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以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为出发点，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革命斗争发展的全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从中日力量对比、敌我力量消长规律等方面准确阐明了革命战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特点。且对于持久战的两类反对意见：“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同志指出：
“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阶段论划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持久战的革命道路。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要反复辟的。但这条革命的道路也必然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一方面，表象上诸多泛左翼机会主义小组鼓吹“立马融工”“一役速胜”底色的盲动投机；另一方面，也有人落入“革命已死”的悲观主义泥潭和看似“无可奈何”的改良巢窠。然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指出，这两者实则都不过是“速胜论”和“亡国论”在当今时代的逻辑再版。这两种极端论调都回避了革命制胜的根本——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与革命的组织路线，回避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历史责任；回避了眼下最紧迫的建设全国性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的历史任务。
本文力图重申唯有坚持“从地下到地上”的政治报路线，科学运用持久战精神和革命策略，才能在如今作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赵国内，与高度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逐步扭转阶级力量对比，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一、“速胜论”、“必败论”的过往历史和当今的逻辑再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在国共合作尚未成熟、工农联盟尚待巩固之际，两种错误倾向应运而生。
其一是蒋介石以及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的机会主义者，提出了“速胜论”这一贪便宜尚空谈，极具迷惑性的论调，这伙人主张依靠国民党正规军主力与日军展开几次大规模正面交战并幻想以此便能实现一举将敌人歼灭的结果，遂可轻松结束这场战争。可这一论调显然是脱离了，忽视了敌强我弱的这个现实矛盾的，他们代之以依靠其做分析和出结论的是自己头脑中臆想的别的什么矛盾，而非敌强我弱的矛盾。
现如今的机会主义者也喜欢谈一种逻辑再版的“速胜论”，他们认为只需贴近工人搞运动，即“立马融工”，再辅之以猛烈的宣传活动，就能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性”，就能以一种虚无缥缈的宽泛的政治影响力来吓死阶级敌人，甚至于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内于机动灵活的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器的重重包围之下实现单点的革命运动突破并在个别地方建立起革命的根据地。
抗日时期的“速胜论”固然是低估了日军的总体力量的，并且只关注了战役战术而疏于群众动员，只看到了某些片面静止的矛盾现象，且将根本的革命准备工作（在我们当下首先是建设起地下革命家组织这一革命运动的核心）和作为胜利之本的兵民抛掷九霄云外。
而先如今的机会主义分子显然也没有进步到哪里去，他们首先就忽视了如今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赵修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客观事实，不明白眼前资本主义治下的生产环节和单位都是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的，随之而来的中修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延续自身专政所配套的一整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统治体系，建立了组织庞大的、统一指挥而又武器装备先进的镇压力量。一句话，阶级敌人全然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施行统治和专政手段的——你北京38集团军不听令，邓小平就可以从南京调集12军来镇压六四群众运动。那么站在无产阶级政治的高度，为什么我们要做赔本买卖，要蠢到失去着眼全国做革命部署的眼光呢？
其二，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局部地方力量对中国抗战总力量特点和群众革命性的评估过于悲观，狭隘地认为国势羸弱，日武器先进，那么抗战必然失败。而为免更大牺牲就主张或放弃武装抵抗、或寻求屈辱的妥协谈判。这种“亡国论”的逻辑实质是对人民战争与民族革命觉悟的主观否定，是全然不见敌衰我兴的必然结果，其当时也为日军投降派汪精卫制造舆论奠定了基础。
