍齐下的滋味。
几十下饱含着对辻，正田，武藤，川口四同志被惨杀的阶级愤怒的铁锤，让东大的反革命分子深深地沉没在血海里。这个鼠辈只发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两声半细细的悲鸣”。
翻译不下去了，想吐，太血淋淋了。
这是1973年12月30日中核派袭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革马派成员的纪录，发表在中核派机关报《前进》上。标题是《铁的进击完全打倒革马派，红色恐怖的猛攻爆发》。要读完这篇东西或者是那些机关报上的其他类似文章，需要有一副及其坚强或者极其粗糙的神经。
老冰翻译得很不好，其实原文的文笔非常优雅漂亮（“优雅”用的是不是有点怪？但是确实是相当优雅），看得出那些曾经在精英路上走过的作者们的文学修养。那个时候日本学生运动已经接近了尾声，那场学生运动已经从开始时的反帝，反资的理想主义运动褪变为纯粹的内部争斗和屠杀。当初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们，现在互相看着比看美帝，日帝，苏帝更加可憎可恶。“只有过去的同志才是真正的的敌人”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把对立面，也就是过去的战友和同志，“击沉”或“歼灭”。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原来应该成为律师，会计师，医师，教师或工程师的年轻人们成为了杀人狂？
日本学运的对立双方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很原始的武器——铁棒和木棍。这与日本的《铳刀禁止法》当然有一定关系，在日本想弄到热兵器不是那么轻易的。但是日本学生们使用铁棒和木棍的理由还不在于此，他们能弄到枪支，像有名的“浅间山庄事件”时学生们手里就有枪，但是他们只要有可能就更加热衷于使用铁棒和木棍。
以后可以看到，日本学生运动的对立派别之间的“互相残杀”只是大众传媒所用的字眼。当事人之间则从不用“残杀”这种字眼，用的是“击沉”和“歼灭”。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不管最后结果是否发生了死亡事件，当时冲突的双方确实在主观上没有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想法，而是出于“再教育”的目的：即让对方带着疼痛在病床上去反省自己的错误。
但是用铁棒和木棍这种几乎是最原始的工具去进行再教育并不是轻易的事情，这里说的轻易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困难度，心理上的困难度更大。要知道用铁棒和木棍打人是能感受到被打击着的皮肤和肌肉的颤抖的。也就是说日本学生运动到那时候已经是为屠杀而屠杀了。
用工具杀人，比空手赤拳轻易，用武器杀人则比用工具又要简单。武器越现代化，使用者的心理负担就越少。在现代使用导弹核武器杀人，只不过按一下按钮，做一个游戏而已，不会带来任何心理负担，所以就能听到要把“西安以东中国城市全部不要了”的疯狂论调。但你要让他用手去杀人，别看他嘴上说的气壮如牛，估计他不一定能杀得下来。因为，杀人不是件那么轻易的事情。
人本来是不应该杀人的。记得法国有一所大学一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老冰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相当有趣，相当不好回答，记得当时想了半天，后来想出了一条理由：因为人类的本能。人类的遗传因子认为人不可以杀人。为了人类种群的繁衍生存，人类必须想其他任何动物一样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种群的单体个数，被大自然和其他生物消灭的算没办法，但起码人类不应该自相屠杀。这似乎能解释的通。
但是同时，人类又是唯一会自相残杀的动物。这又该如何解释？
仔细想来，人类杀人的动机无非是四种：惧怕，仇恨，功利和正义。应该说其中前两种理由是由于负面感情的理由，因而是属于不正常思维下的行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法庭会认为大多数这种CASE是“事故”而不是犯罪，实际上被人类杀死的人类中是因为这两种原因的也确实是极少数。
但是后两种原因就不一样了。后两种是人类在很冷静的思考后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冲动，被人类杀死的人类中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两种原因，而第四种原因又远远超过第三种。
所以，人类发明的所有东西中最可怕的就是“正义”。
所有的战争，都是杀人。而所有的战争在发动者的口中全是“正义”的。
除了战争，从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到现代的“种族清洗”，从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到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全部都是在“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
用正义对付政敌也还怎么都能够理解。但是用正义对付政见几乎一致的前战友，就很难理解对不对？
那些一开始是绝对纯真的学生们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呢？
共产国际公布托洛茨基是人民公敌，于是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内反对派就除了本来就有或没有的罪名之外，肯定还有一项“托派”的罪名。人们或者积极地朝别人头上扣上“托派”的帽子，或者费劲地争辩自己不是“托派”。
其实绝大多数的场合，你死我活的双方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何人，也分不清楚“托洛茨基主义”和某个香烟品牌的区别。但共产国际们还是乐此不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
但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在传播，即使是在1940年斯大林派出的特工在大洋彼岸的墨西哥把托洛茨基从肉体上消灭了以后，托洛茨基的思想并没有被消灭，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在传播。第四国际，这个国际性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共产势力和反共势力的联手打击下也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势力越来越大。