而我们现如今有没有这样一种“亡国论”、“必败论”呢？同样是有的，不仅是常见的于革命运动中部分小资产阶级改良分子时有的悲观情绪和困顿，更是有一伙自觉的改良派，保皇党将这一“必败论”的逻辑装扮和延伸出一条完整的机会主义路线，这就是十年融工历史前后自发着冒头的“读书沙龙”、“调研报告”，空中楼阁式样建党的这一块内容，他们这一伙人笃定走不了也不愿走暴力革命这一条路，就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改良或者说自以为是的“和平演变”，他们乐于通过考公考研等途径为自己挣得似乎是能与统治阶级对话的权利，并借此幻想在统治阶级中扩散和落地自己的改良主张，一点一点地将整个修正主义的党翻转过来。然而分析其本质，也不过就是投机分子害怕和恐惧暴力革命，看不到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除目前力量弱小这唯一的缺点外所有的优点，更看不到敌衰我兴的必然趋势。只是一味地害怕资产阶级专政而妥协跪倒在其跟前祈求施舍，并在其中为自己捞得政治资本。
目前这样一股自发势力仍未消散，他们仍在以各种方式拖延和推诿，试图“干扰人们形成一个列宁所极力主张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状态、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
亡国论者本身就是促成亡国这个可能成为实现的重要推进因素，而如今的改良主义分子，任何拒斥先锋队建设和暴力革命的分子也同样成了拖延革命、破坏革命的重要落后因素，对此马列毛主义者必须以雷霆手段将其驱逐出革命的队伍，涤荡这伙人的投机主张对于革命新芽们的恶劣影响。
二、持久战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预测了持久战的三个不同阶段，我们讲这个阶段划分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是抗日时局的基本情况，也对于我们现如今的革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凡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矛盾的转化，都是蕴含着普遍特殊、质量辩证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毛泽东同志将三个阶段划分如下：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由此观之，通过战争要实现敌强我弱这个阶级力量对比矛盾的转换，必定是要走过一个长期的、曲折的且具有残酷性的过程。谈及此处，就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往往看不到机会主义者关于这块一内容的探讨，毕竟此时的这一伙人从根本上来讲是反对持久战的，他们不愿也不能打持久战，只能含糊地说着相关的革命路线不可知。而马列毛主义者则开诚布公，清清楚楚地亮明自己的路线，绝不是像机会主义者那样扭扭捏捏，裁剪历史片段攻击马列毛主义者的同时又胡诌什么革命路线尚不可知，马列毛主义者的路线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
复辟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退居守势，每一处都呈现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敌人不同于抗日时期的敌人。在帝国主义中修，经济上政治上都高度统一，其直接体现就是遍布各省、统一指挥的镇压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处都呈现敌强我弱”的整个大阶段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要从无到有地建成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完成这一部分的任务后，再让这个革命运动的地下核心从全国部署的角度出发统筹和指挥地上融工工作，派出代办员，建设地上群众组织，从中以义务劳动和纪律将群众组织起来，发掘其中先进分子以实现地上向地下的大规模引流，进而壮大地下领导核心，发展地下暴力力量，为蚕食资产阶级的基层反动政权，建设无产阶级的地下政权而努力。**这就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两阶段论。许多泛左翼所熟知的“融工”工作，各色机会主义小组使劲喊着的“群众工作”（当然机会主义者的“群众工作”完完全全是推崇自发性，做群众尾巴的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工作），实际上主要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才能进行，否则就是幻想在高度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搞单点突破，同时也是认为不须有一支训练有素且全国集中统一的地下党员队伍，群众就能在“融工”中自发上升为革命家，还说什么“融工建党”，这和刘少奇“先有工会再有党”的自发论调完全是一丘之貉。