托洛茨基分子一般都是非凡纯净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陈独秀，刘仁静那样的纯粹的原教旨共产主义者。他们反感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民族共产主义——〉放弃世界革命——〉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这个模式，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共鸣，究竟他们记着祖师爷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当然也会被托洛茨基吸引，非凡是年轻知识分子。说句与主题无关的话，斯大林主义是回不来了，毛泽东主义也回不来了。但哪天托洛茨基主义忽然又卷土重来老冰可不会觉得希奇。非凡是现在这个各种“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时代，出来个“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正好能凑满一副十三不靠。更不要说托洛茨基有从来没有执掌过政权的优势，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但无法指责它，它没有可以给你指责的污点。
在说到日本学生运动时，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这个人就是在2006年6月26日刚刚去世的“革共同”（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后来被“革马派”（革命马克思派）尊为“教祖”的黑田宽一。
黑田宽一出生于1927年，是一个富裕的医生的儿子。现在府中的那个“黑田医院”就是他们家经营的，他父亲为一方豪绅，出任副市长和市医师会会长。黑田宽一1948年在上旧制一高（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时因病（肾脏病和皮肤结核）中途退学，在家里疗养时开始接触哲学。他父亲看他已经病入膏肓，恐怕其不久于人世，为了尽对儿子的最后一点心意，出了15万日元巨资，帮他整理了平时的读书笔记以后自费出版，这是黑田宽一的第一本书，《黑格尔和马克思》。
那是1952年的事。
后来，由于雷米封的发明，结核病可以治疗了。黑田宽一的病情也有所缓解，写作和研究就更加活跃，到1956年，黑田宽一已经出版了四本书。另外三本是《经济学与辩证法》《社会观的探求》《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基础》。以后几乎一直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在写作和出版。
一开始是花钱请人出版。可能是嫌太麻烦的缘故，反正家里有钱，到后来干脆就自己成立了一家叫做“鼓舞”的出版社，专门出版自己的书。
由于结核杆菌侵犯到眼睛，从1954年开始黑田宽一就几乎双目失明，无法自己阅读写作，一直是由秘书读给他听，并把他的话纪录下来，整理成书。
一是由于双目失明，二来是对立面的“中核派”已经多次公布了对他的“死刑判决”，黑田一直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看到过他，即使是自己的家人也见不到他。1968年《女性自身》杂志曾经采访过他妹妹，他妹妹回答说：“家里似乎是有这么一个人，是因为有病在疗养吧，但从来没有和全家在一起吃过饭。感觉似乎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位大叔，在家也一直带着一顶登山帽，我还一直以为他是不是秃子。后来一次在打扫院子的时候看到他没戴帽子，就那么一次，诶，头发挺多的。”
家人见不到他，同志呢？也几乎没有人见到过他。一开始的学习会上，黑田在大众面前还露过几次面，到了后来除了革马派的领导人之外谁也见不到他。他的讲演会，或是革马派的集会上全是放的录音。
黑田宽一的录音带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开始是一段探戈舞曲，接下来就是黑田所特有的抑扬顿挫非凡明显，被称为“黑田节拍”的声音：“为了解散腐败堕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为了建设真正的革命先锋队，首先必须。。。。。。”，讲完以后，是一段从Radio Peking收录下来的《国际歌》，带着电波的沙沙声。
一直有人在问，现在在谁家里的书架上还能找到当年黑田宽一的探戈——讲演——国际歌的录音带，拿去拍卖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出版了的书总有人会去读，读者中间总会有人和作者产生共鸣。当年黑田宽一的头几本书出版了以后，慢慢地就有人找上门去，和黑田交流，这样一人两人，结果在黑田四周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开始从四个人开始的“工人大学辩证法研究会”的成员半年以后发展到了一百多人。还出了一本名叫《探求》的铅印杂志，创刊号只发行了300本，两年后超过了1000本。并且在黑田四周还出现了研究“黑田主义”的团体。
一天， 有个人找上门来，开口就对黑田说：“你具有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潜力”。
什么意思？这人是谁？
这人叫太田龙，他的本名叫栗原登一，但现在知道他本名的人不多，只知道他在参加政治运动时用的这个马甲。他是在1946年就加入了日共的职业革命家，入党时只有16岁。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太田龙看到了一张油印的叫做《反逆者》的传单。
这份传单确实是够反逆的，发行者叫内田英世和内田富雄，是一对兄弟，原日共国际派的成员。这个“国际派”的名字其实非常有幽默感：那不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国际派”，而是因为当时为非主流派的其领导人，后来君临日共几十年的宫本显治主张接受来自联共，中共的“国际批判”而得名，其意思是“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派别”。
不管是什么派，内田兄弟当初并不是日共党员，仅仅是反战分子。但不是一般的反战，这对兄弟称得上是铮铮铁骨的好汉。他们敢刀头舔血：跑到皇军近卫联队的驻地去散发反战传单，被宪兵当场抓了起来。弟弟富雄被关在以后关甲级战犯的巢鸭监狱，和日后的日共“国际派”领袖宫本显治，志贺义雄关在一起。哥哥英世则被关在代代木的陆军监狱，和日后的总理大臣吉田茂关在一起。正当特高警察预备枪毙这对兄弟的时候，麦克阿瑟带着美军来把他们解放了出来。
放出来了的内田兄弟没有跟着吉田茂去混，而是和宫本显治们一起掺和。宫本显治们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因此内田兄弟只要是反对斯大林的都觉得亲切。从1952年开始，内田英世和他弟弟内田富雄开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发行了一张油印的定期传单叫《反逆者》专门介绍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著作，而且以陈独秀的为主，因为都是亚洲人，轻易看懂。
看了这张传单，太田龙得出了一条结论：“托洛茨基是正确的”。