马列毛主义者所主张的“融工”工作，即从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开始进行的全国一盘棋的地上经济互助组织建设工作，除了能够依靠全国性地下代办员网络进退有据，立稳脚跟，持续地、工业化地实现衣食住用行各方面的业务以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正确路线下，无产阶级对组织这唯一的武器之运用。马列毛主义者所主张的群众工作，决不是庸俗地让群众得到一些蝇头小利，而是要通过地上组织的建设将无产阶级吸纳和组织起来，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利用经济互助的脚手架让无产阶级接受义务劳动和保卫组织进行战斗的检验，由地上到地下，有隔离有过渡，逐步培养其成为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预备队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暴力的兵源，真切地领导群众掌握无产阶级斗争的艺术，而不是困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桎梏。
任凭机会主义者怎样攻击地上输血地下的原则，明眼人都知道，地下政权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水平，而且只有依靠稳定的地下网络才能让革命行稳致远，决不能搞反向输血，搞什么地下为了地上。地下政权的决定作用，从地下执法权就可见一斑。从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开始，地下政权每位同志都要同时担任地下红军的执法义务，在“代办员整理群众诉求，地下党决策并提供跨区资源支持，革委会制定方案，轮班的地下执法队执行，群众组织提供掩护和情报”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组织得以发展，在一次次大练兵中锻炼自己管理国家的能力，同时又能以此在中修基层打洞，造成“谁都听说布尔什维克的传说，资本家和政府官僚陷入深深恐惧”的局面，也即资产阶级虽能照常来去活动，但一旦触碰地下政权红线，马上就会被不明力量惩戒乃至消灭，导致基层官僚机构无法正常运转，地下红军掌握着政治秩序，地下党借由代办员领导的地上经济互助组织管理着生产生活，这就是充分运用组织这唯一武器的必然成果，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革命根据地。
无论是蒲城运动，还是北海中学学生自发运动，都本应在正确路线上走上正轨。如果这些自发运动发生时，马列毛主义者已完成战略防御第一阶段建成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的任务并来到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地下暴力建设有所成果时，那么完全可以让群众的怒火不致落空：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统筹领导下，代办员可以带领和引导地上群众组织开展尽量避免无谓冲塔，不暴露政治目的的，有理有节有利的群众斗争，同时配合、掩护地下政权；由地下红军开展审判、执法、惩办罪魁祸首和破坏资产阶级镇压力量的斗争。而当地下领导地上的斗争不断深化，这些地区完全可以逐步向革命根据地演化。
到了**全国广泛出现局部我强敌弱的情况时，“华尔街”虽仍处于敌强我弱局面，总体上虽仍处于敌强我弱局面，但凭借着“工业区包围华尔街”的态势，**凭借着全国各处末梢环节的革命力量，凭借着在战略防御阶段所奠定的组织程度和斗争能力，地下党将会派出大量武装工作队开展系统性的政治工作，在敌后一边歼灭敌人一边组织群众，共产党员“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将地下政权的力量向外猛烈扩大，即使中修反动军警集中兵力反攻倒算，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守备薄弱的白区，被攻打地区的地上战斗队和地下红军与之周旋，守备薄弱的白区又被周边地区的武工队迅速攻破，这样就能够不断地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并且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这就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任务。
战略相持阶段后期，革命力量在长久以来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终将势不可挡，敌弱我强的局面将在全国每处造成，革命的决战阶段就到来了。无产阶级的扫帚将扫遍整个中国，那帮耍政治阴谋的机会主义害人虫也休想幸免。
三、当下革命实践必须坚持持久战精神
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革命绝非凭借一时的正面力量的冲击便可速胜，也绝非在高压专政面前必败无可挽回。它是一个长期积累、战略把握、阶段推进的过程，需要运用辩证法把握三阶段，在战略防御中保存与积累力量，在战略相持中蚕食敌人、锻炼自己，在战略反攻中实现革命胜利。
具体来讲，在今天，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把握好政治报路线推动工人革命事业，坚持全国性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的建设、全面匿名化、单线联系，严格区分地上地下，发展代办员网络；在已有全国性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同步开展地上群众组织工作，以经济互助诉求为切入点和表面掩护，全国多点同步开花，分散资产阶级镇压力量的同时发展壮大地下暴力斗争力量，在地下红军与地下人民法庭的组织下，研判力量对比，秘密抵抗和蚕食基层镇压力量、政权，为群众伸张正义，实现组织领导群众由地上到地下，经由地下政治灌输和地下斗争等协同工作考验成为自觉的革命者、代办员，再派回地上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壮大地下力量的正循环，不断扩大先锋队的力量，增强组织密度，增长无产阶级的整体革命力量，最终实现革命夺权，迎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曙光。