太田龙是行动派，得出了结论以后就马上行动了起来。立即和内田英世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反逆者》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并且积极为托派招兵买马，去找黑田宽一，想法子把他也发展成托派。
就这样，1957年1月27日，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内田英世，太田龙和黑田宽一成立了一个叫做先叫“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后又改名为“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小托派组织。别看一开始就这么三个人，在以后的20年中他们可是把日本给折腾得鸡犬不宁。
研究日本历史挺有趣。可能是隔得实在太近的缘故，日本有什么事，肯定会有中国人在帮忙张罗；同样中国有什么事，也肯定有日本人在帮忙掺和，这不日本人要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了，在里面穿针引线的还是一位中国人：彭述之。上过《中共党史》课的朋友可能都会记得这位铁杆托派吧，是他在这个小团体和第四国际之间交通，终于使其成为第四国际的正式成员，而不是原来那个自发的小团体了。
共产国际所属的党都有个通病，没事就喜欢在自己家乱找托派，对于找出来的托派则果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一来是出于对身处比自己强大几十倍上百倍的“阶级敌人”包围之中的不安和惧怕感，二来是对可能产生非常大破坏作用的“组织敌人”，也就是托派的由于历史原因的不信任感，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托洛茨基是一个天才的革命家和组织家，他能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组织成果。
托派一般自己不发展组织，而是采取一种很有效的“加入战术”。就是加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然后掠为己有。
“加入战术”是一个日语名词，拿一句一段时间在中国挺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打进来，拉出去”，“混进革命队伍搞破坏”的意思，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都非凡热衷于“挖托派”的原因之一。托派最喜欢加入的现存组织不需要问就是同属激进派组织的共产党，而且由于托派比一般共产国际所属共产党要更为激进，很轻易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你看，日共由于一时疏忽，立即就让托派成了气候。
日共京都府委员会委员西京司就被这个刚刚成立没几天的托洛茨基派联盟给拉了过去，而且通过西京司所把握的日共在关西地区的人际关系，这个“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立即在关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同年年底，这个组织改名为“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
当时日本的社会党，日共什么的属于“左翼”这点基本上没人否认。当然对日共到底是不是“左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理由后面会讲到），但不管你是不是怀疑，起码日共不会是右翼这点总不能怀疑。这些个左翼在日本被叫做“旧左翼”，因为马上就会有大量让你眼花缭乱的大小左翼组织出现了，这些个新出现的左翼被叫做“新左翼”。而所有的“新左翼”几乎都是从这个“革共同”而来。这个“革共同”是不是很牛？
“革共同”是一个托派组织，但参加者的托派程度有不同。有像太田龙这种号称“100%的，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有像黑田宽一那样实用主义至上，哪个主义好用就剪切点哪个主义贴来用的“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这就要吵架了。
吵架的题目听起来也挺有趣：“革命中国和革命日本的共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一派说中国现在是斯大林主义者掌了权，所以这是个伪问题。你真要那么叫的话，不如干脆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才叫心旷神怡呢。
另一派可不这么看。说这是“不断革命”理论的具体应用嘛。
还有一件事也要吵架。就是和苏联之间的北方领土，虐待战俘什么什么的问题。同意的理由不要说了，那不同意的理由呢：“什么苏联日本的，不都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财产吗？什么虐待战俘，不就是些军国主义分子吗？”
好，这就成天吵上了。吵吵来了就要分家了。到了1958年7月，太田龙就带了人分出去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其实吵架除了“理论上”的争论，关东人关西人之间的互相不买账也是个因素。所以太田龙分出去以后成立的组织一开始是叫做“关东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不和你们关西土财主一块干了。
这是“革共同”的第一次分裂。
分裂出去的那个组织后来改名为“日本托洛茨基同志会”，“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俗称“四托洛”或者“纯托洛”。还一直存续了下去，后来的少数民族爱努人解放运动就是他们主持进行的。有个挺有名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专门炸日本大企业像三菱公司什么的也是他们的亲戚。太田龙甚至被人称作“炸弹教的教祖”，怎么样，够潇洒的吧。但其实“四托洛”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和其他托派组织一样，他们采取的也是“加入战术”。但是轮到他们时日共已经提高了警惕，加入不进去，这才以社会党作为“加入”对象。社会党虽然是左翼，但不是个激进政党，所以社会党员们过激派很少，因此就是倒向了托派也不会是那种非凡过激的。不如说“四托洛”在那么多数不胜数的新左翼中反而是属于比较偏右的。
会不会有人问，那么日共就那么呆头呆脑地由着这拨托派自由进出地乱玩？
其实当时的日共正自顾不暇着在呢。
有人在评论二次大战对日本社会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时说过，是二次大战才正式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圈中分了出去。
这句话不轻易说明白，同意的反对的都会有。但是假如只从中日思想界的交流这一点来看这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战后两国的思想交流就停止了，双方互相思想的影响也停止了，后来中国的文革对于日本学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战时日本人对八路军尊重的继续。与其说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文革发生共鸣，不如说是中国当时的密封性使得日本大学生们产生了对“神秘”的憧憬罢了。林彪事件和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两字立即没有人提了。
这是因为战后两国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形态和价值取向和战前相比，中日两国有了根本的区别，因此中日双方的思想交流变得没有必要了起来。那么台湾呢？台湾和日本的价值取向有其相像的地方，为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思想交流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日本思想界在几千年中，始终是在被动的地位，只有被别人影响，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和传统。而台湾则可以说没有思想，只是按照大陆思想的教条出些馊主意罢了，所以这两地区发生不了所谓思想的交流。
日共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解。
日共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大它一年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修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世界上共产党不少，但最后成了气候的不多。假如不算原来东欧，北韩那种从维持会开始的共产党政权的话，真正共产党人自己把政权弄到手的也就只有苏联，中国和越南和南斯拉夫。但是第三国际把南斯拉夫开除了，这南斯拉夫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国家似乎还没有结论。当年先帝爷和赫鲁晓夫打口水仗，其中有一个争点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起码人家是从秘密斗争起家的。共产党要掌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嘛。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起码进入上世纪以后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总教祖马克思的那种抛弃国家的想法，而成为了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日共连在这点上都没占到便宜。日本倒是经历了一场对外战争，可日本是祸害人的一方。所以日共不像别的什么共一样把手一挥，带着大家去反侵略。又能得到老百姓的尊重，那当权者还不能说什么，看着憋气也只能忍。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中，日共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有几个日本老百姓能懂这“政治上正确”的玩意？在普通日本人看来，那可都是一帮“日奸”，就该被治安警察和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
再者，他那“政治上正确”也只是泛泛论而已。战前日共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的理论全是从老毛子那儿批发来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共产国际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被“绝对的天皇制”，“寄生的地主制”和“财阀垄断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要通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
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没法不熟，就是那个大多在党史课上学过的《联共党史》的内容。斯大林可是认为那玩意“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随便哪个儿子党发的指示全是那样。
其实把那套理论里面的“天皇”改成“沙皇”，再搁回1915年的俄国去，可能大差不差。但你要放到1925年的日本，当然大差也不差但是大对也就不对了。首先日本的天皇制就不是绝对的，日本地主的寄生性比俄国的也要差的远了。所以日共的主张得不到日本人民的支援也不算不正常。
斯大林批发到中国来的那一套被中共党人作了修改。但日本人喜欢搞“拿来主义”，什么东西都先拿来用了再说，等到发现不合适了再改改。但这东西不一样，这是裤腰带上拴脑袋地干活，发现不合适了，那脑袋就不再在裤带上了。
再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其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惨遭杀害，要不然就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非凡多。坐牢也分两类，一类是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像吉田茂首相，另一类是战后坐美国人的牢像岸信介首相。
比如日共的总书记，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是条硬汉子吧？这连总理大臣吉田茂都不得不服，那位吉田茂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麦克阿瑟来得快，把吉田茂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那，这位德田球一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
所以尽管吉田茂在反共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
不知道是不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麦克阿瑟来了，把德田球一从牢里给放了出来。不仅放了出来，麦克阿瑟还搞“民主化”，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
一般都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反共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麦克阿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政治不太感爱好，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一定要说和共产党有仇倒也不一定。再加上法国的戴高乐有句话对他特有启发：“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戴高乐就是那么做的，所以共产国际被打开的第一道缺口就是法共。
德田球一是个坐了十八年牢的英雄，但是甭管什么英雄也没有喜欢坐牢的业余爱好是不是？现在可以不坐牢了，麦克阿瑟还容许他们参加选举，选上了就是议员了，就发达了，谁不干？这德田球一就和从延安回来的野坂参三一起又把日共给重建了起来。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五个席位，德田一开心，就又规定了一条，以后不准叫“美军”或者“占领军”，得叫“世界人民解放军”。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日共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虽然后来“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对，结果不了了之，可也是了不起的一步哇。虽然1947年“2.1大罢工”时有点不太顺利，日共领导下的“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的委员长伊井弥四郎被“米国解放军”们押到广播电台播音室，用枪指着脑袋逼着发表中止罢工的命令算是领教了麦克阿瑟大帅爷的利害。但总的来说还能凑合，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两年翻了7倍！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德田没事在算离那个“日本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几天的时候，接连出了几件大事。
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忽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你不是他们叫“世界人民解放军”吗？那是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解放了的，那算是个什么东西，帝国主义崽子？
日共当时的最可悲之处就是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政党，一举一动都得听共产国际的。其实当时日共小日子过的挺滋润，他真要是像铁托那样公开举面反旗出来你共产国际还真能吃了他不成？
所以德田球一就不买账，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对着干。德田是日共的大英雄，所以他这边也人多势众，大家给他们起个诨名叫“所感派”。另一派就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所谓“国际派”了。
但是啊，祸不单行，就算当时日共想破罐子破摔和共产国际翻脸也没有机会。6月25日，韩战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你们家里的那些破事，反正你们都姓“共”，那就是一伙的，那边在打韩战，你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日本作为美军的韩战后勤兵站基地，不搞好安定团结不行，俗话说攘外必须安内嘛。
麦克阿瑟这就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的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就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又只能远走中国了，德田球一呢，当然也不愿再坐18年牢，跟着野坂参三一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那二位也牛不起来了（中共也已经正式开始批判日共了），那个所谓“有感”也就收了起来。积极检讨，立功赎罪。第二年1951年召开的日共第五届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上，采纳通过了德田球一起草的《日本共产党当面的要求》，采取了军事方针，走中国老大哥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虽然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也分时间场合。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呢？韩战一开，日本作为了美军的后勤兵站基地，光修那些在朝鲜半岛上被志愿军打散了架的坦克大炮就忙不过来了。这一下子景气就好了起来，景气一好再要搞武装暴动就不轻易了。日共组织的“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除了扔个把燃烧瓶，乘没人跑到派出所去打个上年纪的片警大叔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还搞坏了形象。52年的选举中原来的35个议席给全弄没了。
德田也郁闷，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主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追悼会迟了两年开。
德田球一的继续者们现在叫“日本共产党（行动派）”，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就知道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德田球一的正统继续人”。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回了日本。那时候麦克阿瑟也不在了，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定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作为占领军的东西就自然失效。乘这机会，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和解了。1955年7月又开了个第六届全国协议会（所谓“六全协”）来清算“五全协”的错误，重新制定一下今后的行动方针。
日共也是日本人。日本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矫枉过正，这一下修改修改行动方针可一下子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要按“六全协”的说法，以前全是“左倾盲动主义”，是乱来，是机会主义路线，从现在开始要开始正确路线。什么是正确路线呢？什么“唱歌运动”，“学习运动”，“助人为乐运动”，大家弄点钱来在公共厕所里添点免费的手纸肥皂什么的？
要说这也不错，但是那些“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怎么办呢？当初说要搞武装斗争也是中心指示，人家可是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现在不搞了，还要说上一句那是错误路线，当年被杀被捕的哥儿们就只能怨运气太差了。
这样一来，一直是绝对地被信任着的党的权威就垮了。日共这种像风车一样骨碌碌转的政策变化，一下子就使其丧失了最基本的支持群体：青年学生。
倒霉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呢。
前面讲过“日本托洛茨基者联盟”是1957年1月成立的。
1956年对于国际共运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第二件事是匈牙利事件。
现在的人可能不轻易理解这两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在中国的老佛爷时代以外，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非常酷的字。当时，共产党和革命党就是同义词，根本就没有共产党之外的革命党。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联共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联共总书记的斯大林则无可争辩的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人。啊，应该说是并列的神。全世界的革命思想家们都在拼命读斯大林全集，拼命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
这时候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总扛靶子赫鲁晓夫跑出来批判斯大林时，你说大家震动不震动？这件事和当年天皇的人间宣言有得一比，不，比天皇的人间宣言尤为震动：天皇的人间宣言是从神降到了人。而斯大林则是从神降到了恶魔。
苏联是工人阶级的乐园，社会主义国家全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对不对？可怎么工人阶级在自己的乐园内会闹起暴动起来了？这些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怎么就一起开着坦克去打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
要说明白这两件事可不轻易。日共就干脆不说明了，谁愿意想明白的自己去想去。
要不怎么叫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喜欢瞎琢磨，不管什么事，不琢磨得能说服了自己是绝不甘休。
有人在想，共产党能够通过自我批判来解决问题；有人则想，共产党这个组织本身出了问题，得成立新的革命先锋队了。
有人在想，斯大林的错误是出在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上面。现在的联共所采取的集体领导体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则想，斯大林的错误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在于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世界革命学说，去建设苏联这样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
有人在想，苏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祖国；有人则想，看看匈牙利的现状，苏联只是起了个社会主义的名字，和帝国主义没什么两样。再看看匈牙利暴动的原因，苏联也谈不上什么“工人阶级的祖国”。
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困扰着全世界年轻人的三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区分了传统左翼和新左翼。日本的托洛茨基派就是从这三个问题开始复活的。
当年日共的看法是：日本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质上是受美帝国主义占领的殖民地，因此首先必须把日本从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首先必须搞“反美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哪怕用唱歌跳舞的手段也行，多争取到一个人就是胜利。至于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但是，尤其是在大学生共产党员中，这套理论没有多大市场。大学生们认为当时的日本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附庸国了，日本自身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地步。根据列宁的名言：“帝国主义就是垄断”，学生们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说是日本已经帝国主义化了。
这就是以后在20年内一直在用的“日帝”这个名词的由来。
在大学生们看来，“广泛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民族排外主义的论调，必须批倒批臭。至于“和平共处”，那更是放弃世界革命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样日共就失去了控制大学生们的精神和理论力量。
1948年成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包括了几乎日本所有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是日共领导下的最大的学生组织，其领导成员几乎全为日共党员。但是说到底这个全学联只是日共领导下的组织，并不是日共的一部分。而日共在控制全学联之外，又在各大学发展“细胞”（后来叫支部）。这种本来是用来搞公开和秘密斗争的两套班子在那种非凡的历史条件下成了两张皮。全学联逐渐地就游离于日共的思想之外了，其实那只能怪当时的日共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日共真正独立还是在60年代末期和联共中共全部吵翻以后。
而全学联这么一个没有了精神和理论支撑的组织，一下子就会像沙滩上的大厦一样倒塌。作为“安保斗争”的序曲，看看当时正在进行的“砂川斗争”的经过就知道日共是怎么丢掉了对最拿手的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